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淺議

人才問題是全社會都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人才的培養選拔更是北大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所在。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國家對教育特別是對高等教育的日趨重視，接受各類教育人員的規模之大，各類人才培養的數量之多，乃至出國留學的人數之眾，都遠遠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由此看來我們所期待的那種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局面早就應該出現了。

然而實際情況卻並不盡然。儘管現在培養人才的規模、數量都是空前的，高級人才如教授、博士的數量更是成十倍、百倍增長，到處可見“跨世紀人才”、“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但是真正優秀的人才，特別是在國際上拔尖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困擾我們的一個突出問題。據有關部門統計，今天中國擁有的科技人才的絕對數量甚至在世界上都是領先的，但在這種絕對數量增長的背後，卻是較低的專利與科技產出量，高級人才的供應仍然嚴重不足，國家的科技競爭力遠遠不能和我們這個人口大國、“人才”大國相適應。

北大一向被認為是中國的最高學府，近年來又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更應該以培養和造就在國際上達到一流水平的人才為己任。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呼喚大師，但是老一代的大師漸漸離我們遠去，新一代的大師卻罕見出現。不獨在北大，在國內其他名牌高校，在其他眾多領域，大師級人才的缺乏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現在的文壇上產生不了新的魯迅，舞台上看不到新的梅蘭芳，在科學、思想、文化、藝術乃至在實業界都很難看到既有崇高威望，又有極大成就，同時還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領袖級人物。與此相聯繫的，難以產生科學技術上重大的創造發明，思想文化上重大的建樹，文學藝術上新的公認的經典作品，乃至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姑且不論中國歷史上的“百家爭鳴”、“四大發明”，以及燦若群星般的眾多傑出人物。即便是離現在不遠且十分動盪的民國時期，在許多領域也都活躍着一大批優秀的人才，北大過去一批大師級學者大多也是在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反倒是在這幾十年長期和平的環境下，在教育空前普及的情況下，傑出人才的匱乏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

人和人之間是千差萬別的，人才，特別是傑出人才一般都具備鮮明的個性。最近看到一些老清華學生描述名教授的文字，在他們筆下，教授們或形象可笑，或舉止怪異，然而卻無一不是飽學之士。人們對許多傑出的人物，不僅了解他們的成就，也熟悉他們的逸聞趣事，往往越是傑出的人物其經歷愈特殊，個性愈鮮明。但是現在對人才的要求卻似乎出現了某種標準化的傾向，例如都要求具備某種學歷，要求達到什麼樣的外語水平。如照這些標準，北大歷史上擔任“新文化運動”主將的陳獨秀、魯迅等人都不合乎今天北大教師的要求，胡適的博士學位也是後來才得到的；也許將來北大的教授都能達到用一門外語授課的水平，但不知其中可否會出現辜鴻銘、林語堂那樣能用非常好的英文寫出煌煌大作的北大教授。九方皋相馬不識其毛色，不辯其雌雄，只看其是否具備了千里馬的資質。我們今天對人才的要求是否倒有些捨本逐末了，強調人才的一般標準而忽略人才的特殊稟賦，某種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特殊人才、傑出人才的匱乏。

人才的成長自有其內在的規律性。我們對傑出人才的要求固然十分迫切，希望儘快有一批得到國際同行公認的很有成就的學者，但是也不可拔苗助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三代以上才能產生一個貴族”。據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調查，大多數獲獎者其父親、祖父一輩都是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許多被視作大師級的學者，考察其身世，大多也具有深厚的家學淵源。筆者曾聽到北大一位很有名氣的教授坦言，他所從事的研究領域國內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都不可能問鼎諾貝爾獎。目前國內絕大多數的學科領域恐怕都處在這種狀況。留學國外的大量人員中，真正從事前沿科學研究的傑出人才也十分有限。應該認識到在我們在傑出人才方面同國外的實際差距，也應該看到完全改變這種狀況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從整個社會環境、教育體制入手，真正形成一種人才自由成長、自由競爭的局面。只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固有的人才模式、人才標準，並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傑出人才大量產生的局面才有望出現，北大也才能培養並吸引大批優秀人才，真正有實力同世界一流大學展開平等對話。

（《北京大學校報》2003年9月10日第三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轉載。經適當修改後，《文匯報》2003年11月21日第五版以《標準化不是人才成長規律》為題發表，《人民日報》社《思想理論動態參閱》2003年12月9日轉載）

討論與爭論

自學校《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出台以來，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校內校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關注。對此項改革舉措眾人可謂見仁見智：主張者理由充足、態度堅決；反對者則針鋒相對，不乏尖銳的批評意見。自“改革方案”公布之後，在各個座談會上，在互聯網上，在報紙雜誌上，乃至在電視上，都可以看到熱烈的討論和爭論。筆者見識淺陋，難以對整個方案做出自己獨立的評判。但學校能將此項方案及時公布並廣泛徵求意見，廣大教師能以高度的負責精神積極參與討論，通過廣泛的討論和爭論，以尋求最終合理可行的改革舉措。此種做法和現象在近些年來的北大還是不多見的，也無疑是令人讚賞的。

