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善璐

朱善璐是哲學系1979級的學生，大約在1982到1983年之間，他是北大的校學生會主席。學生會主席當時在我眼裡就是很大的官了，我這樣的小幹事一般是見不到的。我記得有一次開會時朱善璐走了進來，他戴着一頂軍帽，年紀看起來比我們大許多，但不記得他講沒講話。後來我知道他是1953年生人，當時已經快30歲了。朱善璐1983年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實際上,朱留校後的第一個職務是北大學生會專職秘書長。世界上居然有這種職務！——編者注）任校團委副書記。

1985年秋天新生報到入校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在學生宿舍區遇到朱善璐，他當時已升任為校團委書記。朱善璐知道我是剛到黨委辦公室工作的，跟我說他要去新生宿舍看一看，讓我和他一起去。我們去了中文系的女生宿舍，當年中文系破格招收了幾個少女作家，我們見到了其中的一兩位，只是她們雖然當時很引人關注，但後來都無聲無息、泯然眾人了。不過我對朱善璐喜歡到處跑、閒不住特點留下了最初的印象。

從1985年9.18學潮開始，北大進入了學潮比較頻繁的時期。其間朱善璐先是任校團委書記，後來又接替郭景海當了學工部長，是學工口的重要幹部，應對學潮應該是他的主要工作。我經常會在黨委辦公室看到朱善璐，不過除了那次他受到王孝庭的嚴厲訓斥之外，我對他別的事情倒沒有太多印象。1988年暑假前發生了柴慶豐事件，朱善璐處理這次學潮時累病了，聽說是得了心肌炎，只好離職休息，還曾經離開北京去外地休養過一段。本來他的病不太嚴重，但是我聽學工部的人說朱善璐病情剛有好轉，就進行了跑步鍛煉，想儘快恢復體質，結果跑了沒幾天引起心肌損傷，不得不徹底病休。這一下就休養了好幾年，直到1992年前後才開始恢復工作。

我早些時候對朱善璐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工作上非常投入，經常沒日沒夜地干，不過也能感覺出他迫切希望上升的心態。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最初的幾屆北大學生可謂是天之驕子，當時北大每年招2000左右本科生，研究生極少，四個年級的在校生共8000多人，號稱“八千精英”，學生會的主要幹部更被視為政治明星。北大學生會一般每年換屆一次，由從高到低的各年級學生依次擔任主要幹部：1977級是張煒擔任學生會主席，李克強任副主席兼常代會會長；1978級是潘維明任主席。張煒一畢業就去天津任團市委書記，後來又做了天津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李克強尚未畢業就擔任了校團委書記，不到兩年即調團中央任書記處候補書記<此處作者有誤。實際上,李克強調到團中央先是任學校部部長,一年後擔任團中央候補書記——編者注>；潘維明則接替李克強任團委書記<還兼北大黨辦主任——編者注>；不久調回上海，短時間內就當上了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美國《時代》雜誌曾將他們預測為中國未來的政治領袖，只是後來張煒、潘維明因為各種原因離開了政治舞台。到了我入校的1981年，大學生沒那麼稀缺了，北大學生的“精英”程度也有所降低。不過我們在入學典禮上聽學工部長劉崑講話，還是說北大學生將來是要擔負黨和國家重要職責的，頓時讓我們十分激動，全場響起了非常熱烈的掌聲。

作為1979級學生，朱善璐繼張煒、潘維明之後擔任了學生會主席，不過未來的政治領袖畢竟不可能太多，到了朱善璐畢業的時候，就沒有再得到特別的安排。只是前面有張煒等人迅速升遷的參照，朱善璐難免也對自己抱有很大的預期。本來朱善璐生病後應該好好休息，但他卻急於鍛煉身體，要儘快恢復工作，實際上是非常迫切地想回到權力的競技場上。他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可惜從效果上看是欲速不達、事與願違。

朱善璐病休期間我見他的次數不多，只記得1989年政治風波期間我去他家裡送過材料，他當時住在未名湖北邊全齋的平房裡。朱善璐笑着和我說他是“家徒四壁”，我一看確實如此，不大的房間顯得空空蕩蕩，不多的幾件家具更是十分簡陋。朱善璐雖然養病，還是很關心時局，我記得也和他說了現在情況不明朗，請他安心養病的話。當時北大教職工普遍待遇低下，朱善璐又上有老、下有小，加之需要養病，家庭經濟狀況自然更緊張。後來朱善璐身體恢復後當了組織部長，家裡沒有電話不行，但當時安裝一部電話需要五六千塊，朱善璐實在掏不起這筆錢，最後聽說是由單位出錢給他裝了電話。

朱善璐畢竟是學生會主席出身，雖然沒有像別人那樣平步青雲，但從政的起點還算比較高，又當過團委書記、學工部長，所以他恢復工作後就被任命為組織部長，不到一年就升任為校黨委副書記。朱善璐當了副書記之後，我作為黨委秘書對他才有了比較多的接觸和了解。

朱善璐任副書記後主管學生和組織工作，這兩項工作事情都比較多，以往是由兩位副書記分別主管的，朱善璐卻是一身二任。學生工作關繫到“穩定壓倒一切”的既定方針，朱善璐上任時學潮的餘波猶在，凡是涉及到學生的事情上面都高度重視，朱善璐自然要竭力表現；組織工作則要面對全校上百個院系、部門，班子換屆、幹部調整幾乎隨時進行，更是一項頭緒繁多的工作。朱善璐如果有比較強的能力，能夠處理好主次關係、輕重緩急，而且善於用人，一身兼二任也未嘗不可。但是這位老兄對待工作卻是從來不講章法，眉毛鬍子一把抓，往往越抓越忙、越抓越亂。

我在朱善璐身邊時發現他的一大特點是幾乎沒有時間觀念，他每天都從早到晚把日程排得滿滿的，或是開會，或是找人談話，或是外出，但一般都是前面的事情還沒完，後面的時間就到了，於是不斷往後拖延。那時候校領導們沒有專車，朱善璐外出時讓我向車隊要車，例如他要求司機下午5點來接他，但是到了6點，他前面的日程還在進行中。如果偶然幾次這樣倒也罷了，但朱善璐卻從無例外，推遲一小時出發對他來說算是基本正常，往往還要繼續拖延。等候的時間長了，司機們也會煩躁，我經常要向上來詢問的司機解釋，他們也只好嘆息着下去接着等。有人約好了或臨時來找朱善璐，但他又往往不在，等不及了只好托我傳話。此後的一段時間裡，我明明隨時看到他進進出出，但就是找不到一刻可以插話的時機，或者和人談話，或者打電話，好容易看他談完了、打完了，我正想上去說話，他又急着趕往下一場活動了。就這麼過了三五天或者更長時間，我硬是和他說不上話，如果事情沒那麼要緊，也就只好拖過去了。

時間一長，我發現朱善璐的工作方式有有意為之的一面。雖然他負責的頭緒比較多，但也到不了需要沒日沒夜的程度，他這樣做更多是在顯示一種姿態，顯得他比誰都忙，比誰都投入，以此獲得領導上的好感和讚賞。當然思維上的混亂、能力上的不足也是造成朱善璐忙亂不堪的重要原因，例如他和人講一件事情，能力強的領導三言兩語就說清楚了，他可能要反覆強調半個小時，他打一個普通的電話往往就需要很長時間。我曾聽見他和時任團委書記王登峰通電話，聽見他交代召開學代會、研代會的事情，說要把這兩個會開成團結的會、向上的會、鼓勁的會等等，一下子說了有五六個詞。我記不住那麼多，總之都是些社論上的語言。

朱善璐的另一大特點是非常熱衷於拉關係，尤其是喜歡和領導人拉關係。有時候他的辦公室堆得東西太多，我作為秘書只好幫他清理一下，時常會在他的辦公桌上看到一些領導人的名片，其中我看到過某些省委書記、省長的名片。朱善璐去外地時往往主動去找當地省級領導，他畢竟是北大的副書記，這些領導一般也會給面子。1995年暑期朱善璐帶學工口乾部去遼寧葫蘆島市考察，我也跟着去了，參加考察的人分乘一輛大巴和一輛中巴從學校出發。我們一到葫蘆島市界，就有地方上的官員來接，還享受了警車開道的待遇。那次出行我沿途在一些市縣交界處，經常看到有小車停在界碑前，有時還有警車，小車上的人分別下車握手，或是歡迎，或是告別。我才知道官場上的很多迎送，已經不在政府所在地了，而是延伸到了其管轄的邊界上。我們在葫蘆島市也得到了當地高規格的接待，每到一處食宿條件都很好，朱善璐善於拉關係的特點確實發揮了作用。回京時路過某駐軍部隊所在地，大概也是朱善璐事先聯繫好了，我們在部隊營房住了一夜。為了給我們騰出住宿的地方，士兵們出去拉練了，第二天上午還安排我們打了靶。總之我們在朱善璐的帶領下，興致勃勃地完成了這次考察，至於都考察了什麼內容我倒是沒有任何印象了。

