2005年1月19日中午，我手機上突然接到一個朋友的短信，內容很簡單：“22日告別紫陽，參加悼念活動，請致電治喪電話：010-5XXXXXXX”。

    兩年前，我聽一位老先生談起在一個高爾夫球場巧遇紫陽打球，說遠遠望去，紫陽略顯佝僂，但一拿起球杆，即腰挺背直。此刻這條短信讓我感到完全出乎意外。其實，這時距離紫陽出任總理已經25年，距離紫陽最後出現在國人視野里已經16年，他身體再好，畢竟不是金剛不壞之體，總有走掉的一天。但是在我心中，從來沒有預計過、設想過有這麼一天。一個公眾人物，他越是銷聲匿跡，你越是覺得他生命也會像聲名一樣凝固不動，從此靜止長存。我也和朋友們聊起過紫陽的壽命，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朋友輕鬆、自信、驕傲地說：“老趙是何許人也？什麼沒見過、什麼看不透？老趙且活呢，這幫人都死光了，老趙還活着呢。”話雖玩笑，但我們心裡都深以為然：以紫陽的豁達通融、雲淡風輕、舉重若無，生命似乎可以無限。況且，我們心中都有一個歷史的榜樣，這就是社會主義偉大的改革先驅杜布切克。杜布切克47歲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發起“布拉格之春”，兩年後被蘇聯解職；1970年6月開始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於布拉迪斯拉發附近的伐木所工作。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在有生之年還會看到共產黨一黨專政瓦解，還會鹹魚翻身。1989年捷克民主變革之後，杜布切克於政壇復出，1992年出任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主席與聯邦國會議長。因此，我們滿懷期望這一奇蹟會在紫陽身上重演。可是，在這個時候，我們都忽略了杜布切克復出時才僅僅68歲，正是紫陽去職時的年齡。

發給我短信的朋友當時不到三十歲，對紫陽不會有直接的了解和情感。他知道我是那一代人，想來我會關注此事，所以收到短信後轉發給了我。

   接到這條短信應該說純屬偶然。如果沒有這條短信，我雖然對紫陽充滿感情和敬意，但也不會想到我應當對紫陽的逝世公開表達自己的哀思。有了這條短信則完全不同了，我不可能無動於衷。於是，我很快按照電話號碼打了過去。電話非常容易地接通，我本來很自然地以為這個電話是紫陽家裡的電話，接電話的人應該是紫陽的某位親屬，會語帶悲戚地聽完我的致意。然而，對方僅僅簡單、職業、程序化地告訴我：紫陽的治喪辦公室設在北京金台飯店二層，如果想參加悼念活動，可以去辦公室詢問方法。

金台飯店位於平安大道和德勝門內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和北大附屬第一醫院新樓隔街相對。我早就聽到過這個酒店是安全部下屬酒店的說法，此時聽電話里這麼一說，我頓時明白治喪辦公室設在這裡的目的自然是為了方便管制和監控。

   沒有對中國政治恐怖有深刻了解的人也許根本想象不出來我後面的猶疑不決和苦思冥想。餘下的一天我都在反覆權衡分析：很顯然我最初的判斷是錯的，這個電話不是紫陽家的，而是紫陽去世後臨時安裝，從號碼就應該看出能得到這個號碼的絕非等閒機構，最可能的是中辦，也不排除是安全部門，這個電話本身就應該屬於紫陽治喪辦公室；當局如臨大敵，會最嚴厲地封鎖消息、淡化影響，但紫陽的家屬絕不容忍紫陽就這樣默默走掉，希望利用最後的機會讓紫陽和人民真正地結成一體，所以通過各種關係、途徑把紫陽逝世的消息、連同這個號碼透露並且儘量擴散出去；但是，紫陽親屬為什麼不擴散出自己家裡的電話、即便是臨時安裝的弔唁電話，而去透露一個官方的電話呢？這不是讓群眾與虎謀皮嗎？不過，我又自問自答地想，這倒也不難解釋：也許是紫陽家人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親自接電話，也許是紫陽家明白，如果把自己家裡電話擴散出去勢必被懷疑別有用心，而把官方電話公布應屬無大過；當然也可能這個電話本身就設在紫陽家，但已經被有關部門接管。這個疑問解除了，又一個問題來了：治喪辦公室完全可以回答謝絕參加，為什麼要讓人親自去金台飯店呢？可能有兩個答案：一是想引蛇出洞、請君入甕，布設陷阱羅網；二是紫陽畢竟影響重大，逝世消息畢竟無法隱瞞，當局預計想參與者眾而且涉及極廣，一一拒絕反倒引起公憤，於是，索性讓欲參與者親自提出願望，也可便於審核、管理。