前些年在北大曾經有一種觀點，即片面強調對學校的各項舉措要“不討論，不爭論”。小平同志的確是講過“不要爭論”，但小平同志主要是指對那些明顯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明顯有利於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針政策不要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討論不止，爭論不休，從而貽誤發展時機，並不是對任何問題都“不要爭論”。持這種觀點的同志實際上是過於相信自己的權力和能力，不願意讓廣大師生、幹部在學校改革、發展問題上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回顧歷史，假如沒有20世紀70年代末那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就很難正確地總結過去，面對未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思想理論基礎將不復存在，改革開放的國策也就難以比較順利地推行。而這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正是小平同志親自倡導並全力支持的。

在西方發達國家常常會看到這種情況，在某項決議通過之前贊成者、反對者都可以充分發表意見，但決議一旦獲得多數票通過，則大家都會不折不扣地自覺執行。而在我們周圍卻常常看到許多政策、決議通過的時候非常一致，甚至壓制不同意見，但執行的時候卻是各打各的算盤，互相掣肘，不知使多少“一致通過”的決定在執行時或大為走樣，或名存實亡。由此看來，還是先允許大家充分發表不同意見，通過討論、爭論各抒己見，權衡利弊，取得共識，然後再付諸實際行動。總比不允許反對意見存在，實際上又不能防止反對者貌合神離的情況要好得多。

魯迅先生早就告誡過國人，中國人並不是不能接受外國的新事物，但“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錢鍾書先生在《圍城》中描述了當時的教育部要求各大學實行牛津劍橋的導師制，導師制在英國本來是一項好制度，但是一到中國就變了味。於是借書中人物趙辛楣之口發出感慨：不知怎麼，外國一切好東西到中國沒有不走樣的。可見任何好的改革舉措，即便是從國外學來的新事物，不管其如何先進，如何合理，也應該防止在執行過程中走樣，這恐怕正是許多人擔心、疑慮的。也只有通過充分的討論和爭論，真正使大家看清改革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的新的矛盾和新的問題，並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對策，防患於未然，才能保證各項改革舉措的公正實施。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需要集中全校師生員工的智慧。應該充分相信我們的廣大教師，在他們當中蘊藏着極大的熱情，深刻的思想，高度的責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會理解學校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的。只要是真正對學校發展有利的改革措施，大部分教師是會接受和擁護的。此次人事制度改革教師們通過多種形式的討論和爭論，真正以學校主人翁的態度比較充分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學校也以充足的時間再三聽取各種意見，“改革方案”數易其稿，對此項關係全局的改革舉措十分慎重。希望這種態度和做法能在北大繼續存在下去，也希望今後能聽到範圍更廣的討論和爭論，許多新的思想、獨到的見解正是在不斷的討論和爭論中產生的，也許這正是北大生機與活力的一種體現。

（《北京大學校報》2003年11月8日第三版）

走上博雅論壇

今年是北大校刊復刊50周年，復刊後的校刊已印發了上千期。說起來我也算是一個比較老的北大人了，從入學後就經常閱讀校刊，留校工作以後，同校刊的歷任主編、編輯們大都熟悉。但在我進北大的前20年裡，卻幾乎沒有機緣在校刊上留下過隻言片語。

我同校刊真正產生比較密切的聯繫是在兩年多以前，那時校刊剛剛從四開四版的小報改成對開四版的大報，我們的辦公室正好又搬到和校刊編輯部相鄰。有一次我在樓道里遇到校刊主編魏國英老師。魏老師向我提出，現在學校領導層有一種意見，校刊作為學校重要的宣傳媒體，不能只是宣傳成績，也應該反映一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可以有一些不同聲音。魏老師詢問我能否為校刊寫一些這方面的文章，並可以為此開闢專欄。我自思在北大工作的時間也比較長了，對學校各方面的情況還算熟悉，多多少少也有一點自己的見解，於是就答應了魏老師的提議。當時校刊上已有王義遒教授的“湖邊瑣語”及其他教授的專欄文章，都十分精彩。人家是飽學之士，是名教授，而我不過是一個學識、見解都十分淺陋的普通工作人員，對於寫專欄文章實在沒有信心。