大約在1995年下半年朱善璐到中央黨校學習了幾個月，他所在的班上都是和他職位差不多的各地官員。學習期間朱善璐回來說要帶班上的同學到北大參觀，讓我聯繫安排了參觀路線。參觀當天他向任彥申匯報了，說帶黨校的同學來北大看看，這些人以後可能對北大有幫助。任彥申說了一句那有什麼用就忙自己的事去了。那天朱善璐不知又有什麼事，讓我先帶他們到各處參觀，晚上在勺園餐廳用餐時他再過來。晚飯開始時朱善璐還沒有到，但他讓學工口安排了一些女生晚飯後陪着唱歌。結果我們在包間吃飯時就到了一撥女生，我只好出來讓餐廳拿一些飲料讓她們在外面等，不想等我們吃完飯後又來了一撥女生。大概是學工口之間沒有協調好，分別安排了兩批女生前來助興，最後只好讓兩撥女生都進來了。不過這批官員們還比較收斂，倒是沒有看到他們對北大女生有過分的舉動。

那天朱善璐席間反覆強調了一個意思，說你們都是很有實力的，北大沒什麼資源，不過各位如果需要拿個什麼學位，我們可以提供幫助。那時候許多官員已經熱衷於讀學位了，我多次聽到朱善璐接待各類官員時，都要向他們表示說北大可以幫助拿學位。其間他本人也讀了政治學系的博士研究生，他沒有碩士學歷，是直接讀博的。朱善璐回北大任黨委書記後，我在一次會上聽他說他的博士學位沒時間讀，後來看到社會上對官員讀學位有很多批評，他覺得自己再讀下去不合適，就主動放棄了。

1996年暑假前後朱善璐調任為海淀區委副書記，他臨走前北大學生中有一點動態，具體是什麼事我記不清了，無非是涉及到了穩定。當時兼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尉健行發話說讓朱善璐先不要上任，處理好北大的事情再走。有了高層領導的指示，朱善璐立刻興奮起來，加班加點，大會小會上進行布置。但是他又沒有什麼新鮮內容，無法就是反覆強調北大要穩定之類的話，有的會上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其間我和黨辦副主任李寶珍在辦公樓前遇到一位系總支書記，他大概是連着聽了幾次朱善璐講話聽煩了，和我們說能不能勸勸老朱，講話不要那麼囉嗦了。我們也只能表示無奈。

朱善璐對於上面的任何指令都是極其重視的，“唯上”是他非常顯著的一個特點。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是一個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門，以前叫市委教育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取消市委工業部、農業部等部門時曾考慮過要一併取消。有人認為大學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關繫到“穩定壓倒一切”，於是改名為市委高校工委得以保留，後來又更名為教育工委。我和這個部門斷斷續續打過近30年交道，雖然他們的名稱、人員已經多次更替了，但其工作思路和方法卻從來沒有改變過，只要有一點小事被他們知道了，一定要尋根問底，上綱上線，把芝麻看成西瓜，把螞蟻當作大象。然後不斷發出指令要求北大做工作，這些指令往往十分刁鑽，要麼無法執行，要麼讓人難以接受。假如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種方式進行處理，他們一定會選擇其中最簡單、最生硬、最愚蠢、最能激化矛盾的方式，至於“做工作”的實際效果則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我就親歷過有人不過是略有一點想法和動向，被他們要求不斷“做工作”，做着做着就做到徹底的對立面去了。其實不光是教育工委，許多黨政部門在處理思想動態、安全穩定問題上幾乎都是這種思路，結果都是不斷激化矛盾、製造對立面。

有一次教育工委還不知道北大的某件事（具體事情我想不起來了），但是朱善璐卻要主動匯報。我平時寫這類材料早就寫煩了，向朱善璐抱怨說這點小事還用得着匯報嗎？朱善璐則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這件事）匯報了，出了問題就沒有我們的責任，要是不匯報，出了問題就是我們的責任了。後來朱善璐當了教育工委的書記，我認為倒是一種比較合適的安排，他們之間可謂相得益彰，朱善璐肯定會對教育工委的風格完全接受並發揚光大的。

朱善璐離開北大後，先是當海淀區委副書記，後來當了書記，然後做了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書記。那些年我基本上沒見過他，只有一次我去家園食堂吃飯，意外地看見朱善璐一個人坐在食堂的一角，看樣子是在這裡剛吃完飯。我想和他也沒什麼可說的，就不必過去打招呼了。北京奧運會前我在學校新聞網上看到朱善璐來北大體育館視察，這個館將舉辦奧運會乒乓球比賽，當時剛剛建成。我看到報道上說朱善璐指出乒乓球館的建設要體現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的理念，感到雖然這麼多年過去了，朱善璐還是沒有什麼長進，還是只會講一些官話套話。再說乒乓球館已經建成了，這些話也不適合事後才講吧。

此後不久看到朱善璐調任為南京市委書記。我覺得像他這樣既沒有能力又很喜歡攬事的官員，在教育工委這類政工部門干能量還有限，到了南京這樣經濟發達，又有近千萬人口的大城市，朱善璐折騰起來的代價可就大了。他在南京的情況我不了解，不過2011年我見到任彥申時聽他說過：朱善璐喜歡往下面跑，看到老百姓生活有困難倒是很熱心，提什麼要求他都滿口答應，但是回去後他就把說過的話忘掉了。市委書記說話不算數，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極端的例子是他答應為某人解決住房，但是按政策又無法落實，市里只好買了一套房子替他圓場。另外2013年落馬的季建業，就是在朱善璐任市委書記時當上南京市代市長、市長的。以朱善璐的觀察判斷能力，對季建業違法亂紀、包養情婦之類的事情或許難以明察，但是他總不會不知道季建業在南京砍梧桐樹，大拆大建，大搞政績工程的行為吧。不過朱善璐也一直是喜歡做表面文章的，在熱衷於政績工程方面他不會和季建業有多大區別。

北大黨委書記在閔維方任職後期就一直傳說要換人，但是等到很多人都不耐煩了，新的書記人選還是沒有浮出水面，據說是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接替者。當然在現有的幹部體制下，北大的書記、校長只可能在極有限的範圍內進行選擇，想選出眾望所歸的人選並不比中彩票的概率更高。雖然我早就對任何一位新任書記、校長不抱期望了，但是當我聽說朱善璐要回北大任黨委書記時，還是感到了深深的失望。我對朱善璐有一定了解，知道他思維層次非常膚淺，做事情沒有任何章法，由他當北大的一把手，只會讓北大亂上加亂。我當時就說恐怕過不了多久，北大的人就會念閔維方的好，起碼閔不至於整天折騰。我還和同事們說最好不要讓朱善璐關注我們，任何事情匯報到他那裡，沒有他不重視的，但也沒有他真重視的，如果他經常過問我們的工作，就會讓我們非常忙亂，而這種繁忙通常都是毫無意義的。很快我的這些看法就變成了現實，只是其嚴重程度遠遠超出我的預計。

朱善璐當副書記時畢竟資歷還淺，北大的官場風氣也遠沒有現在濃厚，再說他不是北大的最高領導，雖然能力差一些，講話囉嗦一些，畢竟還能有些分寸。到了朱善璐當過海淀區委書記、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書記、南京市委書記再回到北大的時候，他已在地方官場上歷練多年，雖然還是沒學到什麼領導藝術，但畢竟體會了一把手的權力滋味；同時北大的風氣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形成了完全唯領導意圖是從的官僚化體制，學校的整體氛圍已經能夠充分滿足他的欲望，他可以不受任何制約地天馬行空、為所欲為了。