   這一天的臨睡前，我做出決定：不論是何種情況，我都要去金台飯店，根據情況臨機而動；況且，這也是一個難得的觀察和記錄一個歷史時刻的機會。我撥通了當時來往最多的中學同學GY的電話，告訴他這一天我的想法，問他是否願意明天一起去。GY的政治觀念並不十分鮮明，但他足智多謀、熱情好事，一口答應一同前往。  

   上床之後，我久久不能入睡，腦海里如放電影般以第一人稱回顧着紫陽的一生，又如放電影般呈現了八九年六四的整個過程，再如放電影般交叉比照重疊回憶十六年來我自己的人生和紫陽的生活，眼裡的淚水和心裡的潮濕幾次交替湧上。

    一月二十日上午，我接上GY，然後去金台飯店。進了飯店大院，我特意把車停在一個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裡，然後和GY走下車，沒有猶豫地直奔酒店大門，同時不漏聲色地左右觀察停車場裡、酒店周圍是否有閒散人等和監控攝像。

    一月是北京旅遊飯店業最清淡的季節，如果不是治喪辦公室設在這裡，我想此地會是人跡罕至。 但即便付此重任，金台飯店大堂里的情景也比我們想象的要冷清，只有三三兩兩人走動、出入，偶有閒坐的人，也顯得百無聊賴，不像是負有任務。直到我們上了二樓，才看出異常的熙攘。

   治喪接待設在八樓一個大會議廳里。大廳最里端一字排開七、八張條桌作為接待台，條桌里側坐着十幾個工作人員，面對條桌外側七、八張椅子上坐的人，有的登記，有的簽到，有的查閱，有的回答問題，有的發放資料。來訪的人應該有三、四十個，在我們剛要進會議廳的時候，正好有一個學者模樣的老人被兩個年輕人攙扶出來。

   我們沒有直接去接待台，而是先很自然地坐到在會議廳最外側的一排沙發里，仔細觀察着接待的人和來訪的人——當然我們很可能也正在被別人在暗中仔細觀察着——。 接待的人以女性為主，穿着不一，和隨處可見的的粗俗八卦的女機關人員沒有什麼區別；來訪者基本上是白髮蒼蒼的老人，很多是被年輕人陪着來的，中年人不多。

   在我們不動聲色的觀察期間，我們搞清楚了，紫陽的悼念活動就是二十二日——後天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到這裡的人都是來領取儀式的入場卷。於是，我們找到一個我們自認為是最不引人注意的時刻，走到接待台前，告訴要領遺體告別儀式入場卷。接待人員問我們是否有提前申請預約，我們自然說有；接待人員隨即查詢名錄，自然查不到；於是告訴我們沒找到名字所以不能給我們入場卷，然後再不理我們分說，轉頭去接待別人。

   這種結果其實並不出意料，我們沒想過輕而易舉就隨心所願。所以我們也並不灰心，回到沙發上坐下，繼續再觀察着尋找機會。一旦到了這裡，其他如昨天的憂慮、擔心索性就沒有了，唯一的想法就是達到最終目的。

   坐着坐着，我們看見一群穿着黑呢大衣、臉色黑紅、其貌不揚的人晃晃悠悠走進會議室，一望而知是中國縣城中人。這群人大大咧咧來到接待台前，用河南話和接待人員談着什麼。我們立即猜到這一定是紫陽家鄉來人。家鄉人在這種時候往往本領很大，對紫陽感情比當局的人深，警惕性也不如當局的人強。於是我們盯住他們，他們和接待人員交涉完我們就跟着他們走出會議室，下到一層。在一層我們攔住其中領頭的矮個子，口氣謙恭地告訴他：我們當年正在讀大學，對紫陽的感情非常深，今天特別想有機會送紫陽最後一程；您們是紫陽家裡的領導和親友，肯定有辦法和本領幫我們實現這個願望。矮個子站定，雙手插在口袋裡，看着兩個一臉誠懇地求助自己的北京人，顯出非常理解但愛莫能助的神態，繼而操着一口河南土調教育我們：“感情深，主要是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不一定要非去追悼會。”當時我們正着急和焦慮，沒有心思聽他多扯。事後想想，這人說得其實挺有水平；再看那服土派頭，十足是個小官僚，在當地應該是個人物。但和紫陽政治思想保持一致還能威風不倒，也算是個奇蹟。