但是已經答應了，就只有硬着頭皮上陣，於是在校報新開闢的“博雅論壇”專欄上陸續寫了《大樓、大師與“一流”》、《“小人物”與“大事業”》、《讀“內部簡報”有感》、《高待遇不等於高創造力》、《“人才”淺議》等十餘篇評論文章。考慮到自己的水平有限，怕別人笑話，同時也擔心一些意見比較尖銳，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於是在今年以前寫的文章中都用了筆名。然而出乎我的預料，很快就有同志對我的這幾篇小文章表示興趣，多次有人打電話給校刊或我本人對文章中的觀點表示贊同，有的文章被送出去參評並獲得了一些獎勵，其中包括獲得了“北京新聞獎”，也有數篇文章被其他報紙轉載。

最近校刊要慶祝復刊50周年及印發1000期，約我寫一點文字。50年的時間不算短，1000期加起來也有相當大的數量，而我在其中不過占有極小的篇幅，本來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我還是要在這裡向北大校刊，特別是要向北大表示感謝，感謝北大校刊給我這樣一片園地，更感謝北大的胸懷和寬容。也許只有在北京大學這樣的學校，才能夠做到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才能夠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不僅允許學者名流們發表意見，也允許我這樣一個普通的小人物發表意見，這應該是自信心的一種表現。我的那幾篇小文章是微不足道的，但卻不經意間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北大“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魄。有了這樣的胸懷和氣魄，我想北大的未來應該是大有希望的。

（《北京大學校報》2003年10月10日復刊1000期紀念專刊第五版，題目為編輯所加）

“姚明現象”的另一種啟示

NBA賽事在中國的轉播已經很有些年頭了，筆者開始關注這項比賽大約是在1990年代中期喬丹第一次復出之後，當年公牛隊第二次奪取三連冠的過程相信也曾令大洋彼岸的每一個中國球迷為之擊節讚賞、盪氣迴腸。NBA無疑是籃球運動的最高殿堂，這裡有最激烈的較量，最精彩的表演。

隨着王治郅、巴特爾的先後加入，在這項世界最高水平的籃球比賽中終於開始有了中國人的身影。但是直到2002年NBA選秀大會上姚明以第一順位被休斯敦火箭隊選中，成為NBA有史以來第一個非美國籍的“狀元秀”，中國人才真正在這個籃球運動的殿堂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轟動效應，姚明也隨之成為世界體壇最具影響力的運動員之一。

中國的體育運動在世界上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悉尼奧運會上就曾以金牌榜的前三位而傲視群雄。但是也不可否認，在一些熱門的體育運動，如足球、籃球、網球、賽車這些職業化高度發達、市場影響力巨大的項目中，特別是在其最高水平的競技中，還一直難覓中國人的身影。中國足球隊好不容易進了一次世界盃，卻只能匆匆鎩羽而歸；楊晨、孫繼海、李鐵等人雖然先後參加了歐洲足球聯賽，但畢竟還只是一些小配角。這個時候姚明以主角的身份開始登場了，在湧現過張伯倫、賈巴爾、喬丹等天皇巨星的NBA舞台上，在美國這個籃球王國，破天荒地出現了一張來自東方神秘國度的黃種人面孔，其影響力和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說姚明在那一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並不為過。

姚明很快正式進入了NBA的競技場，他所展現給世人的不僅是他的球技，還有他東方式的含蓄的風度，迷人的微笑，以及面對鋪天蓋地的媒體時過人的智慧。姚明在樹立中國人的國際形象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也許已經超過了一些原有的宣傳手段。姚明也很快贏得了美國觀眾的喜愛，多家公司更是向他揮舞着巨額的支票，他所得到的擁戴程度和商業價值是任何其他中國運動員都不曾達到的，已經進入了世界頂級運動員的行列。他所受到的關注和他在賽場內外的表現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種“姚明現象”。但是客觀地講，姚明目前的球技還不能和他的名氣相媲美，他的名氣和商業價值更多地是因為他來自東方並且背後有十幾億中國人的巨大市場。姚明在NBA常規賽上已經是第二個賽季了，在球場上他有過超凡的表演，即使面對奧尼爾、鄧肯這樣的巨星也絲毫不落下風，但也有不少低迷的時候。至少到目前為止姚明還不是NBA的超級球星，離籃球場上“最有統治力”的地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他畢竟還有很大的潛力，最重要的是他憑自己的能力和表現已經穩穩地站在了最高水平的競技場上。