同以前一樣，朱善璐在工作安排上還是沒有任何章法，而且更加任性，預定的日程說變就變、隨時在變，不到最後時刻都無法預計。以前朱善璐當副書記時讓我通知開會，如果交代的比較早，我多半拖幾天再通知，他經常會改變原來的計劃。但是現在的朱善璐早已今非昔比，不是光推遲開幾次會的那點能量了。

2012年春天朱善璐計划去香港，日程、機票都定好了，統戰部長也要隨他出行。本來他們預定在某個周三出發，到了這周周一上班時，我聽部長說他們不去了。朱善璐這次去要會見曾蔭權、李兆基等政商界要人。李兆基此前為北大捐款2億元建起了人文學苑，曾蔭權本來沒必要見他，但朱善璐提出他一定要見到特首。於是北大外事部門動用了大量關係，終於安排了他和曾蔭權會面，但誰也沒想到朱善璐突然決定不去了。據說外事部門的人一聞此訊，連“跳樓的心都有”。北大對外交往中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失禮的情況，外事部門只好給港方人士一個個發函致歉，並多方設法補救。朱善璐取消香港之行並非遇到什麼天大的事，我注意了一下此後幾天他的活動安排，他是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參加了一次普通的活動，其間見到了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只是一次禮節性會面。

朱善璐雖然善變，但有一點他是從來不變的，那就是以結識、會見各種高官、政界名流為最大滿足。大概朱善璐認為汪洋比曾蔭權官大，所以他為了見汪洋而可以不見曾蔭權、李兆基，這樣在別人看來極為反常的事情對朱善璐來說其實是完全正常的。聽說他還讓外事部門給他安排會見克林頓、潘基文，外事部門也頗感為難，姑且不論他見克林頓、潘基文有什麼實際意義，光是和克林頓的見面費就需要一筆不少於10萬美元的資金，這筆錢從哪裡出？所幸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聽說他見了克林頓。朱善璐實際上是以北大的地位、資源滿足他追逐高官、名流的個人願望，他唯一考慮只是他們的地位和名氣，為此他可以改變所有的既定安排。

2012年暑期統戰部組織了一批黨外人士去江西考察，行程已經安排好了，朱善璐得知後表示他要和黨外人士在井岡山開一次座談會。為了滿足他的時間計劃，我們只好改變原定行程，退掉已經訂好的車票，把原打算第一站到的井岡山改為最後一站，另外讓幾位不參加考察活動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專程飛赴井岡山，參加為期半天的座談會。這類座談會朱善璐上台後我參加過幾次，基本上都是他一個人講一些大話套話，其他人只需要附和着表幾句態就行了。就是這樣一次毫無意義的座談會，我們不得不為此改變既定行程，付出更大的工作量和資金投入，只是為了滿足他又一次的個人表演。而且朱善璐當時還要求第二年的考察必須去延安，別的地方都不行，於是黨外人士2013年只好去了延安，所幸的是這一次他本人沒有去。

2013年上半年朱善璐讓我們籌備召開全校統戰工作會議，說是要重視統戰工作。其實重視不重視根本不在於開會，做一件實際重視的事情可能比開十次會都有用，但是朱善璐的重視卻只有開會。朱善璐當面和主管副書記、統戰部長確定了會議日期。我一看時間已經很緊了，對他的善變也有些麻痹了，就馬上預定了會場並交了押金，與此同時我們向中央統戰部、北京市委統戰部等部門發出了邀請。但是會議臨近時朱善璐又決定推遲召開，於是預定的會場只好更改，押金也打了水漂，只能等着他重新確定時間，將會議的組織工作再做一遍，而且一直提心弔膽地怕他又變。總算會議時間沒有再改，我們一直提着的心才終於放下來。

我所在的統戰部不過是北大很小的一個部門，朱善璐過問的時候並不多，都要被他折騰的手忙腳亂。全校有上百個院系、部門，他又喜歡到處插手，不知有多少次活動因為他而被搞得人仰馬翻。當然最辛苦的還是他身邊的秘書和兩辦的工作人員，朱善璐的活動安排經常一改再改，他除了睡覺之外從不休息，但也從不考慮別人的休息時間，這些人只得沒日沒夜地伺候他。有的工作人員住的遠，不得不在學校附近租房子住；更有的年輕人該戀愛的不敢談戀愛，該結婚的不敢結婚，該要孩子的不敢要孩子；他的專任秘書更是累病了好幾次，不得不再找一位更年輕的同時做他的秘書。其他校領導、有的部門負責人據說夜裡十二點前都不敢上床睡覺，聽說楊河十二點以後就接過他好幾次電話，但沒有一次是急迫到非要半夜三更不讓人安寧的。以朱善璐的工作風格，北大許多部門都需要增加編制，增加大量的工作量和資金投入，因為他而產生的各種效應肯定會對GDP的增加有所貢獻。

朱善璐身邊的人雖然為他拼死拼活地干，但如果認為這些人能得到安排提拔大概又是一種錯覺。前些年朱善璐還在南京的時候，我接待過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幾個幹部，中午吃飯時我看司機比較面熟，一問果然就是朱善璐任教工委書記時的專車司機。我看他長得和以前常見的汪家鏐的司機有幾分相像，就順便問汪的司機怎麼樣了？朱的司機回答說很不錯，當了副教授，黨校那裡又給了一套房子。汪家鏐是從北京市委副書記兼北大黨委書記調任為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她的司機跟着去是當了副教授還是相當於副教授待遇，朱的司機未必很清楚，但汪家鏐沒有虧待他應該是可信的。我又問朱善璐給了你什麼待遇？司機搖搖頭說什麼都沒有，還說海淀區委、教育工委跟在朱善璐身邊干的人也沒有安排，都是原地不動。朱善璐不用身邊人，在外面任職不用北大的人早有傳聞，我從他的司機這裡又得到了證實。問題是這些人拼命為他干，他是可以在職權範圍內做適當安排的，無論從人情世故還是官場規則上講都是正常可行的。但這時候朱善璐卻要堅持原則，不講關係和情面，對這些拼死拼活為他服務的幹部視而不見。

對於身邊的人或關係比較近的人，朱善璐往往棄而不用，反倒是有的他不熟悉的幹部可能一下子被他看中，很快就提拔起來了。朱善璐用人不喜歡“日久生情”，而是喜歡“一見鍾情”，所以要想在朱善璐手下得到提拔，最好是離他遠一些。身邊的人雖然干的多，但他的要求往往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沒法讓他滿意。就像有的老人身邊有子女，但一起生活往往會產生一些矛盾，總有不滿意的地方，這時候一個遠方的子女回來照顧了幾天，老人就認為這個子女最好，全然忘了常年伺候他的其實是身邊的子女。朱善璐用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趕時髦、圖虛名，例如學歷開始吃香了，朱善璐用幹部就非常看重學歷。以前博士還比較稀少，王登峰二十來歲拿到博士學位，30歲就當上了教授。朱善璐對王登峰似乎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歡和欣賞，選拔他擔任了校團委書記。記得有一次王登峰到朱善璐的辦公室，大概是頭幾天忙什麼事情累着了，朱善璐就讓他斜躺在沙發上，說話時口氣十分柔和，可謂關切備至。現在博士、教授已經多如牛毛了，但朱善璐還是喜歡追求這些名堂，他自己只是學士，那些博士、教授，甚至是院士們能為他所用，或許他也可以從中獲得了一種滿足。

朱善璐雖然當上了北大的最高負責人，但是他對於如何管理北大沒有任何思路和主張，只會照搬官場上形式主義、政績工程那一套。他上任後提出北大要“衝刺入列”，意思是北大要以衝刺的姿態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比閔維方的“迅跑”又加快了速度。北大第十二次黨代會報告的標題是“勇擔使命、團結奮鬥，更加執著地加快推進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步伐”，非常符合朱善璐“假大空”的語言風格。為此他提出北大要實現“跨越式發展”，提出了所謂“2048”遠景規劃和“三步走”戰略設想，把北大的歷史分為三個50年，從1898年至1949年前是第一個50年，從1949年至1998年是第二個50年，從1998年至2048年是第三個50年。北大要在2018年建校120周年前後，率先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到2048年建校150周年前後，全面實現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朱善璐的這些提法被寫入了2012年召開的北大第十二次黨代會報告，他進而將這些目標簡化為實現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北大夢”，甚至還對“夢”進行了分解，要求全校各單位都要有“夢”，例如他要求我們有“統戰夢”。有的老同志私下和我說，朱善璐的一系列提法都是完全違背教育規律的。其實這樣說還算比較客氣，實際上朱善璐本人完全是生活在“夢”中的，他是真心以為他在帶領着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學“衝刺”，他不僅自己做夢，還要求北大的人都跟着他做夢，只是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夢醒的時分。

