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2日，各大網站都轉載了一篇來源《新京報》的文章《蘭考大火記者手記：發布會前官員調侃女幹部》，並配有文章的《核心提示》：“蘭考孤兒收養家庭相關報道近日引起熱議。據媒體披露，1月5日，就在蘭考官方的新聞發布會前，記者和蘭考縣裡官員同乘一個電梯，據記者描述，他們沒有見到官員因為7個孩子的死而面帶悲哀神色，反倒一直調侃同行的女幹部”。

        生怕有人看不到，我特地把這篇文章的全文轉發如下：

        1月4日，元旦假期後第一天。將近中午12點，我的電話響了。

“蘭考出事了，燒死了7個孩子。趕緊去。”電話那一端，部門副主編的語速比往常快了許多。他說，孩子是一名叫袁厲害的蘭考婦女收養的，都是有疾病或殘疾的棄嬰。

大火、棄嬰、收養、病殘。我不禁心頭一震，出大事了。

當天中午2點多，我和攝影記者侯少卿，坐上了最近一列趕往鄭州的高鐵。我的同事孔璞，恰好在鄭州採訪。得知消息後，她已趕赴現場。

隨着時斷時續的信號，我開始不斷刷新最新新聞進展，搜羅關於袁厲害的一切信息。

說實話，蘭考當時給我的印象，只有一個電視劇里的焦裕祿，是個好官。

1、袁厲害是誰

開三輪車的、開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沒有一個人說袁厲害壞。一名上海的同行說，袁厲害一個鄰居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知道嗎？沒有這場火災，她肯定能‘感動中國’”。

1月6日上午，我第一次見到了袁厲害。她有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在接受調查時突然發病，被家人連夜送進了醫院。

躺在病床上的袁厲害身形胖大，穿着寬大的深色棉布衣服、像個農村的鄰家大嬸。

家人說，她一直昏睡，中間醒來過，不是號啕大哭，喊着死去孩子的名字，就是狠勁撕扯自己的頭髮。接着，又睡去。

看到網絡上對袁厲害的描述，有人說她借孩子騙低保，還有人說她賣過孩子。看到眼前的袁厲害，我心裡多少還是有些疑問：她和孩子們的感情真這麼深嗎？她有網上說的那麼壞嗎？

袁厲害始終昏睡，採訪無法進行。我走出蘭考縣醫院，準備再採訪一下她的鄰居，也多少想印證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剛走出醫院，見到一名身穿圍裙，黑瘦的婦女走到門口，一把就拉住了袁厲害的兒子杜鵬，接着就淚流不止，當着十幾個媒體記者哭出了聲，嘴裡重複着一句話“咋會這樣呢”。

杜鵬也哭了。

在袁厲害的家門口，一名老人家正對着鏡頭大聲質問記者：“誰說她不好，憑啥這樣說？我和他對證”。為了養別人的孩子，小兒子杜鳴被送到奶奶家，12歲才被接回來，母子關係始終不怎麼好。

旁邊的人說，不光蘭考棄嬰，外地的家長也往她家送。沒有袁厲害，這些孩子早就死了。

郭海洋說，他的岳父多少有點異議。他勸說袁厲害，不要再多收養孩子了。袁厲害不聽。

因為收養棄嬰，袁厲害的名聲越來越大，送來的孩子越來越多。

郭海洋說，他岳父擔心，在自己還能撫養這些孩子的時候，這些孩子還有人管，等他們老了，這些收養的孩子會是自己子女一輩子的拖累。

第二次見到袁厲害，是在7日上午。一家媒體開車想拉着袁厲害去福利院。這時一個與袁厲害熟識的人衝過來，伸手塞給她幾十塊錢，她眼淚直流，又哭起來。

採訪結束後，我和幾名同行坐在一起，討論袁厲害究竟是啥樣的人。大家各自聊起採訪經歷，開三輪車的、開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沒有一個人說她壞。

一名上海的同行說，袁厲害一個鄰居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知道嗎？沒有這場火災，她肯定能‘感動中國’”。