對於廣大的中國球迷以及全世界的華人來說，對姚明的期待和支持可以說是無條件的，姚明在賽場上每時每刻都牽動着全球華人的心。筆者以為“姚明現象”的意義和價值絕不僅僅局限於籃球場上，它可以說是中國人渴望參加世界最高水平的競爭並且在競爭中展現自我的一種體現。中國曾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領先於世界，但是近代以來卻發現自己逐漸落後了，在21世紀已經來臨之際，這種全面落後的局面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職業體育的落後僅僅是一個小的領域，我們在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等諸多領域仍然落後於西方世界。落後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很大程度上恐怕和中國人普遍缺乏一種公平競爭的環境有關。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個人的財富、地位、社會名望往往不是和才能成正比的，多種因素制約着國人才能的充分展示、個性的充分張揚。中國人太渴望公平競爭的環境了，許多人都試圖在姚明的身上尋找自己的影子，都渴望像姚明一樣去參加高水平的公平競爭。NBA賽場則將這種每個人都希望充分展示自己能力、個性的需求發揮到了極限，喬丹力挽狂瀾的英雄本色，羅德曼雖行為乖張而勇氣十足，都可以充分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裡更沒有種族、國籍、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區別，一切都要靠實力說話。NBA同時又是科學精確的，特別是比賽時字幕上打出的層出不窮的統計數據，使觀眾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想要了解的所有信息，每個球員的價值都可以通過這些數據得到充分體現。筆者這裡倒是有一句題外話：希望我們各級統計部門的同志都應該看一看NBA的比賽轉播，這樣也許會有利於我們的各種統計數據更加科學、精確、全面。

姚明已經在NBA賽場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他所需要的是更進一步展示自己的能力、霸氣和個性。但是我們不能只有一個姚明，不能只靠一個姚明來體現中國人的形象。不僅在體育運動領域要有更多的姚明，筆者更希望我們的國人要發憤圖強，在經濟、科學、文化、藝術等其他所有領域，有更多的“姚明”、“張明”去參加世界最高水平的競爭，當然更希望我們逐步創造出一個能讓各種“姚明”都脫穎而出的公平競爭環境。只有當更多的中國人不斷出現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競技場上，充分展現出中國人的能力、意志、品質，並且揚眉吐氣地取得競爭中的優勢，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才會得到根本性提高，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落後局面才會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希望這也是“姚明現象”對我們的另一種啟示。

（《文匯報》2004年2月13日第五版，次日中央電視台早間新聞節目報紙摘要中做了介紹）

評“超人”現象

    記得多年前曾經看過一部美國影片《超人》，影片中的超人來自外星球，可以上天入地，力大無比，無所不能，但是他的超能力並沒有什麼科學依據，不過是為了滿足一種幻想和消遣的需要。扮演超人的演員後來不幸摔成了高位截癱，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也沒有“超人”的能力。

    然而在現實社會中我們卻經常會發現很多“超人”。前兩年看到報紙上刊登大幅廣告，那個所謂“詞壇怪傑”張俊以居然同時以兩大集團公司總裁的身份炫耀。我當時就很不以為然，心想能把一個公司做大、做強就非常不容易了，果然沒過多久，這位張先生就因經濟犯罪而鋃鐺入獄，其“兩大集團公司”也不知所終。張先生大約曾經以為自己是“超人”吧。不過時下的“超人”還有不少，前些時候據媒體透露，一個中國女孩子獲得牛津大學有史以來的最高分，並得到六萬英鎊的高額獎學金，而且她還有模特般的身材、明星般的容貌。我當時也感到納悶，怎麼這麼多好事情都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了？此後不久知道果然又是一場騙局。中國人大約是崇拜、嚮往英雄、完人的，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多少英雄、完人，就造出許多完美的“超人”，以此來滿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兩大公司總裁”、“牛津女孩”不過是騙人的把戲，但在我們身邊卻還活躍着許多實實在在的“超人”。僅以學術界而言，我們經常就能見到某位學者“專著上百部，論文上千篇”，而且還不需要花太長時間，是不是在學術界也存在着許多“超人”呢？我不得而知，反正一個嚴肅的學者是很難做到這些的。我曾向一位著名學者的研究生了解他導師有哪些主要成就？這位研究生只是向我列出其導師三篇學術論文的題目，認為通過這三篇論文就可以體現他主要的學術貢獻。我不知道那些學者“等身”的著作是如何炮製出來的，其中又有多少是真有價值的。

學術界的“超人”不僅能落筆如飛，而且在教書育人方面也有非凡的能力。現在一個導師同時帶二、三十名研究生恐怕不算太少見的，我曾聽某大學一位博士生說過，她的導師連博士生、碩士生加在一起，同時帶了107名研究生。我倒建議有關方面可以調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還有更多的，以此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恐怕問題不大。只是不知道這究竟體現的是中國學術界的驕傲還是荒唐呢？我還擔心這樣的導師能否來得及將每個學生的論文都看一遍，會不會“誤人子弟”？當然，我這種凡人的擔心可能根本是多餘的，人家本來就是“超人”嘛。不過北大去年就明確做出規定，為提高博士生的培養質量，今後每位博導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不得超過兩名。北大此舉看來也是不相信有什麼“超人”的。