北大第十二次黨代會報告是朱善璐主持起草的。他先是要求全校各單位都要提出建議，為了替統戰部應景，我也以鄧小平主持起草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不超過五千字為例，建議黨代會報告不要寫得太長、面面俱到，當然我也知道這些建議對他毫無作用。此外他還要求一批批、一遍遍地開座談會，光黨外人士座談會就開了好幾次。報告稿完成後，他又多次要求徵求修改意見。報告稿洋洋3萬多字，比十八大報告，比歷屆政府工作報告都要長，辦公室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反覆印刷。到了黨代會召開的前兩天，朱善璐再次要求徵求意見，而且必須徵求黨外人士的意見。那天是休息日，又遇上下雨，我只好趕到辦公室一個個打電話，或者請黨外人士自己來拿，或者找人送去。對於這樣一篇冗長、空洞，事無巨細、面面俱到的報告，還非要在黨代會召開前夕再走一遍形式。我不知道朱善璐是誠心徵求意見還是有意折騰人，不過這樣倒符合他只會做表面文章的一貫風格。

以我對朱善璐的長期觀察，我認為他基本上是不讀書、不看報，也不思考問題的。首先他根本沒有時間看書看報，我估計他至少大學時代就不大看書了，他一直熱衷於社會工作，又當了學生會主席，以他的工作方式，根本不會有時間看書學習。我只是在朱善璐當副書記時見他看過書，那時他要讀政治學系的博士學位，曾經把辦公室的門關上，囑咐我不要讓人打擾他，說他要準備一下英語考試。還說雖然他肯定能上，但英語也不能考的太差，大概有兩三次把自己關在屋裡看了一陣英語，此後我再未見過或聽說他看了什麼書。我知道的北大曆任黨委書記中，王學珍寫過不少文章，任彥申出了好幾本書，閔維方也寫過“迅跑”。但是我認識朱善璐有30年了，卻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署名文章，哪怕是一篇幾百字的短文。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北大幾位主要領導人的最大特點就是不斷向體制靠攏、表現出一種“效忠”的姿態，不過他們的表現還是有區別的：任彥申有自己的思路和策略，是一種有意識的引導；閔維方既要迎合但又不熟悉套路，未免有些生硬、蠻幹；許智宏是在體制的庇護下逍遙自在；周其鳳顯得有些天真爛漫，乃至不自覺地成為了某種喜劇式人物；朱善璐則是從骨子裡和體制融為一體，除了體制內那些僵化的思維和語言，他沒有任何屬於自己的東西。如果偶然接觸一下朱善璐，可能會覺得他對人很熱情，講話也有點激情，他能夠將官面上的話變成自己的口語，聽上去好像是那麼回事。但只要多聽他幾次講話，就不難發現不管在什麼場合，對待什麼問題，他說的基本上都是同樣的話，表面上慷慨激昂、義正詞嚴，實際上空無一物。

朱善璐喜歡開會，喜歡講話，喜歡做批示。他的批示我以前就見過很多，往往從頭批到尾，洋洋灑灑，幾乎占滿了所有的空白處。現在凡是他的批示下來，辦公室還要專門打印一張“領導批示謄清件”，以便他那些冗長、雜亂的字跡能讓人看清。朱善璐更喜歡會見領導人、各界名流，喜歡到處察看。從好的方面講，朱善璐確實有深入基層的一面，閔維方當了9年半黨委書記，但從來沒有專門來過統戰部，朱善璐上任後來過不止一次。朱善璐對工作似乎是非常投入的，他有時一天要安排二十多件事，每天不到深夜是不會回家的，不僅周圍工作人員忙的團團轉，據說連他的夫人也無法適應。

加班加點對朱善璐來說是一種正常狀態，任彥申多年前就說過什麼時候朱善璐不加班了，他的水平就提高了，前兩年我聽任彥申又說過這個話。任彥申這樣說實際上是很看不起朱善璐的，他在新書《如何是好》中有一段話大概主要是針對朱善璐說的，“他們終日勞碌，加班加點，馬不停蹄地工作着。不論大事小事，交給別人都不放心；不論分內分外，都要親自過問；不分輕重緩急，只要心血來潮就去抓。他們最大的愛好就是開會，把大部分精力都消磨在文山會海中。他們沒有既定的目標和固定的行動計劃，誰找他他就為誰辦事，誰官大他就聽誰的，工作日程不斷變來變去，不僅自己手忙腳亂，搞得部下也窮於應付，疲於奔命。這種忙而無序、勞而無功的瞎忙，弄得大家怨聲載道。”聽說也有其他前任校領導當面勸朱善璐不要太折騰了，但是這些勸告對他都毫無作用。胡錦濤同志曾提出“不折騰”，但朱善璐卻是無時無刻不在“折騰”。我所能慶幸的是我在朱善璐身邊時，他“折騰”的程度還沒有這麼厲害，對我的個人生活還沒有明顯影響。

不知道是任彥申他們沒有看透還是沒有把話說透，從表面上看朱善璐確實是在忙於工作，他整天都忙着會見、開會、講話、批示、考察，沒有片刻的空閒，確實會讓人覺得他對工作非常投入，非常有激情。實際上他的這種“工作”狀態更多是一種個人的需要，正如有人喜歡運動，有人喜歡打牌，有人喜歡喝酒，有人喜歡夜夜笙歌一樣。朱善璐的“工作”對他而言實際上是一種娛樂，他既不讀書，又不思考，也沒有其他愛好，我估計他如果有5分鐘空閒就會立刻坐立不安、不知所措。但是一旦“工作”起來，朱善璐就非常充實，他喜歡那種忙忙碌碌，一聲令下手下人都圍着他轉的感覺。“工作”對朱善璐而言已經是一種須臾不可離開的狀態，實際上已經是一種病態，我估計他可能有狂躁病的某些症狀。至於他“工作”的效果，不知是北京還是南京的人早就給他總結了三句話，“心中一團火，腦中一團麻，辦事一團糟”。

朱善璐的一系列表現固然有他個人的因素，但主要還是制度環境造成的。首先，如果在一種優勝劣汰的用人機制下，像朱善璐這樣早就引起過很多非議，而且思維層次和工作能力都很低下的人，是不適合安排到南京市委書記、北大黨委書記這樣重要位置上的，儘管他對自己可能還有更高的期望；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目前的體制下，一個地方或一個單位的主要官員，特別是一把手，往往都處在毫無監督、毫無制約的環境中。他們說任何話，做任何決策，一般都不會聽到反對的聲音。北大雖然是一所大學，實際上早就徹底官場化了，朱善璐在北大也沒有受到任何制約。如果北大的領導層比較正常，朱善璐許多荒唐的講話、決定是會受到質疑和反對的，例如他要取消和曾蔭權的會面，應該有人勸阻他不能這麼做，但遺憾的是北大領導層早就沒有這樣的人了。朱善璐這類官員就像是被寵壞了的孩子，非常任性，無論做什麼事都沒有人阻止，他也根本不考慮別人的感受。

只是到了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後，北大的一些同志對朱善璐的做法實在有些忍無可忍，才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意見。朱善璐似乎也有所收斂，連我都能感覺到學校里似乎清靜了一些。但是他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就在我們舉辦的統戰系統2014年新年聯歡會上，雖然總共只有一個多小時的活動安排，但是朱善璐又做了長達半個多小時的講話，全然不考慮他的講話完全不合時宜，不顧及（其實他根本覺察不到）會場上普遍的厭煩情緒。今年五四習近平同志到北大考察，座談會上讓朱善璐發言控制在10分鐘，但他還是足足講了20分鐘；今年5月底朱善璐率北大代表團訪問台灣，在宋楚瑜安排的招待宴會上，宋楚瑜作為主人講了半小時，朱善璐則喧賓奪主地講了45分鐘。