2、孩子們有多苦

袁厲害的兒子杜鵬說，孩子們治不了的病，要不沒錢看病，沒過多久就死了。帶到地里，挖個坑就埋了，連個墳頭都沒有。

8日晚上，我終於和袁厲害建立了聯繫。此時的她，已經受到了兩名“保安”的特殊照顧，一批批記者被攔在了外面，也包括我。

無奈之下，我打通了袁厲害小兒子杜鳴的電話，再由他把手機轉交給袁厲害。

從出事至今，袁家人幾乎從沒拒絕過我的當面採訪或是電話採訪，只是感覺袁家人都不善於表達，甚至為表達不出心裡話，有些焦急。

電話那頭的袁厲害聲音很低，很客氣。雖然沒見過面，但總是以“弟弟”稱呼。她開口就是，“他們為什麼不讓我見你，我想見你們呀，弟弟，你們在哪”。

當我提出採訪時，她仍然是“你說吧，弟弟，我聽着”。電話那頭，她有些激動，言語有些混亂。她說，她給孩子們辦過殘疾證、辦過孤兒證，但是沒一個能辦成的。

袁厲害說，她寫過申請，縣殘聯沒給她一分錢。說到民政局，特意壓低了聲音，“他們根本就不管我”。說着說着，一提到孩子，電話中的袁厲害號啕大哭。

郭海洋的記憶里，他的岳父母都很疼愛這些孩子。一個白化病孩子白妮，每天睡覺都摟着袁厲害睡，嘴裡還叼着袁厲害的衣角。她從不打罵孩子，也不允許別人打罵。

聽到這裡，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來安慰她，在電話里沉默了好一會。

這些孩子，大部分生來就是殘疾，或重病，被家人拋棄，吃着變餿的飯菜、穿着別人捐的舊衣服。雖然是殘疾人，辦不下殘疾證。是實質的孤兒，法律卻不認可。唯一留在這個世界上的身份，還是袁厲害“非法”辦來的。而他們的命，是袁厲害給的。

我同事侯少卿在福利院陪了孩子們一整天。             

1月6日，他說，他拍到一張照片讓他非常震撼。“你看這孩子穿着什麼”。順手遞過了相機。

在他的回放顯示屏上，一名15歲的男孩子，穿着一件帶花的半透明女裝。

袁厲害的兒子杜鵬的話，讓我感受頗深。他說，孩子們治不了的病，要不沒錢看病，沒過多久就死了。帶到地里，挖個坑就埋了，連個墳頭都沒有。

3、蘭考有些官員好冷漠

蘭考縣新修的行政事務大廳，寬敞明亮，甚至頂樓一層的房間未被利用。採訪期間，有媒體報道，蘭考縣財政局花2000萬建辦公樓，卻沒錢修福利院。

我從事記者職業，至今有五年多，接觸過多種風格的地方官員，蘭考的官員們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5日是蘭考官方的新聞發布會，也是火災後唯一一次發布會。