中國人好像歷來有一種情結，就是過於依賴某些有超凡能力的人，把他們奉為神明，以致於整個民族都可以停止思考。現在我們是不再相信神明了，但是似乎又把這種對神明的信仰轉移到某些“超人”身上了。我們真正在國際上贏得榮譽、為國爭光的傑出人士並不多見，但是身邊總少不了各式各樣的“大師”：一個學者做出了一些成果，很容易地就被稱為“學術大師”；一個演員演了幾部戲，也一不留神就成了“表演藝術大師”。不知道那些真正的大師對此會作何感想。中國人好像還有一種習慣，就是很不能“萬千寵愛在一身”：一個人一旦在某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就以為他可以無所不能，榮譽唯恐給的不夠，擔子唯恐加的不重。這種情況下也產生了不少“超人”，就是不知道這些“超人”能否承受得起。

所謂的“超人”其實根本是不存在的，“超人現象”的泛濫不過是中國人急躁、“躍進”心理的又一種體現。我們不能人為地製造各種“超人”，而是應該更多地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按照人才成長的規律，順其自然。長此以往，真正的人才才能逐漸成長起來，我們的各項事業也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

（《北京大學校報》2004年2月26日第三版）

從出乎許振超意料之事談起

近日，國內各大報紙均在頭版詳細報道了青島港吊車司機、橋吊專家許振超的先進事跡，並將其譽為“當代產業工人的傑出代表”、“民族復興的脊梁”。對一位普通的勞動者有這麼多重要媒體以如此顯著的篇幅，如此高的評價進行廣泛宣傳，頗讓人眼前一亮。許振超儘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卻是“干一行、愛一行、精一行”，經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從一名初中畢業的普通工人成長為令世界航運界矚目的橋吊專家，他和他的團隊已多次刷新世界集裝箱裝卸紀錄，在看似普通的崗位上做出了極其突出的成就。

筆者注意到，在關於許振超的報道中透露，去年年底青島港成立合資公司的時候，許振超覺得自己年齡大，沒學歷，估計合資公司不會要他。出乎許振超意料的是，這種情況沒有成為現實。但是能夠讓許振超這樣的傑出人才都產生出的這種疑慮，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是不是說明一些被我們普遍遵循的用人標準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呢？

對許振超的報道使筆者不禁想起另外一件事情：2000年俄羅斯“庫爾斯克號”核潛艇沉沒事件震驚世界，事件給俄羅斯人民帶來的悲痛不必多言。潛艇沉沒後，俄羅斯方面全力組織營救，但在全球目光的關注下，俄羅斯的潛水員卻遲遲無法打開潛艇，不得已求助於挪威。挪威潛水員僅用了很短時間就順利進入潛艇並發現了遇難官兵。俄羅斯人民在悲痛之餘又感到了一種深深的羞恥，為本國潛水員的無能而感到羞恥。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曾經為世界奉獻出無數優秀的科技文化成果，但是僅僅因為潛水員的能力就已經顯著地影響到俄羅斯的國家形象。

許振超也好，挪威的潛水員也好，他們並不是所在國家的頂級人才，都是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普通勞動者，但在他們身上同樣體現着非常重要的價值。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中國的港口每年吞吐的貨物數以億噸計，貿易額達數千億美元，同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貿易往來。假如沒有大批高素質的工人，裝卸貨物總是不能安全及時，那麼對中國的國家形象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又會給貿易雙方帶來多麼巨大的經濟損失。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想要實現現代化的大國而言，培養和造就數以千萬計的許振超式的技術工人無疑是一項最基礎、最重要的任務。

然而一段時期以來，在某些地方和行業，在某些同志的眼裡，似乎只有學者、專家、博士、教授、工程師、廠長、經理才夠得上是人才，才是“培養”、“選拔”、“照顧”的重點，而大量普通勞動者的價值總是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並沒有湧現出多少在國際上領先的高精尖的人才，而普通勞動者素質的下降卻成為困擾我們各行各業的一個突出問題。據統計，中國的高級技工僅占全體工人總數的4％，而發達國家卻占到30％至40％，中國的工業產品之所以難以在國際市場上取得更大的競爭優勢，高級技工的缺乏肯定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現在許多企業雖然對高級技工開出了比博士、碩士更高的身價，但是仍然難以尋覓到優秀的技術工人，長期以來忽視普通勞動者的惡果已經開始顯現。

德國的產品素以製作精良而享譽世界，這恐怕和他們有世界上最好的職業培訓體系關係密切。桑塔納轎車開始引進中國的時候，僅在方向盤上的技術指標就達200項之多，而國產的方向盤當時僅有幾項技術指標，沒有高素質的工人是生產不出這種高質量產品的。許多德國公司的總裁不過是技術學校畢業的，在我們這裡也就相當於中專文憑，但其手下卻不乏打工的博士；瑞士銀行以管理高效而聞名世界，但許多瑞士的銀行家只是出身於銀行學校，並沒有很高的學歷。這種情況在目前的中國都是不大可能出現的。在對待人才的問題上我們似乎走入了一個誤區，一般職工即使再優秀、再能幹，也不能算是高層次人才。過去我們還有八級工資制，一位八級工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都足以令人羨慕，但是現在還有多少人羨慕一位技術工人呢？