   離開了矮個子一群人，我們繼續在飯店裡上下逡巡，尋找可能的機會。李敖有過一段話談各國法治的特點，其中談到，美國是除了法律上規定不能做的你都能做，德國是除了法律上規定能做的你都不能做，意大利是不論法律上規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蘇聯是不論法律上規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不能做，國民黨是不論法律上規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也都不能做。在這個國家呆長了，我們都堅信，沒有任何事可以順利做到，也沒有任何事一定做不到。

     八層來訪者比剛才多了起來，總共能有七八十人。我們湊到三三兩兩議論的人群旁，有一個人對我們說：去到旁邊休息室，找趙紫陽的家裡人。

我們趕快按照他的引指，敲開不遠處一個小休息廳的門。 裡面只有幾張沙發、茶几，有三四個人。一個二十出頭的胖小伙子站起來接待我們。簡短的對話後，他告訴我們：“去我姥爺家吧，我二舅在。我姥爺家在王府井旁邊的富強胡同6號。”         

   出了飯店，我們開車直奔王府井。路上我們議論着去紫陽家可能的遭遇和對策。去紫陽家，比僅僅來金台飯店顯然兇險的多。如果遇到公安詢問，我們如何回答？如果被警察帶走，我們如何脫身？我們是編造一個身份，還是如實告訴？更往後的事情我還好，GY是體制內的人，一旦單位知道後續會很麻煩。這些都似乎應該在抵達富強胡同前想好。

   臨近春節前的北京，路上已經不如平常擁堵；加上時值中午，車流也見稀疏。我們很快就到王府井，而且出意料順利地確定了富強胡同的位置；此時。我們要想的事情半件也沒想清楚。

   進入富強胡同之前，我把車停在一個公共停車場上，然後打電話給一個熟人。此人是富強胡同緊鄰的一個著名購物城的內保，應屬臨時工一類。我們在朋友的酒局上無數次遇見，最近幾次一直都聽他興沖沖地通報自己已經被安全局吸收為外圍，大有妓女從良的得意。熟人聽我說就在附近，立即迎了出來。我一說出“富強胡同”四個字，他就明白了原委，問我：“你要去？”我問：“有事嗎？”他說：“這兩天盯得很嚴，不過正常去，應該問題不大。反正要小心、小心。”

   富強胡同坐落在沙灘和王府井之間，是一條狹窄、破舊的小巷。如果不說，根本無法想象此間還會有足以讓紫陽住進去的院子。胡同一輛車通過沒有問題，但如果恰恰雙向都有車就難辦了。但即使這樣，像北京大多數胡同一樣，還是有幾輛車不自覺地長時間停在牆根下。時值冬日午後，胡同里幾乎不見人來往，我們兩人一進去幾乎被一覽無餘。這真是一條便於監視的街道，即使在最好的季節，也只會是住在其中的人來往，而不會有外人穿過，更不會有人停留站立。只要裝幾個探頭，就沒有死角。

   從富強胡同西口往裡沒有多遠，路北一座不起眼的院門上“富強胡同6號”的陳舊的路牌就被我們看見。同時被我們看見的，是正對面的三四個攝像頭。院門斑駁陸離，院牆青灰剝落，我們在門口略站片刻，就按響門鈴。實話說，我們心中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 的，一是因為身處是非險境，二是我們貿然來訪，紫陽家屬是否歡迎、是否納入也在未知。當時我們並不知道之前兩天，已經有大量北京市民自發來到紫陽家裡悼念。