除了“工作”之外，朱善璐確實沒有其他嗜好，特別是沒有聽說他有什麼桃色新聞，他似乎也沒有明顯為自己和家人謀取過更多的利益。從我和他的接觸中，我覺得他還是比較樸素、比較隨和的，按一般標準他可能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官、清官。雖然人們都痛恨貪官，那些貪官們一經暴露幾乎無不是財色兼收，但在朱善璐身上我卻感到了一些迷茫。他確實既不貪、又不色，我甚至假設朱善璐如果多少好一點色，有限度地謀取一點個人利益，只要不像動輒富可敵國、情婦成群的大貪官們那麼過分，或許能耗費掉他的一些多餘精力，可能還比他這樣整天折騰的破壞性更小一些，浪費的資源更少一些。其實早在朱善璐當副書記的時候，有一位車隊的司機可能是被他折騰的煩了，這位司機平常就愛說點怪話，有一次我乘他的車時跟我說：你回去告訴朱善璐啊，讓他晚上多陪陪老婆。原話的口味還要更重一些，但是我現在越琢磨越覺得這位司機的話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季 老

在北大隻要一提起季老，所有人都會知道是季羨林先生。季老不僅在北大人人皆知，就是在國內的知識界、文化界、輿論界，只要說起季老的大名，幾乎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和季老同時代的老一輩學者中，雖然不乏一批大師級人物，但能夠有季老這樣的知名度，得到季老這種政治禮遇的，幾乎找不出第二個人。

季老有這麼大的名氣，首先應該和他的資歷、背景有關。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北大集中了全國人文社科界最多的著名學者，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評定的北大一級教授中，季老是最年輕的一位。其他人大都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先後去世，1997年陳岱孫先生去世後，北大的老一級教授就只有季老一人了，全國範圍內有這種資歷的學者也屬鳳毛麟角；其次，許多大學者一輩子從事的都是高深的學問，普通人自然不懂，無從了解。季老的專業研究如梵文、巴利文雖然沒多少人懂，吐火羅文更是全世界也沒幾個人能懂的文字，但季老又善於寫散文，很多人讀過他的散文作品。他還寫過《牛棚雜憶》、《留德十年》這樣頗有些影響的書，一般人都可以通過這些文字了解季老；再有，季老受到的政治禮遇極高，他去世前幾年住在301醫院，溫家寶總理幾乎每年都去探望，前後去了五次；還有季老的家事，如他和兒子的關係，關於他遺產的糾紛等等，多次成為輿論的熱點，無形中也使得季老名氣大增。

我是1981年考入北大的，那時候北大的前輩學者還有不少，季老只是其中之一。印象中我也聽到過季老的一些逸聞趣事，例如說有新生看到一位衣着樸素的老人，以為是學校的老工友，就委託他照看一下行李，開學典禮上才知道他是時任副校長的季老。1985年我大學畢業後到校黨委當秘書，季老那時已不擔任副校長了，我也極少能看見他，但我經常會在辦公樓看到李玉潔女士，聽人說她是季老的秘書。我心裡還有些不解，當時王力、馮友蘭這些老學者還在，但沒聽說他們有專職的秘書，另外我以為秘書應該是像我這樣年輕的，而李玉潔看起來差不多是退休年齡了，因此對季老的特別之處留下了一些印象。不過在我參加工作的頭些年裡，一直沒有和季老有直接的接觸，也不知道多少關於他的事情。

大約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段時間我早晨上班時經常會在圖書館北邊的路口遇到季老，後來看到有報道說季老為了寫書，每天都要去圖書館查資料。我不記得季老的夫人是哪一年去世的，就在我時常遇到季老的那段時間裡，有一天早上似乎天氣不好，好像還點下了點雪，但我仍然在路上遇到了季老。我記得那天到辦公室後，聽同事說季老的夫人去世了。我當時很有些納悶，為什麼季老在夫人剛剛去世時還照常外出呢？後來也看到有報道以敬佩的口氣說季老一心撲在研究上，夫人去世時仍然堅持工作。我是在過了很長時間以後，才了解了一些季老的家庭背景，特別是季老去世後看到他兒子季承的說法，才算解開了當年的疑惑。

我直接和季老的接觸大約只有兩三次。1998年是北大建校100周年，不知出於什麼考慮，最高領導人忽然對北大的百年校慶異常熱心起來，先是於4月29日來北大“暖壽”，又於5月4日出席紀念大會並發表講話。我私下裡曾有一種看法，當時朱鎔基剛剛出任總理，又是要闖“地雷陣”、“萬丈深淵”，又是要“準備一百口棺材”，一時風頭正盛。最高領導人有意為北大造勢，是否還有更深層的考慮？畢竟朱鎔基和最高領導層的幾位清華校友都頗為引人矚目。當然我只是妄加猜測，不過有人以朱鎔基出席校慶大會看起來似乎不愉快，對我的看法表示了一定認可。

“暖壽”當天在勺園舉行了一次座談會，由北大老中青三代教師和學生代表參加。以季老的資歷和名望，自然要躬逢其盛。有關這次座談會的報道說最高領導人一見季老，即說了“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三生有幸”的客氣話，足見季老的分量之重、名望之高。季老當然要在會上重點發言，不過我聽一位參加座談會的人說，季老那天的發言比較一般。我後來專門查了一下有關報道，季老大概說了兩個意思：一是人才培養要注意文理並重，二是要採取措施避免人才流失。季老是座談會上輩分最高的“一老”，其發言確實未見出彩之處；反倒是參加座談會的“一小”——法律系女生李嶺的發言令我印象深刻。她將北大學生的狀態概括為三句話：學習上勤奮努力，生活上豐富多彩，政治上積極上進。並表示愛祖國、愛北大，是我們的口號。我們要把自己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北大的命運聯在一起，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學習學習再學習，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祖國的熱愛。實在是佩服這位小女生對北大當局和最高領導人意圖的把握能力，果然她發言結束後，“江澤民同志帶頭鼓掌”。

最高領導人親臨北大是一件大事，按照慣例要馬上報送北大師生的反映，上面也迫不及待地開始催問了。我當時在黨委研究室工作，和幾位同事分頭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季老的看法自然是首先需要了解的。當天晚上我打電話到季老家，記得是李玉潔接的電話，她聽明白意思後說季老已經睡下了，不便再讓他起來。當時在場的領導們也只好作罷。但過了不長時間，季老的電話就打回來了，季老還沒有睡着，詢問了來電情況後親自回了電話。我做記錄時感覺季老很激動，他說這是歷史上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到北大，意義十分重大，其他的話我記不起來了，基本上都是這類意思。通話過程中季老激動、興奮之情始終溢於言表。

我還有一次和季老直接接觸是在1999年底。當時我的大學同學曾楚風在湖北主編《今日名流》雜誌，因為馬上要進入21世紀了，他們想請一些名人發表對新世紀的看法、展望。季老是北大輩分、名望最高的學者，於是找到我希望能請季老談一談。我和李玉潔聯繫後徵得季老同意，於是陪雜誌社的幾個人到朗潤園季老家中拜訪。我是第一次進季老家，看到季老家裡的擺設十分簡樸，家具都比較老舊。季老應該是剛吃過午飯，桌子上還擺着一些沒吃完的白菜豆腐之類的家常飯菜。我們還未坐定，就在一個比較顯眼的位置上看到電影明星許晴的照片，季老愛貓是很有名的，照片一看就是許晴抱着季老的貓拍的。我們都有些好奇，我感覺季老似乎也在等着我們詢問，果然曾楚風剛一開口，季老馬上就用十分愉悅的口氣說：噢，那是許晴。進一步解釋說是他的學生劉波正在和許晴戀愛，是劉波和許晴來家裡時拍的。

劉波其人此前我見過，但不知道他正在和許晴戀愛，只知道他是誠成文化公司的董事長，在北大讀研究生期間可能也受過季老的指教，所以對外說他是季老的學生。劉波曾策劃出版過一套影響不小、售價很高的《傳世藏書》，並請季老任主編，不過季老自己說他那個主編是“掛名的”。劉波還出資200萬美元設立了以季羨林為名的研究基金，我參加了在友誼賓館舉行基金成立儀式。經季老解釋後我們才明白了，一位是才子、富商，一位是當紅女明星，更有一位名滿天下的前輩學者，他們之間的交往對任何一方而言都是錦上添花的事情，季老當然也可以為女明星的崇拜而感到幾分自得。至於聽說劉波和許晴分手，破了產並跑到國外，這些已經是後話了。