不僅在企業界如此，其他行業也有類似的問題。筆者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曾經親身感受過一些前輩學者的道德文章風範，而那時還有一些老的教輔人員，如老的教務員、實驗員，還有一些老的校工，同樣也能感受到他們有很高的素質、涵養、能力，某些方面甚至不亞於那些大學者，他們憑藉着自己的平凡工作受到了師生的普遍尊重。但是現在恐怕就很難看到這種情況了，普通職工在企業、大學及許多其他行業都缺乏真正的地位，雖然他們沒有專家學者的層次，沒有企業家的實力，沒有明星的影響，但卻是體現各行各業整體水平的基礎所在。

事實上，一家企業的整體水平，是不難從一名最普通的職工身上體現出來的。而培養大批高素質職工的關鍵在於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既要使他們受人尊敬，也要有合理的報酬。而當一家企業隨便一個低層管理人員的地位、待遇都大大高於最高級技術工人的時候，又能指望有多少工人去刻苦鑽研技能並安心於自己的工作崗位呢？我們的時代需要許振超這樣當代工人的優秀代表，需要各行各業都出現無數的許振超，也更需要為許振超們創造一個有利於成長的外部環境。只有真正貫徹落實中央人才工作會議提出的“不唯學歷、不唯職稱、不唯資歷、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選人才”，“鼓勵人人都作貢獻，人人都能成才”，才能湧現出更多的許振超，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綜合國力的提高才有了根本保證。

（《文匯報》2004年4月19日第五版，《人民日報》社內參《思想理論動態參閱》2004年5月11日轉載）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

在校內外媒體關於孟二冬同志事跡的報道中，筆者感觸最深的就是他的樸實無華。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的一番評價也許最能概括孟二冬同志的特點：“他沒有什麼驚天動地或重大影響的成就，甚至可能系裡有些教師還不認識他。但你仔細品味孟老師的為人為師，能體會到他在平常生活中呈現的人格魅力。”以往有些媒體在宣傳先進典型、英雄人物時常常有一種傾向，就是喜歡拔高這些先進人物，往往拔高到常人難以企及的程度。但是在對孟二冬同志的報道中就看不到這種傾向，我們可以很親切地接受他、感受他、學習他，如同身邊一位可靠的朋友。他是一名好教師，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他的潛心學業、教書育人都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是能夠長期甘坐冷板凳，能夠這麼多年來始終如一日地指導、關懷、愛護他的學生，特別是在他身患絕症、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還能全身心地堅持這樣做，就顯得非常難能可貴了。

最能體現孟二冬甘坐冷板凳的治學精神的，是他那部具有重大史學文獻價值的專著《〈登科記考〉補正》。他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幾乎每天都和北大圖書館館員一起上下班，翻遍了能夠收集到的所有相關古籍，終於完成了這部100多萬字的著作。本來這也許不足為奇，但是要知道他撰寫專著的這些年，也正是市場經濟大潮不斷湧起，社會上形形色色的誘惑不斷衝擊着高校的時期。坐冷板凳、做實實在在的學問，似乎在某些人身上已經不再是追求的目標了。有些教師關心著作的數量遠勝於質量，對名譽利益的追求遠勝於對學術的追求。當然這種現象也和有關部門急功近利，不斷出台一系列不太科學的獎勵制度有關。在這種背景下孟二冬能夠靜下心來，不受外界影響，扎紮實實地做學問，勤勤懇懇地教書育人，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人民教師的本職工作中來，就顯得十分難能可貴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這句樸實的格言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由孟二冬身上，筆者不禁聯想到了剛剛去世的王選同志。無論從成就、威望、人格魅力等方面看，王選在同時代的科學家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同王選相比，也許孟二冬在對社會的實際貢獻上還有一定差距，但他們身上都體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不僅在學術研究上異常紮實刻苦，在人格魅力方面也得到幾乎所有人的公認，堪稱是道德學問完美結合的典範。孟二冬為完成專著甘坐7年冷板凳，填補了學術上的空白；王選的貢獻更是舉世公認，他後來也確實獲得了很高的榮譽和地位，可是他當初也是以一個助教的身份，默默無聞地帶病從事着最尖端的科技創造，十餘年後才獲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沒有那麼多年默默無聞的辛勤耕耘，也就沒有後來的王選。北大既需要王選這樣的大家，也需要孟二冬這樣無私奉獻的優秀教師。如果說王選是金字塔的塔尖，孟二冬這樣的教師就是塔基，他們身上都共同體現出了坐冷板凳、做真學問的治學精神，都是對北大光榮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北大只有湧現出更多的王選、孟二冬，構成嚴謹治學的深厚基礎，才能為中國的科技、思想、文化等領域的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