我和南方都市報記者到達時，恰好和蘭考縣裡官員同乘一個電梯。

在這間電梯裡，我們並沒有見到他們因為7個孩子的死而面帶悲哀神色，反倒在電梯打開的一刻前，他們還一直說笑着，還調侃起一名女幹部“看你像省里來的”。

我和南都記者不由低頭，各自嘆了口氣。

發布會上，副縣長念完了稿子，和民政局長、宣傳部副部長轉頭衝出側門，一句話不說，跑到樓下，鑽進車裡，司機一腳油門，衝出了記者的“包圍圈”。

隨後的幾天裡，我們再也沒有見到這名副縣長和宣傳部副部長，甚至無法撥通他們的電話。

此前，蘭考縣民政局副局長李美姣，在被媒體追問時，連連面露難色。最後，乾脆拎起皮包，轉身就走，頭也不回。

一位同行發出感嘆，“蘭考有些官員啊”。

到達蘭考第一天，我住在了火車站旁邊的一家酒店。第二天，為了爭取點採訪機會，轉到了縣裡的溫泉賓館，這裡也是專案組駐地。

我的同事孔璞，住在另一家酒店。事發第二天，因為另有採訪，她匆匆趕回鄭州。此前，當地宣傳部門多次盛情邀請，希望安排吃住，我們均婉言拒之。

一名同行事後說，宣傳部安排了幾家賓館作為媒體接待，全包吃住，標桌至少600元起。在另一家酒店裡，還專門為記者留出了幾個包廂，供就餐，不限標準。

但這些，也遭到一些媒體的拒絕。

一名上海同行說，他見到滿桌的酒菜，想想袁厲害和死去的孩子，心裡很不舒服，沒有動筷子。臨走，他在桌上留了100塊錢。

採訪期間，有媒體報道，蘭考縣財政局花2000萬建辦公樓，卻沒錢修福利院。

1月8日，我和幾名同行來到該縣新修的行政事務大樓“陽光大廈”，這裡寬敞明亮，甚至頂樓一層的房間未被利用。一位最高不過科級的領導辦公室，就有30多平米。

在這座樓的旁邊，是農業綜合服務中心的在建新樓，高14層，建築面積18380平米。這樣的樓，在蘭考顯得異常突出。這也是該縣2011年確定的“80項重點工作之一”。

這座大樓的標誌牌上，赫然寫着造價5000萬，在它旁邊，還有至少4家大樓在建或剛入駐，大部分氣勢恢宏，都是機關辦公樓。財政局大樓也在之列。

蘭考有數不清的三輪車。每每有穿着破舊的三輪車夫從樓前走過，顯得有些不搭調。

日前，有媒體刊登了蘭考縣一機關辦公樓的效果圖。我的朋友特意打電話問我“你看那樓像個啥？”我說，不知。

“那不是個太師椅嘛！”朋友說。

     讀着讀着，我已經淚水盈眶、泣不成聲。

     我恍恍然靈魂出竅，思想飄到了好遠好遠。

      28年前，我看了一部法國電影《國家利益》。電影講的是法國高官將武器售給非洲國家“湯戈”，同時又秘密將另一批武器賣給“扎南”地區的反叛者，以此兩邊逐利。不料反叛武裝用法國秘售的武器擊落了國際紅十字會飛機，舉世大嘩。法國高層擔心售武秘密泄露，惶惶不可終日。在緊急商量對策的時候，一個法國高官地大聲喊到：“最要命的是，死的還有兒童！”

       26年前，我知道了戴高樂和小女兒安妮的故事。安妮先天智障，有人建議戴高樂將安妮送往殘疾兒童養育院，戴高樂卻對安妮備受疼愛。他常帶着小安妮跳快步舞，還為她表演啞劇、唱民歌。在安妮的一生中，父親是惟一能逗她開心大笑的人。1948年，將滿20歲的安妮不幸死於肺炎。對於小女兒的早逝，戴高樂十分痛心，遲暮之年他僅靠稿費度日，卻仍把自己的大部分積蓄捐作兒童保健基金以紀念安妮。

    50天前，美國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發生後，我看到奧巴馬總統發表的全國電視講話：“今天死去的大多是兒童，都是5到10歲漂亮的小孩，他們原本有前面有着長遠的人生：生日、畢業、結婚、生兒育女”，“因此，今天我們的心都破碎了，為這些死去的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成年死者的家屬悲傷”。講話時他雖極力抑制自己的情緒，但仍數度哽咽，無法止住眼淚。

     從這些回憶回到現實，回到人命危淺的祖國，回到蘭考，回到當年任憑自己的骨肉流浪、失蹤、神經、自戕，今天任憑別人的孩子被踐踏、被蹂躪、被侮辱、被滅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樂園。如同夢遊一樣的，我經歷了一場從天道人道到餓鬼道、地獄道的時空穿越。黃粱枕畔，淚水未殘，猶自掛滿我的雙頰。夢醒時分，我形無可遁，只有面對這片我寧願背對、寧願像陳天華一樣用死亡來拒絕的邪惡空間。

      佛教因緣生法理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六道輪迴，信仰佛教第一步就是深信六道輪迴和因果相續、因緣生法，從而產生怖畏心和出離心。這是促進學佛的善士修行的最基本的動力。可惜，共產黨是不信這一套的，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他們是永遠不肯相信業報的。

       2012年底，網上評出本年中國“十大人品最差獎”和“百名人渣獎”，外交官沙祖康成為其中之一。沙祖康獲此殊恥的原因是聲稱“中國的人權比美國至少強5倍”。沙祖康這類權貴當然不存在人權問題，他在中國享受的人權比希拉里在美國享受的人權大上5倍是沒有任何疑義的。然而，那些終日流落街頭無人問津、夜晚靠藏進垃圾桶取暖、最終沒有活到成年的陶氏兒童們的人權在哪裡？那些“生來就是殘疾，或重病，被家人拋棄，吃着變餿的飯菜、穿着別人捐的舊衣服”、15歲男孩卻“穿着一件帶花的半透明女裝”的兒童們的人權又在哪裡？