但是當問及季老對21世紀的看法和展望時，我卻不禁有些失望。作為一位享有盛譽的大學者，又是一位飽經風霜、年近九旬的世紀老人，我以為季老理應對新世紀談出一些深邃、獨到的見解。但季老似乎沒有多少想說的話，經曾楚風他們一再懇請，也只是簡單地談了一點看法。或許是這些看法太平常了，我已經想不起來季老都說了些什麼，總之感覺是像我這樣學識、閱歷都非常淺的人也能認識到的。後來我從季老的文章里看到他對21世紀做過一些展望，例如季老在《夢遊21世紀》一文中就寫到：“我夢到，我們的國家繼續安定團結，繁榮昌盛下去……56個民族團結得像一個人。南方不再洪水泛濫，北方沒有森林火災……”；“我夢到，在每一個家庭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相愛，相忍相讓……對待愛情堅貞真實，誰也不做露水夫妻，把離婚當作家常便飯……”。諸如此類的一些夢想和期待，作為一種願望也許是好的，但是在中國社會還充滿着各種問題和衝突，人性在可預期的未來不可能有太大改變的前提下，季老的想法只能是一種“夢遊”。

如果和一些真正的大家相比，季老的思想深度的確比較有限。例如愛因斯坦雖然是一位大科學家，但他對人類社會的問題也有深刻的洞見；陳獨秀、魯迅、胡適等北大前輩學者，無不以思想的深度和力度而貢獻卓著、影響至今。相比之下，季老的見解恐怕就太簡單、太理想化了一些。我不是苛求季老，不要求他一定達到大思想家的境界。但季老畢竟是這個時代年齡最長、輩分最高、名氣最大的學者之一，以他的閱歷、身份、影響力，完全可以對這個時代及國家民族的未來發表更深入一些的見解，他也應該有這個責任和義務。但是季老顯然離這樣的期待相距較遠。

對季老的專業研究我是一竅不通的，他的散文我看過一些，不是太多。我認為季老的散文是寫得不錯的，例如寫胡適的，寫胡喬木的，雖然不見得全面，但寫出了很多真情實感，文筆也比較質樸。我曾聽王學珍說季老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遠不是最重的，《牛棚雜憶》真實地記錄了這段歷史，但是這本書最大的不足，還是對“文革”這樣一場空前浩劫發生發展的深層原因缺乏分析；《留德十年》我感到也有類似缺憾，對於德意志這樣一個科學和文化素養很高的民族為什麼會走上法西斯道路，季老似乎也沒有多少涉及。

前些年季老發表了一些觀點，例如他講過“21世紀必將是東方的世紀，將迎來東方文化的全面繁榮與復興”；還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他是指西方文化雖然長期占據主流，但將會逐漸讓位於東方文化；他尤其推崇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觀念。這些觀點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對於博大精深的東西方文化都所知甚少，不過總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還沒有經過深入的思想啟蒙，民主、自由、法治等人類公認的普遍原則還遠沒有深入人心的國度里，是否急於期待東方文化的復興？我曾聽湯一介先生明確講過不同意季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看法，認為我們現在主要還是要學習西方文化。我對季老的見解比較認可、印象深刻的是他積多年閱歷的一些經驗之談，例如他講壞人不知道自己是壞人，壞人是不會改好的，倒是很讓人信服的名言。

2005年前後我因為要編寫北大統戰史略，偶然在統戰部的檔案里看見一份1950年代有關季老的材料。當時季老40多歲，任東語系主任。材料里有兩點評價我還有印象：一是說季老比較好名譽，什麼榮譽都要爭，如果西語系受了表揚，他就會比較介意；二是說季老一個人在北京生活，長期把妻子留在山東老家不接過來，想和妻子離婚，又不好意思提出來，畢竟是妻子多年承擔了家庭責任。季老和夫人的關係從季承的說法里得到了證實，雖然材料帶有那個年代的特點，但這兩點評價應該是大體不差的。季老去世前幾年，忽然提出要辭去加在自己頭上的“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三頂桂冠，博得了輿論的不少好評。但北大有學者認為這也是季老獲取名譽的一種方式。我不知道季老的想法，也不敢完全苟同這種看法，不過季老好名譽的特點看來北大有一些人還是了解的。

季老去世前後還出現了一些戲劇性事件，不斷形成熱點新聞，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平息下來。先是錢文忠以季老的“關門弟子”自居，給季老行跪拜大禮，着實炒作了一番；然後又傳出季老收藏的書畫“失竊”，時任秘書楊銳被停職，此事甚至驚動了溫家寶總理；再有季老13年未見面的兒子季承回到他身邊，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後續情節。2009年季老逝世後，圍繞季老的遺產季承和北大發生了持續糾紛；季承出版了《我和父親季羨林》一書，全面披露了季老特殊的家庭生活。中間還穿插了季老故居被盜等事件，整個過程頗似一部跌宕起伏的電視連續劇。

對這些事情我了解的有限，談不了多少看法，不過在季老的遺產問題上倒是有些話想說。據說季老早就表態將他收藏的字畫等文物捐給北大，季老畢竟是耄耋之年，生前最後幾年一直住在301醫院。北大校方早就可以根據季老的願望，請季老立下有效遺囑，將文物移交給學校妥善保管起來，其實北大圖書館就有季老的工作室。但是北大校方卻一直不作為，似乎季老可以長生不老下去。在季承回家之後，雖然季老和兒子之間有過很深的隔閡，但面對的畢竟是血濃於水的親生兒子，季老不再明確表態將文物捐贈給北大，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只是季老去世後其遺產糾紛愈演愈烈，對北大和季老的名譽都有不小損害，這種情況恐怕也不是季老願意看到的。另外季承的書我沒有看，不過主要內容也有所了解。雖然季承的做法讓很多人難以接受，認為他損害了季老的形象，但也有不少人讚許季承不為親者諱的勇氣，是講了真話的。

季老愈到晚年名氣愈大、影響愈大，所謂樹大招風，可利用的價值自然也大。劉波、錢文忠等人可能都聽過季老的課，但是“親授弟子”、“關門弟子”之類恐怕是談不上的。季老的秘書中我只認識李玉潔女士，有一年我和李玉潔一起去機場接從韓國訪問歸來的季老和郝斌副校長，一路上李女士十分健談，感覺是一位幹練、直爽、風風火火的老太太。李玉潔長年照顧季老，早就被很多人視為是季老的家庭成員，那一次我帶《今日名流》雜誌社的人去季老家，他們都以為李玉潔是季老的夫人。2003年底我所在的黨委統戰部搬到燕南園53號辦公，緊鄰54號李玉潔家，但我只見她回來過一次。為了翻建53號小樓，施工部門在54號東側搭了幾間臨時建築，沒有及時拆除。李玉潔看到後大為不滿，不僅罵施工單位，也高喊着讓統戰部長出來，後來乾脆找來一幫人把臨時建築拆了。我不禁感慨老太太跟着季老見了很多世面，口氣、脾氣都大了許多。我不了解李玉潔等人對季老的作用，但是季老受到身邊一批人的包圍、影響恐怕是難以避免的。

季老生前和身後，各種宣傳、介紹、回憶、評價他的文章都非常多。我和季老的接觸十分有限，本來是沒有必要再寫這些文字的。不過季老畢竟名氣極大、影響極大，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北大前輩學者，我也不能不對季老有所關注。儘管我沒有能力對季老做全面評價，也不妨把我知道的一點季老的事情，把我對季老的一些看法告訴世人，或許能對人們了解季老起到一點拾遺補缺的作用。

我想季老作為一位大學問家應該是沒有什麼異議的，他在梵文等領域的造詣、貢獻、成就是得到公認的，他對待學問的認真、刻苦、勤奮早就被奉為學界的典範；季老還是一位不錯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很有影響，不乏許多對真、善、美的追求。但季老又是有局限的，首先他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以他的身份、閱歷、影響，他沒有對時代、社會發出多少令人警醒、發人深思的聲音，而是比較順從、配合，充當了某種適應體制需要的角色；其次季老應該是一個公認的好人，雖然他在家庭中未必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但他遠不能稱得上是偉人，儘管很多人希望他成為偉人，甚至有人認為他已經是偉人了。在季老去世前的若干年裡，他一直是北大資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教授，是最能代表北大形象的一位前輩學者。但是季老的局限也是比較明顯的，有些“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同樣是盛名之下，被許多社會公眾還寄予厚望的北大，其實早就徹底依附於體制，整體上失去了為社會貢獻有價值的思想和行動的能力。何況在今天的北大，能夠達到季老做人、做學問境界的學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