王選已經離開了我們，我們將永遠懷念他；孟二冬還在同疾病進行着頑強的抗爭，我們都會在心裡默默地為他祝福，相信他會戰勝病魔，重新站在北大的講台上。但是他們的貢獻、他們的精神已經成為北大永遠的財富，激勵着我們不斷前進！

（《北京大學校報》2006年3月1日孟二冬先進事跡專刊第一版）

具備一種王選式的關切情懷

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和教育部最近聯合發布了開展向王選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王選同志先進事跡報告會也在各地陸續舉行並得到強烈反響。王選無疑是中國當代享譽國內外的科學家，被譽為當代畢昇，他發明的“漢字激光照排”技術為中國的出版印刷業帶來革命性變化，使漢字的出版印刷告別了“鉛與火”的時代，走進了“光與電”的世紀。雖然他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傑出的貢獻和人格的魅力必將受到人們長久的懷念和愛戴。

今天我們紀念王選、學習王選，他不凡的業績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王選在作客中央電視台《大家》欄目時曾經講過一段話，談到自己當初之所以選擇“漢字激光照排”作為攻關目標，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親身去過印刷廠，看到印刷工人實在是太辛苦了。中國雖然是印刷術的故鄉，但是直到1970年代，漢字印刷仍然停留在“以火熔鉛，以鉛鑄字，以鉛字排版，以版印刷”的鉛印階段，不僅污染十分嚴重，工人們還要捧着沉重的鉛字版來回撿字，每天行走的距離達好幾十里，勞動強度極大。這樣的場景激發了王選要改變中國出版印刷業落後狀況的雄心壯志。

王選看到的場景已經過去了好幾十年，今天的中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當年印刷行業的狀況仍然是今天許多中國產業的真實寫照：資源的過度消耗、環境的持續污染，超人的勞動強度仍然伴隨着眾多的行業。儘管中國的經濟總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已經是世界上鋼鐵、煤炭、紡織品等行業的頭號生產大國，也是手機、電視機等電子產品的頭號生產大國，計算機、小汽車的產量也位居前茅，“中國製造”已享譽世界。但我們這個“中國製造”卻沒有多少是自己創造的東西，多數是低附加值的產品，高新技術產業多是在搞加工組裝，核心技術並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一種比較形象的說法，我們出口一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空客飛機，賣一台電腦才能掙一捆大蔥的錢，比起掌握高新技術、品牌等知識產權的外國公司所得微不足道。

由於資源、環境、技術等方面的制約，中國傳統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極限，難以持續發展；而普通勞動者十分低廉的收入也亟待提高，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優勢的發展道路越來越難以為繼。根本的出路就在於要提高中國產品的技術含量，依靠科技的進步、創造力的增強提高中國經濟的競爭力。王選正是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他沒有選擇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而是直接研製國外還沒有形成產品的激光照排四代機，跨越了西方國家從一代機到四代機40年的發展歷程，使我國的編輯、印刷、出版全行業實現了從工業時代向數字化時代的歷史性跨越。在他和團隊的共同努力之下，方正出版系統迅速占領了國內出版印刷行業99%的市場份額，海外華文出版業90%的市場份額，創造出可觀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曾與之競爭的所有國外照排機廠商不得不全部退出中國市場。此外，他們還開發出日文排版系統，使其成為我國首次大規模出口的、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品。

    我們懷念王選、學習王選，就是希望中國能出現更多的王選式的科技工作者，希望他們有更多的發明創造，特別是應該像王選關注印刷工人一樣關注第一線的普通勞動者。生產第一線的工人也許是最能體現行業技術水平的，他們的勞動條件越差，勞動報酬越低，這一行業的技術含量往往也就越低。我們每年要挖出世界上最多的煤炭，生產出世界上最多的服裝鞋帽，但是如果看一看煤炭工人的現狀，看一看那些加班加點忙碌在流水線上的打工者，也許就不值得為此誇耀。如果通過技術的進步更多地使用新能源，降低居高不下的能耗，也許就不需要再挖那麼多煤了，也可能不會再有那麼多的礦難了；如果我們掌握了更多的核心技術，創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就不會總是處於國際分工的低端，依靠廉價的勞動力為別人打工。