   很快有人來開門，是一個中年婦女，像保姆樣子，非常痛快的請我們進去，然後立即關上兩扇大門。

   紫陽家的簡陋、蕭條、殘敗是我們意想不到的。一進去是一個很小的院子，或者只能算是一個過廳，進入過廳小門是第二進院子，第二進院子有一個大的影壁，繞過影壁的是主院，東屋就是紫陽的客廳兼書房。中年婦女引我們進去，我們慢慢打量紫陽生活了最後十六年的地方。

   紫陽的客廳兼書房大約有六、七十平米，有沙發、書架 、書桌、椅子、藤椅等，是一個典型的不善收拾的老年人的室內的零亂陳設。屋裡有一個特點，就是到處都是相框，裡面都是紫陽和孫子孫女們在各處各地的合影，可見晚年弄孫之樂給紫陽帶來多少欣喜快慰。屋子裡一切應該如舊，只是臨時布置了靈堂，多了花圈、鮮花。紫陽那幅身穿灰色短袖稠衫、雙手叉腰、笑容可掬的著名照片掛在東牆上，後來流傳很廣的兩幅對聯：“能做你的兒女是我們今生的榮幸，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 “倡民主堅守良知兒女為你驕傲，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分掛兩側。我注意到遺像下面田紀雲的花圈，其他花圈落款我基本上就不知道是誰的了。

   正在這時，從門外進來一個四十左右、個子不高，身體有些向前彎曲，走道搖晃，象個北京小痞子人。他走到我們身邊，向我們伸出手，自我介紹說：我是趙二軍。我過去只知道紫陽的兒子叫趙大軍，剛才在金台飯店紫陽外孫說二舅在家，這人又說叫二軍，我自然明白這一定是大軍的弟弟。然而看他舉止神態，地道一個老北京的社會青年，怎麼也不像曾經的二皇子。最讓人想笑的是，他穿着一件幾乎可以用破舊形容的草綠色粗毛線衣，一望而知是八十年代初的產品，連我這樣從不講究的人都有十幾年不穿這種檔次，更別說損壞程度的衣服了。我們握住二軍的手，向他表示我們的沉痛，告訴他我們是當年北大的學生。然後，二軍站在我們身後，看我們向紫陽深深地三鞠躬。

   後來我看杜導正的女兒杜明明在《他尊嚴地走了——趙紫陽臨終紀實》裡寫到，好多人在紫陽家對着紫陽的遺像失聲痛哭，包括從來沒有見過紫陽的普通百姓。我在真正面對紫陽的時候沒有流淚，但是這十六年裡，當我想起紫陽，當我回味起在那個讓我一生一世魂牽夢繞的尖峰時刻紫陽的行至時，多少次為他淚濕襟懷。

   十六年來，我在腦海里無數次浮現出紫陽，在心裡無數次回味着紫陽，今天我終於離紫陽如此零距離。此刻，我時空穿越，努力地去想象、去描繪、去勾畫十六年前的情景。那夜北京城破淪陷，坦克和軍隊突入，京城四處火光沖天、彈林矢雨。長安街屠城和天安門血洗之後，民運領袖們四散逃亡，百萬市民如鳥獸盡。後面的幾天，北京城十幾萬人流亡，空城絕跡，家家閉門杜戶，整個京城像地獄、鬼城和死域一般；與此同時，全國其他城市卻揭竿而起，焚燒搗毀。接下來是全國的大逮捕、大搜查、大處決。在那段風雨飄搖、肅殺恐怖和血雨腥風的日子，人人性命難保、自顧不暇之際，誰也沒有去關注、去思忖在不見天日的京城另一個世界裡、在整個事件的漩渦最中心、在人們永遠無法看到的地方，同時發生的另一場驚心動魄的故事。鄧小平在公開對人民發動戰爭、鎮壓和屠戮的同一時刻，更在暗地裡開始了對內部的圍捕、清洗和整肅；紫陽做為最大的內部威脅必定第一個遭到懲罰。這段故事至今紫陽沒有透露過一個字，也沒有見過當年參與或身在旁側的人進行過披露。紫陽如何被帶走？他最初被囚禁在哪裡？有着什麼樣的驚險經歷？遭到過怎樣的屈辱和虐待？當時軍隊殺紅了眼，誅殺紫陽以謝亡者之聲絕對會有。權勢瞬間崩塌，希望頓成泡影，自由突然喪失；生命的危如累卵，子女的離散飄零、不知所蹤，別時容易見時難的無限江山......面對個人的兇險、山河淪喪和國破家亡，紫陽的的心情是如何的沉重、慘痛和沮喪？他有沒有恐懼，有沒有絕望和悔恨？這一切，深深地迷惑和吸引着我。