       共產黨有兩句危言聳聽、喊了近三十年、自以為是通吃天下、“天佑中國”、打遍天下的名言：“每個民族都有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權力”、“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發展權”。可是，那些“沒錢看病，沒過多久就死了，帶到地里，挖個坑就埋了，連個墳頭都沒有”的孩子們的“生存權”在哪裡？那些生前被殘忍冷漠的官員拒絕給予一紙生存許可、拒絕給予一分錢救助、拒絕給予一絲人性關注，死後仍然得不到憐憫同情的蘭考孤兒們的“生存權”又在哪裡？

       所以，今天我要向全中國、全世界大聲地戳穿這個騙人的鬼話：“沒有人權，就絕不會有‘生存權’，更遑論‘發展權’！中華民族要選擇的發展道路，絕不是你們人吃人的道路，絕不是蘭考的道路，絕不是吞噬和碾壓着無數弱者的生命與屍體前進的道路，絕不是喧囂掩蓋了悲泣、璀璨籠罩了血腥和光鮮隱蔽了野蠻的道路，一句話，絕不是你們為他們選擇的道路。

       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都不約而同地宣稱“人人生而平等”。共產黨的核心特徵之一，就是堅決否定和徹底批判“人人平等”的觀念。共產黨的經典語錄是：“人人平等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學說，世界上不可能有絕對的平等”。隨着閱歷的增加，我越來越不得不承認，現實、功利、陰險、殘忍的共產黨的許多觀念是更現實和實際的——至少在強盜和狼的世界裡。貴州畢節在垃圾箱裡過夜斃命的流浪兒、河南蘭考在窩棚大火中喪生的病殘棄嬰，和美國、法國的兒童又怎麼可能平等呢？

古人說“離亂之世，人不如犬”，民諺說“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其實，人不如狗的，又豈止是亂世！在一個爛政府治下，人同樣不如狗。多少年來，共產黨用種種危言聳聽來嚇唬怕為亂世人的中國大眾，以維持建立在斑斑血淚和累累屍骨上的“穩定”。可是，我們犧牲了人格、喪失了尊嚴、毀滅了廉恥換來的“穩定”，又給畢節的、蘭考的、全國到處的陶家弟兄、五孩、紮根、傻妮、小啞巴們帶來人一樣的生存狀態了嗎？事實告訴我們，在一個爛政權下，穩不穩定，對普通人民來說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馮小剛2012年底的賀歲片《溫故1942》沒有實現預期的票房，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選對了內容、選對了地點，卻選錯了時代。馮小剛不應該拍《溫故1942》，他應該拍《知新1962》，他應該去追究：為什麼為了杜絕1942，中國人民又付出了幾個三百萬之後，得到的卻是一個1962？為什麼在沒有戰爭、沒有外敵、沒有軍閥割據、沒有土匪作亂的情形下，又會有一個1962？

      我只能在心裡默默地祈禱，祈禱這些苦難不幸、夭折早逝的孩子們下一世永遠不要再來這個充滿血和骯髒的土地，來世生活在天國——不，天國是虛妄的，祈禱他們來世生活在天國是偽善的，我該祈禱他們來世生在美國。

      可是，美國就一定會有他們的生存空間嗎？老子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秧”。但是我知道，“必有餘秧”的其實終將還是袁厲害、陶氏弟兄和這一大群棄嬰孤兒病殘們，而那些怙惡不浚的始作俑者們，早已在此世就把子孫們送到了美國。這些屈死的幼小冤魂們，即使來世生在美國，也勢必來晚一步，也勢必要和應該進入畜牲道的官二代們為臨為伍、與狼共處。未來如何，我真的不知道。

      至於我，會一直留在這塊充斥鴟梟的慘笑、遍布漂移的熒光的白色墳場上，會始終守在這座猿伸長臂、蛇吐綠芒的陰暗叢林裡，冷眼看那些曹操嘴裡的“冢中枯骨”們肆無忌憚、變本加厲的喪心病狂，遺世獨立，與桀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