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薛蠻子在北京被公安以嫖娼的罪名抓獲,讓我不禁想起了兩年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斯特勞斯—卡恩在紐約被美國警察以性侵罪名逮捕的舊事。薛蠻子事件和卡恩事件還真的有許多相似之處呢!
第一,都是褲子裡面老二那種讓人表面義憤填膺、私里刺激興奮的事情;第二,都把向來風光無限的本人搞得狼狽窘迫、蓬頭垢面;第三,都引起了廣泛的公權私用、挾嫌構陷的陰謀論猜想;第四,事件的主角,都被暴出讓人瞠目結舌、羨慕嫉妒恨的性能力和床上工夫。
既然兩件事那麼相像,不禁讓人更加興致勃勃地加以聯想。我想很多人首先會聯想的是:如果薛蠻子嫖娼的事情發生在美國,而卡恩性侵的事情發生在中國,那一切又會是個什麼樣呢?
事情只要換位一下,意思立刻就出來了。
讓我告訴你答案吧:如果是這樣,那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就太失望了,因為他們徹底失去了看一場連台好戲的機會。
2012年5月,我寫了一篇《卡恩搞女人應該來中國》。此時找出來重看,我佩服死了自己:我簡直就是未卜先知料到有今日,提前一年多寫好了就等着這一刻拿出來讓大家透視的呀。
《卡恩搞女人應該來中國》
2012年5月
5月6日,法國社會黨候選人弗朗索瓦·奧朗德擊敗尼古拉·薩科奇,當選法國新總統,舉世目矚,風光無限。5月3日,法國社會黨前准候選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斯特勞斯—卡恩審訊記錄公布,卡恩自述一夜御渡六女,舉世妒嫉,風流無限。我相信,如果不是去年在紐約一時間把持不住,見了女人硬邦邦就要入港,法蘭西第七任總統肯定不是奧朗德,而是他。那樣的話卡恩就將嫉妒加目矚,風流加風光;天下英雄,誰與爭鋒?當然那樣,卡恩一定也不叫卡恩了,中國外交部在窮對黃岩島危機之餘,一定會傾整部智慧為他起一個三字學名的。
從聽到卡恩遭遇的第一天起,我就始終為他感到惋惜。你想想看,卡恩何許人也?在任何一個國家——除了美國——他都是國賓級的人物。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別說女人了,想攀都攀不上他。如果他不是發神經病跑到那個“只認人權不認人”的國家,閉着眼隨便到任何一個人治國家——比如中國——去,心甘情願的女人們都會擠破了門。那時卡恩再公羊,恐怕也得十年怕井繩了。當然在人治國家,卡恩肯定被前呼後擁,不可能像在美國那樣被冷落到一個人開房退房,所以難得有出去搞女人的機會,但他可以直接向外交部、財政部、央行等等接待單位直接提出要一個女人呀。當年蘇加諾到蘇聯訪問,向赫魯曉夫提出的第一個要求,不就是要幾個女人嗎?其實卡恩都不用直說,以當今中國官員的腦筋和情趣,只需稍稍暗示,大把的漂亮女人會隨時送來,管保以後他都想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遷到北京,哪裡還用得着霸王硬上弓一個牙買加肥婆啊?退一萬步講,中國有關方面都是死魚,卡恩只好自己挺身涉險,惹上麻煩,但他也大可揚長而去呀——為了國家利益,哪個會吃了豹子膽打110呢?
當然,一切惋惜都是馬後炮,卡恩如果能夠看到這篇文章,會為當初沒有讓我醍醐灌頂而悔青腸子的。一切俱往矣,中國是一個勢利的國家,卡恩不會再有機會被邀訪中國,不會再有機會體驗到中國姑娘的放蕩與現實,而中國姑娘們也不會再有機會沐浴卡恩的權勢、富貴與威猛。卡恩正面臨着多項指控,如果被確認,他會有二十餘年的牢獄之災——不是美國人給他的,而是他的祖國給他的。想想去年“卡恩門”剛剛傳到中國,網上義和拳民馬上就斷言這是美國人的陰謀,而同時卡恩父母之邦的女權群體,卻在乘勢落井下石,滿街喊打地追查卡恩在祖國以前矇混過關的糗事。中國各地每天製造的冤獄、屈死、枉刑無以數計,我們置若罔聞、沉默無語;中國街頭每天上演的搶劫、偷盜、性侵司空見慣,我們熟視無睹、麻木不仁。然而卡恩一出事,人家法國自己還沒有覺得蒙羞,還沒有出來喊冤,我們中國人卻出來叫屈、義憤、揭發“內幕”。跨越太平洋的見義勇為,千里之外的義憤填膺,無風險又“正義”的自我幻覺,這種便宜事,原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過去蔣介石是“攘外先安內”、“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現在中國的義士們是“安內不敢,攘外爭先”、“內戰外行、外戰內行”,尤其是攘美國、戰美帝。美帝對中國鞭長莫及,又是個“法治國家”,崇尚言論自由,於是只好伸着腦袋讓中國人任意攘了。
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地球村,“普世”價值,連溫家寶都在弘揚。“別人的喪鐘,也為你吹響”,John Donne的詩說:“沒有人能自全,沒有人是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減少”(“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批評、譴責,包括武力干涉其他國家,在“人權大於主權”的時代,都不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批評必須有根據,譴責必須憑事實,武力干涉必須出於正義。而中國網上義和拳民對外國的批評、譴責、意淫中的“武力干涉”和萬能的“陰謀論”卻全都是出於變態的心理。這種變態心理,來源之一是中國人受迫害狂的人格——老懷疑別人對自己搞陰謀,久而久之,就變成懷疑別人彼此之間也在搞陰謀了。這種變態心理另一個來源是我們自己總在搞陰謀,於是長此以往、以己度人,就覺得所有人也像自己一樣在搞陰謀。
卡恩事件聽說後,我的一個同學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應該好好讓中國官員看看,什麼才叫“法治國家”?!“中國要建設法治國家”這句口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提出,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今天中國官員們已經不大好意思把“中國”和“法治國家”兩個詞連在一起對自己的老百姓說,所以改和外國人講了。艾未未事件出來後,駐英使館官員說“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陳光誠事件出來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看駐英使館官員和外交部發言人的年資,應該都是我的小學弟,對他們的水準,作為學長的我,自然不能深究和苛責。但是,正因為是學長,我有責任提醒他們:你們畢竟曾從那個偉大時代的大學熔爐中走出,你們至少應該有稍許的歷史責任感,你們至少可以比上一代官僚們聰明、智慧、開明、進步一些;你們可以說“中國正在向法治國家的目標艱韌邁進,道路雖然還很漫長,但我們畢竟在一點點地前行”,但你們不該昧着良心說“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因為敢把自己國民抓起來和“法治國家”沒有什麼關聯,敢不抓自己的國民、敢把犯了法的外國人,特別是卡恩那樣的外國人抓起來的國家,才配得上“法治國家”的稱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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