幾位經濟學家印象

1981年我參加高考的時候，經濟學已經開始熱門起來了，填報北大的專業志願時我也趕時髦地把經濟學作為第一選擇，只是由於相關成績稍差，才被錄取到第二志願的中國文學專業。當時北大經濟系和中文系的規模差不多，每年都招收100名左右本科生。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中文系還是叫中文系，本科招生規模也基本上沒有變化，但是原來的一個經濟系已經發展演變為經濟學院和光華管理學院兩個學院，還單獨成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近年來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北大的經濟學科和過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成為了北大發展最快、規模最大、名聲最為顯赫的學科。

北大的經濟學專業學科齊全，專家、學者數量眾多，許多教授都有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廣泛的社會影響，但是要說起其中名氣最大的，則恐怕非厲以寧、林毅夫、張維迎三人莫屬。

厲以寧是三人中年齡最大的，成名也最早，他畢業於北大經濟系，後來一直在北大工作和任教。大約在1980年代初期，厲以寧就提出了組建股份制企業以解決就業問題，他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提出股份制問題的，並以“厲股份”而成名。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股份制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曾引起過激烈的爭論，厲以寧也蒙受了不少壓力。不過大概也正是由於這些爭議，愈發使厲以寧聲名鵲起，連我這個經濟學的門外漢，厲以寧的大名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讓我如雷貫耳，儘管我對他的理論完全談不上了解。到了1989年之後，厲以寧一度受到更大壓力，我曾在《中流》雜誌上看到厲以寧的股份制理論被作為當代最反動的思潮之一受到批判。好在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姓“資”、姓“社”的爭論暫時告一段落，厲以寧很快又開始大紅大紫。

1990年代初期我曾聽過厲以寧的兩次講座，一次是在辦公樓禮堂，他講的很生動，用“靚女先嫁”和“靚仔先娶”比喻國有企業的轉制問題。“嫁”有給的意思，“娶”則有拿來的意思，厲以寧說如果把“靚女先嫁”改為“靚仔先娶”，或許可以增加人們對國有企業轉制的接受程度。厲以寧有比較高的文學素養，能吟詩填詞，講演時還善於用一些文學名著中的例子說明問題。辦公樓禮堂內座無虛席，許多人都站在樓道里聽，足見厲以寧的人氣之高。此後不久由黨委研究室牽頭舉辦過一次十四大精神學習培訓班，請厲以寧為培訓班的學員講了一次課，我印象中和此前在辦公樓禮堂聽過的內容差不太多。

對於厲以寧的學術著作和經濟學理論，我既沒有讀過也沒有能力去系統了解。但是前些年厲以寧提出小康家庭的標準是擁有第二套住房，隨即遭到了不少批評，他也多了一個“厲二套”的稱呼。近年來厲以寧畢竟年事已高，繼續撰寫系統的經濟學理論著作可能有些力不從心了，但他有極高的名望和影響，他對於經濟問題的任何看法都會引起高度的關注。厲以寧提出過許多好的建議，但是確實也有一些觀點飽受非議，除了第二套住房之外，我注意到的厲以寧的觀點還有：根據他的新基尼係數算法，中國的基尼係數將是一個低於0.2的數值，厲以寧進而表示中國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中國的問題恰恰是貧富分化太小；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中國的窮人不應叫窮人，而應該叫“待富者”。諸如此類還有不少。這些觀點我沒有親耳聽過，都見之於各媒體，或許有一些斷章取義，但至少“第二套住房”、“待富者”確實是厲以寧提出來的，其他受到批評的言論也很難說都毫無根據。

厲以寧談這些問題沒有多少經濟學術語，不涉及高深的理論，一般人都很容易理解。我雖然是經濟學的外行，但是對中國社會還算有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坦率地說他的這些觀點我很難接受。中國的基尼係數到底是多少？很久都沒有官方的權威說法了，但是僅僅憑自己的實際感受，我也無法接受中國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的觀點；西方有些福利制國家確實有一些弊病，但中國的老百姓卻是普遍缺少福利、缺少保障，一般老百姓拼盡全力，也難以實現基本的住房、教育、醫療、養老需求，在這種背景下談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是否有些脫離國情；至於把窮人稱為“待富者”的觀點更不新鮮，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梁實秋就曾將“無產者”稱為“尚未發財的有產者”，並要求他們“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為此遭到過魯迅的批評。

最令我驚奇的是厲以寧可能並不知道梁實秋的觀點，但一個“待富者”，一個“尚未發財的有產者”，雖然具體表述不同，時間也相隔了七八十年，含義卻是如此驚人的相似。我以為唯一能解釋的就是他們所持的立場，是站在富人還是站在窮人的立場上，“待富者”也好，“尚未發財的有產者”也罷，都只能是富人看待窮人的態度，窮人們大概不會這麼樂觀。厲以寧早就“名滿天下”了，他對於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應該是有很大貢獻的，但他近年來確實也有些“謗滿天下”。我沒有能力對厲以寧做全面的分析和評價，但我認為他不斷受到的批評並非都是無端指責，他站在既得利益階層立場的時候恐怕多了一些。

厲以寧曾提出過“兩個北大”的觀點，我不好說他現在代表的是“第一個北大”還是“第二個北大”，或者是二者兼有？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時常能看到厲以寧騎着一輛舊自行車在校園裡穿行。大約在2000年前後，我還去過厲以寧位於中關園的家中，那是一套只有70平米的普通住宅，地面是水泥的，房間的陳設也非常簡單、樸素，沙發坐上去還有些塌陷。以他當時的名氣和收入，享受更舒適的生活應該不成問題，但厲以寧過的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不了解厲以寧現在的生活狀況，只是感到那個騎着舊自行車的樸素學者的身影離我們很遙遠了，他的一些觀點和看法離中國的現實社會，離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也比較遙遠了。

在北大經濟學家群體中，林毅夫的名氣絲毫不亞於厲以寧。與大陸背景的學者不同，出生於台灣的林毅夫身上更帶有幾分傳奇色彩。林毅夫原名林正義，曾經是台灣國民黨軍隊駐金門馬山連的上尉連長，年輕時的他品學兼優，在台灣軍界也是明星式人物，曾經受過蔣經國的接見。但林毅夫卻在1979年從金門泅渡到廈門，先被安排到北大經濟系學習，然後赴美留學，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教授，獲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後又回到大陸，他是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從國外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

1994年，林毅夫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回到北大，同幾位同道者一起，創建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擔任了主任。大概在1990年代中後期，我曾經為《今日中國》雜誌做過一篇林毅夫的專訪，介紹他本人及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一些情況。此前林毅夫曾提出過一個觀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都是在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產生的，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可能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那麼誰能解釋中國的經濟騰飛，誰就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一時被媒體炒得很熱，似乎中國人快要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了。我採訪林毅夫時專門問過他這個問題。林毅夫其實很低調，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離世界前沿還有很大距離，中國人在今後的二三十年內還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另外林毅夫從台灣回大陸的背景當時知道的人還不多，我也問過他為什麼要回來的問題，林毅夫避而不答。同其他“叛逃”大陸的台灣軍界人士相比，我沒有發現林毅夫有很明確的動機，於是在專訪中推測林毅夫可能是覺得台灣的天地太小，要在大陸更廣闊的舞台上施展抱負。這種推測後來基本上得到了證實。

我對於林毅夫的著作和理論同樣了解極少，印象比較深的，是他提出過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林毅夫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利用了中國勞動力價格相對較低的比較優勢，逐步占領了紡織服裝、輕工產品、家用電器等國際市場。林毅夫預測到2030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後來他又將這個時間提前了。林毅夫一直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非常看好，2014年3月在北大舉辦的北京高校統戰大講堂活動中，林毅夫做首場報告時更是預測到2030年中國總體經濟規模可能達到美國的1.5倍至2倍。此外，林毅夫還非常關注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他在1999年就提出了“新農村建設運動”，建議國家財政應增加投入，改進與農村生活有關的基礎設施，比如上水、下水、電、道路等。他認為農村有很大的市場空間，但是由於公共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限制了農民對電器等現代製造業產品的消費。“新農村建設運動”可以增加農村的內需，消化中國過剩的產能。林毅夫的這個建議應該為後來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決策提供過參考依據。