   鞠躬後，我們在二軍的引導下在書房門口簽到台紫陽悼念薄上簽名留言。我在留言簿上寫：紫陽萬古不朽——獻給我最崇敬的共產黨員。

   然後二軍帶着我們參觀紫陽書房的每一個角落，在這不長的時間裡，我浮想聯翩，想象當年紫陽在此的音容笑貌。

   將近離開，我們告訴二軍，非常想參加紫陽後天的遺體告別活動，但金台飯店不給我們入場券，希望他能滿足我們的願望。二軍說可以擠出一張入場券給我們，但兩張實在給不了。再我們的一再懇求下，二軍說你們可以再去金台飯店，大軍下午過去，現在應該在那裡。

   二軍轉身出去，片刻返回，遞給我們一個白色信封，裡面是一張請柬大小素白的入場券和一個車證。我們真誠地謝他，然後他送我們出來，出來時我們注意到這所院子還有第三進。

   從富強胡同出來，我們又立即驅車重回金台飯店。等我們回到金台飯店，才剛到下午兩點，平時這個時候我還沒有起床。

   這次我們輕車熟路，很快在上午的那間休息室里見到紫陽的長子趙大軍。

   大軍尖臉，體型瘦消，認誰一看，就是二軍的一奶同胞，只是比二軍略大半號、老幾年，也是身體有些向前彎曲，明顯看出滄桑與落魄。兩人最為相似的是，大軍居然也穿着一件和二軍質地一樣的老式粗線毛衣。不同的是，大軍毛衣的顏色是米黃，略微比二軍的那件新些。紫陽這兩個孩子長相看上去都不像他，人都非常樸實、隨意。往高里說，和紫陽一樣都有自由主義氣質；往低里說，絕不像白痴李鵬那幾個紈絝子女似的裝逼。我想讓大軍、二軍做官，他們肯定不願做，也做不來。

    在金台飯店八層那間供紫陽家屬休息的會議室昏暗的燈光里，我望着匆匆走進走出的趙大軍，有一種時間倒錯的感覺。十六年前即如雷貫耳、“倒彩電”風傳全國的趙大軍，今天終於站在了我面前。我很難想象他這十幾年是如何度過的，在八九年那段風雨飄搖、肅殺恐怖和血雨腥風的時間裡，紫陽的孩子們必定會經歷了無數驚險、慘痛和顛沛流離——在寫這篇回憶文章時，我特地在互聯網上查了一下大軍的信息，不多的幾條信息說，六四屠城、紫陽被審查後，李鵬處心積慮要借刀殺人，大軍、二軍前程未料，安全不保，只得背井離鄉、避禍他國、飄落海外；二軍更是持假證件出走香港。紫陽晚年思子心切，無日不念。但大軍、二軍何時才不予追究、何時回國，卻無從查起。而他們在海外飄零的經歷，又是一部現代河山破碎、國破家亡的皇朝舊事。

    大軍人比二軍沉穩、老成和幹練，他聽完我們敘述，立即取出一個同樣的信封，並感謝我們的參加。我們起身，再次向大軍表示哀悼，然後握手告辭。整整大半天的忙碌，回到家裡已經近四點半，天色將冥。

    一月二十二日周六早晨，天氣寒冷。六點半，我和GY一同驅車延西三環到五棵松，上長安街西行往八寶山。從西四環到長安街，只有不多的車在疾駛。一路上我們都在想，這些車內，也許有同樣趕往八寶山送別紫陽的吧？

   臨近八寶山，長安街西向最內側車道流速逐漸慢了下來，車也逐漸增多，我知道，這一天註定不同尋常的跡象開始顯現出來了。

   在八寶山西側南北向路的南口，車流終於停滯下來，同時，大批警察和警車出現在眼前。我們看見，這條路已經被封鎖，車流停滯的原因是警察逐一核准進入的車輛。封鎖線外聚集了許多人，但視線的原因我們無法看清聚集者的動態。