王選是單純的，他一門心思地搞發明創造，一門心思地想改變印刷工人的艱苦勞動，從來沒有想過這個成果要得到什麼獎勵，要從中獲得多少個人的利益。在王選等人的努力下，今天的中國可能已經沒有鑄鉛排版的印刷工人了，他們的工作狀況得到了根本改善，同時也意味着這個行業取得了巨大進步。現在科研方面的物質條件比起王選當年不知要好了多少倍，但是我們的科技工作者更應該具備一種王選式的關切情懷，應該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普通勞動者。而不是只滿足於爭取多少科研經費，成果獲得某種鑑定，做出多少論文，評上什麼職稱。中國的科技工作者如果能更多地深入基層，深入到普通勞動者中間，通過科技的進步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也就必然能夠提高相關行業的技術水平，從而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強大的支持。王選雖然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立足於自主創新、立足於關懷普通勞動者的科研之路，為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這也正是王選留給我們的最大的啟示，是他超越自身技術領域的價值所在。

（《文匯報》2006年6月21日第八版）

從“大學生當村官”談起

    今年北京大學有19名大學畢業生被選聘到京郊房山區基層農村工作，將到房山區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村委會主任助理等“村官”職務，這是北京市2006年招聘2000名大學生“村官”計劃的一部分。此項計劃自2005年底一推出，立即受到了北京高校學子的熱烈響應，據悉共有11000多名高校畢業生報名。大學畢業生到基層農村工作，歷年都不乏一些具體的事例，但是像北京市今年這樣有組織、成規模地選聘畢業生去農村，應該稱得上是一項新的創舉。

    毋庸諱言，隨着“擴招”後大學生數量的大幅增長，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確實出現了困難的局面，就業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這項舉措一推出，也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注意，並且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見解。但是從中國農村的現實狀況考慮，從大學畢業生的發展出路來看，此舉都不失為一次有益的嘗試。我們對中國的基本國情應該都不會陌生，13億人口中生活在農村的占大多數，但是總體上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卻遠遠落後於城市。農村發展的滯後固然有十分複雜的原因，但是農村地區缺乏高素質的專業人才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目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其中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就在於農村。黨中央、國務院在“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宏偉目標，強調只有發展好農村經濟，建設好農民的家園，讓農民過上寬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才能不斷擴大內需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可以說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就在於農村的現代化，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正需要大批有理想、有抱負、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投身到這一空前的偉大工程中。

大學教育目前在我國已經初步普及，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畢業生需要就業，而城市的容納能力畢竟是有限的，與其千方百計尋找大城市已近飽和的就業機會，不妨把眼光投向廣闊的農村。隨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逐步推進，農村教育、醫療事業的發展，水、電、路、網等基礎設施的建設，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鄉村政權執政能力的提高，都迫切需要大批的高素質人才。不能僅僅將大學畢業生走向農村看作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條出路，而應該看作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走向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項根本措施。毛澤東曾經把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看作是青年運動的方向，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今天的社會環境雖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農民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基本事實仍然沒有改變。正如當年沒有廣大農民的參與就不可能取得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今天如果沒有廣大農村地區的繁榮富裕，中國的現代化也只能是空中樓閣。提高農村地區的文化教育水平，幫助他們實現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應該是擺在中國當代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面前一項重要的歷史使命。

當然大學畢業生到基層農村工作還面臨着許多實際的困難和問題，京郊和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總體環境可能會比較有利於大學生發揮作用。但是要號召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到農村，特別是到中西部比較落後的地區去，還需要制定相應的政策和鼓勵措施，特別是要為他們創造能夠切實發揮聰明才智的環境，否則將很難吸引更多的大學生獻身新農村建設。此外，剛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自身還有許多不足，他們一般還不太熟悉農村的現狀，更缺乏對鄉村社會世態人情的深入了解，也不具備實際的管理經驗，可能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甚至會受到某種排斥，應該有一些這方面的思想準備。雖然以前有個別到農村工作的大學生走上了領導崗位，但不宜將其視為普遍現象。隨着更多的大學生走向農村，更需要腳踏實地，切實為基層農民服務，提高當地的社會發展水平。大學生也不一定都要去當“村官”，農村教師、醫生、鄉鎮企業技術人員、基礎設施建設者管理者等職業領域，都可以有大學生廣泛的用武之地。

北京大學的這一批大學生即將走向基層，走向農村，但是新農村建設需要有大批的各類專門人才，即使是北京市今年總共2000人的數量也畢竟有限，而且還僅限於京郊農村。但是他們的行動可能會代表着一種方向，將激勵更多的大學生走向農村、走向基層。當然要吸引更多的大學生到農村工作也不能只憑號召和熱情，還需要各級政府制定相應的鼓勵政策，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給予必要的保障，儘可能解除其後顧之憂。如果每年都有更多的大學畢業生不再把就業目標局限於大城市，甚至僅僅局限於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而是更願意將他們的青春和智慧獻給基層農村，那麼無疑將會促進農村社會整體落後狀況的改善，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北京大學校報》2006年6月15日第一版，《文匯報》2006年6月28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