   將近二十分鐘，我們的車來到封鎖口處。幾個警察示意我打開車窗。車窗打開後，警察沒有和我們廢話，只是用兩個手指輕輕一捏我事先放到車窗左側的專用停車證左上角，即揮手讓我們進入封鎖口內。我之前一直想，如果我私自複製一張車證或者入場券然後混進去，他們該如何發覺，這時我這才明白，原來專用車證左上角有一個凸起的記號是鑑定真偽的暗跡。

   在大批警察看守的八寶山西門，車又停下，這次是真正查驗入場券，此次如何識別入場券的真偽，我已經沒有了印象。通過查驗，在停車場停下車，我們來到了紫陽告別儀式的大廳外。這個大廳是幾號廳我們搞不明白。門外可以用人山人海來形容，連我也沒有想到會有如此多之人。大概官方本打算搞一個規模極小的儀式，除了家人、親朋和友好，也就是有關方面人員代表。最後規模如此之大，估計也是出乎意料。規定的告別時間還沒有到，但看廳里的樣子又似乎已經在進行。旁邊有人說，是賈慶林剛剛走。我聽了覺得可笑：在共產黨眼裡，紫陽最後不是自己的一員，不是反對派，而變成了被統戰的民主人士。

   上千人在刺骨的瑟瑟寒風裡等待着進入告別廳。我注意看整個人群的氣氛，是沉默和壓抑。人群外側來回遊弋着無數穿制服的警察和明顯晃動着更多着便裝的工作人員，在維持、控制着秩序。人群中不時一陣喊叫、一陣騷動，原來是有人拍照，一瞬間旁邊就衝出來人喝阻和制止。如此一來，大家知道人群里潛伏着數不清的便衣，自己身邊的人可能就是便衣。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成功地照了幾張相。我注意到，不時有一輛軍牌車，直接劃開人群，開到弔唁廳附近，下來一個滿臉驕橫的青年，從後座扶出一個老人來。我想，紫陽畢竟當過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樹大根深，即使已經成為當局極為敏感的敵人，也還是有些特權者不避嫌疑地與他親近。

   八點五十分，穿制服的警察和着便裝的工作人員開始用喊話和手式讓人群面對弔唁廳大門集中。從弔唁廳門口起，兩堵大約七、八米長的人牆已經排起，人牆均着黑色西裝，平頭、雙手後背，一望而知是來自哪裡，弔唁的人們必須以一行五六人的縱隊從這兩堵虎視眈眈的人牆中通過，才可以進入弔唁廳。兩堵人牆後更密密匝匝站立着四五十人，目光死死盯着人流。弔唁者被緊緊夾在兩排人牆裡，只能往弔唁廳里走，而無法退後或橫向邁出一步。在我臨近弔唁廳不到五六米的時候，突然看見兩邊人牆中同時竄出三四個人，突入弔唁人流，餓虎般抓向隊列中人。人流頓時大亂，我急速看去，看到他們抓向的是一個矮個黑衣女孩，此女髮型衣着都很怪，左右雙臂外側各掛一個條幅，上面有字，長及地面。條幅肯定不是剛剛掛上，應該是此女原來穿一件大衣，罩住條幅，等到將近進門，這才脫去大衣，露出條幅，不想瞬間即被發現。左右虎抓的人並沒有拖走女孩，只是扯去條幅。因為速度太快，估計無人看清條幅內容。出此意外，人們顯然受了驚嚇，後面的時間裡更加安靜、規矩，不敢稍微發聲和逾矩。

   很快我這一排人走進弔唁廳。弔唁廳里異常擁擠。我有生以來參加過不多幾次遺體告別，但即使是普通人的儀式，也鮮有這般擁擠的空間。空間如此狹窄，一是因為房間本身就不大，一是因為裡面站立着太多的人——除了紫陽遺體左側十幾個親屬之外，其它空間都站滿了各色“工作人員”。不誇張地說，在任一時刻中，弔唁廳里“工作人員”的數量比弔唁者的數量還要多。正面和兩側，無數監控探頭對着大門、對着紫陽遺體、對着弔唁人流。弔唁廳里雖然響着哀樂，但沒有絲毫肅穆、沉重、莊嚴和悲傷的氣氛，只有明晃晃的燈光、密密麻麻的監視者和到處晃動的人影，嘈雜、慌亂、緊張、匆促、倉忙，亂鬨鬨一片。雖然尊享共產黨的香火與殊榮未必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如此侮辱和怠慢一個為自己出生入死、鞠躬盡瘁者，足見它的忘恩負義和過河拆橋。

   我混合着其它弔唁者，幾乎是在此起彼伏的壓低的催促聲和上百隻警惕仇視的眼睛的驅趕中向紫陽遺體三鞠躬，然後匆匆圍繞紫陽遺體半周，儘量讓目光在紫陽身上多停留一會，儘量仔細地把紫陽最後得儀容攝進眼裡、銘記於心中。

   紫陽的遺體躺在玻璃罩里，瘦小干黃，已經看不出原來的樣子。 我淚水此刻洶湧而出，紫陽紫陽，一代人傑，絕世良知，就這樣草草、淒涼地走了。紫陽慢行，稍後歸來，中國人民會為你舉行一個真正人民的百年國葬的。

   人流魚貫從弔唁廳口出來，有一個工作檯，幾個工作人員發給每人一張32開的紫陽遺照，遺照用一個白色信封裝着，信封右下角寫着“富強胡同6號”。

   領完照片，人群被驅離八寶山，一律不得停留。我們本想在這裡多逗留一會，能再細緻的觀察、再深入的感受，但現在只能這樣匆忙離開了。

   車再過八寶山西街，原來聚集的人群基本上都散了，警察也比來時少多了。

   從八寶山回程的路上，我和GY談論着今天的見聞，GY說，今天沒事便罷，如果有什麼意外，來的人全在錄像里，“一個也跑不了”。

   幾天后，我從外電得知，其實在一月十七日之後的幾天裡，富強胡同紫陽故居外抓走了好些人，也發生了許多衝突和毆打事件。 
   又幾天后，GY告訴我，他聽說紫陽家鄉來了一百多人，“肯定包括咱們見過的那幫老冒兒”，在北京飯店、金台飯店連吃帶住，最後拍拍手走人。中辦攔住讓買單，家鄉人陣陣有辭地說：“紫陽為黨幹了一輩子，俺們是黨中央的客人，單應該黨中央買。”黨中央搞的定紫陽，搞不定紫陽家鄉人，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紫陽追悼會上那張署名“富強胡同6號”的家屬贈送的遺照，十年來一直擺放在我客廳壁爐側的格架上，是除了我自己和家人外唯一一張外人的照片。 

   直到我寫這篇文章查閱相關資料時，我才知道，紫陽逝世直到遺體告別，北京如臨大敵，做好了所有防備和應急準備；出席紫陽遺體告別儀式的人，有兩千五百人；有許多人去過金台飯店，也見到趙大軍，但最終沒能領到入場券；在紫陽遺體告別儀式進行的時候，八寶山封鎖線外想進入的市民和中外記者，有上萬人：

   “八寶山革命公墓正門前聚集的民眾在九點鐘確認有數千至上萬人，據報還有大批的大學生被堵在地鐵裡面不得上來。公墓門前數百警察和數量不明的便衣警察在不斷的驅趕民眾遠離門口。現場幾十個中外攝影師也被警察不斷的驅趕，不時發生着衝突。

   門前聚集的黑壓壓的悼念民眾、警察、便衣、記者人山人海。九點前後，坐着豪華轎車的要人不斷的進入門內。民眾不斷的被驅趕。

   民眾:警察太多了，一層層的到處都是，最少有二百多人(8:50分)。我們六點半就到了。那時還沒有多少警察。

   九點多鐘，民眾和記者不斷的被趕離門前50米以外。一名試圖拍照的人士馬上被20多名警察圍住要求出示有效證件。

   八寶山公墓正門前聚集了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京報等中外記者，許多攝影記者不斷的被驅趕，9:05時分，一名外國攝影記者被警察抓住攝像機推向遠處。9:12，警察在驅趕英國攝影記者時現場又發生了騷亂，現場目擊者報告說外國記者遭到毆打。還有的外國記者不斷的在電腦上打字，並對着麥克風播送現場實況。

   9:15，現場又來了兩車增援的警察。民眾被越來越多的趕往外圍，訪民舉着的趙紫陽照片被警察奪走，外國記者紛紛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