對林毅夫的觀點我大體上只知道這些。林毅夫可能是中國最具國際化色彩的經濟學家，他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對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的經濟改革應該是做出了重要貢獻的。不過我對他一直看好中國經濟前景的樂觀態度卻不敢苟同，以我粗淺的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固然不小，但積累的問題更不容忽視，這些問題不僅存在於資源、環境、技術等領域，更體現在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否讓全體國民分享，能否讓全體國民感受到公平、公正。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乃至如林毅夫的預測，發展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很大程度上不僅是經濟領域的問題，更是涉及到政治、社會領域的問題。讓我感到困惑的是，雖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重重、困難重重，普通人都不難看出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不難看出其潛在的重大危機。許多發展中國家曾經歷過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隨後由於制度的瓶頸使得經濟發展不能持續，甚至使整個國家陷入停滯和混亂。但從林毅夫的觀點中卻幾乎看不到這些問題，一向都是正面、積極的看法，中國的前景似乎是一片光明、鶯歌燕舞的。林毅夫提出的“新農村建設運動”，確實也有經濟發展成果讓農村居民分享的考慮，只是沒有制度建設的保障，這一美好的願望恐怕也很難成為現實。

林毅夫本人有很高的道德修養。2013年年初他再次被提名為全國政協委員，我作為工作人員到國家發展研究院（原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參加了對林毅夫的例行考察。幾乎所有同事都對林毅夫的個人品德有很高評價，甚至有人認為他已經達到了孔子所講的“仁”的境界。2002年林毅夫的父親去世，他因“叛逃”大陸而無法回台奔喪，只能在經濟研究中心設立靈堂，並做了文情並茂的《祭父文》，其傳統文化功底也令人稱道。林毅夫是在台灣出生並長大的，後來又去美國留學了幾年，從他的背景和經歷來看，他對大陸的政治、社會狀況可能會有些隔膜。但林毅夫畢竟在大陸生活多年了，以他經濟學家的觀察力、判斷力，應該不難看出大陸社會存在的嚴重問題。但林毅夫為什麼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對大陸經濟社會的發展一直看好、一味“歌德”，他是有政治上的考慮，還是有意地選擇性發表意見。林毅夫身上確實有一些讓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2008年林毅夫擔任了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這當然是中國經濟學界特別是他本人的很高榮譽。到了2012年林毅夫卸任之際，許多人都預測他回國後將獲得重要位置，其中的一個傳聞是他要出任北大校長。但是同以往的傳聞往往會得到證實不同，林毅夫最後並沒有當上北大校長，也沒有得到其他重用，只是被安排為全國政協常委，其實此前他已擔任過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但是林毅夫畢竟擔任過世界銀行副行長，可能有關部門認為世界銀行大約相當於中國的正部級單位，於是給林毅夫安排了一個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的位子，算是給他解決了副部級待遇。前些年為楊振寧、李政道安排國內寓所的時候，據說就是按正部級標準掌握的，大概只有在中國才會有這些講究。

如果光從名氣、身份上考慮，林毅夫出任北大校長或許是一種合適的安排。但是基於林毅夫極少對政治、社會問題發表看法，對於北大的現狀，我也從未聽說他有什麼看法。林毅夫管理過主要由高層次、高素質的海外歸國人員組成的經濟研究中心，但是對北大這樣機構、人員非常龐雜，政治上又很敏感的地方，林毅夫並未表現出能夠掌控的能力。何況目前的北大早已是污濁不堪、病入膏肓，我幾乎可以肯定林毅夫不會對北大的實際狀況有深入的認識，如果他真的坐上北大校長的位置，他的一世清名或許就會毀於一旦。所以我倒以為林毅夫沒有當上北大校長，對他而言其實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愛惜羽毛的他沒有必要去趟北大這道渾水。

我聽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授們還說過：林毅夫在世界銀行負責發展中國家事務，訪問過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同一些非洲國家的首腦都有私交，有的首腦來華後還要專門會見他。林毅夫的出身、背景、經歷，在國內經濟學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如果能把他安排到相應的位置上，發揮他這些方面的優勢和特長，或許可以為國家做更多的事情。當然我們更期待林毅夫作為一位有國際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能夠直面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嚴重問題，發出一些更有力量的聲音。

除了厲以寧、林毅夫之外，北大另一位最出名的經濟學家應該就是張維迎了。他們三人中張維迎年紀最輕，但是出名也很早，我還上大學的時候，就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過張維迎的《為錢正名》一文，從此記住了這位出語驚人的陝西老鄉的大名。當年張維迎只有20多歲，還是西北大學的一名學生。過了若干年之後，我聽說張維迎來到了北大，和林毅夫等人一起創建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此後他又去了光華管理學院，並成為厲以寧的副手。

迄今為止我和張維迎沒有任何直接接觸，對於作為經濟學家的張維迎，我同樣沒有能力分析評價。不過張維迎後來當了北大的校長助理，並在2003年春季策劃了北大的人事聘任制度改革。此項改革雖然是閔維方主張並堅決支持的，但改革的思路和具體的操作，則是張維迎提出並實際負責的。改革方案一經公布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受到廣泛的質疑和反對。此前對於張維迎經濟方面的一些看法和觀點，我還是不無欽佩之處的，但是他的“改革”卻一下子讓我大為失望。同北大眾多的反對者一樣，我也認為他的“改革”完全脫離了實際，根本不具備可行性。

為了闡釋他的改革理念，張維迎還出版了《大學的邏輯》一書。我沒有看過這本書，只是知道其中部分觀點，他對中國大學存在的問題看到了一些，提出的理念也不無可取之處，但開出的藥方卻並不對症。凡是對中國大學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難看出，中國大學最大的弊病是體制化、官僚化、商業化。張維迎對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不能正視，卻在“改革”中將大學教師的近親繁殖，教師的聘任和晉升制度這些具體的問題當作改革的突破口，其失敗是必然的。在受到強烈的反對之後，張維迎的改革基本上無疾而終，他本人也在當年召開的北大第十一次黨代會上以倒數第一的票數落選黨委委員，基本上斷絕了進入北大更高管理層的可能性。

此後張維迎經過一些周折，還是當上了光華管理學院的院長。我曾認為張維迎管北大的事情不行，但是掌管光華管理學院或許可以，他那些教師職務聘任的辦法在國際化、市場化程度已經很高的光華管理學院可能會比較適用。我不了解張維迎當院長的情況，但學院內部對他應該是有爭議的，其間曾風聞解聘鄒恆甫引起的糾紛，以及學院內部會議上對他的批評言論，令我這樣的局外人難辨是非。不過以張維迎對待教師聘任制度改革時激進、堅決的態度，他在學院的管理上恐怕也難以做到比較靈活、善於妥協，引起一些爭議估計是難免的。張維迎只當了一屆院長，2010年他剛51歲時就卸任了。

作為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張維迎的觀點我偶爾會看到一些，他喜歡用“博弈”、“邏輯”、“理性”、“帕累托改進”這些詞語說明經濟學問題，令我這樣的外行不能完全理解。張維迎的觀點曾遭受過不少批評，例如他提出過公有制下官員腐敗的存在，對經濟、社會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把握不適當，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幹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為什麼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一個真正好的體制，我可以收費高，但我花80%在獎學金上，窮人就上得起大學了。這些觀點單純從實用的角度看或許有一定道理，但實在和一般人的常識與感受，和人民群眾對公平公正的追求相去太遠，令人難以接受。

不過張維迎在卸任光華管理學院院長之後，他所發表的一些言論倒讓我有耳目一新之感。例如他說中國的大學像一艘破船，到處漏油，政府不去修船，而是不斷地加油，以為加足夠的油就能跑好。我以為這番話對中國大學的根本性弊端是看的比較清楚的，至少比他力主北大改革時更接近大學的核心問題。張維迎對於語言腐敗的批判更是令人讚賞，他指出語言腐敗導致道德墮落，中國未來的改革和發展，以及社會穩定，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語言腐敗問題，語言腐敗的程度與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關係，他號召人們向語言腐敗開戰。張維迎還對國家發改委的產業政策進行了質疑，認為政府實施的產業政策並沒有使相關企業良性發展，而是導致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認為發改委只關注發展，不太關注改革。

特別是我看到張維迎在《炎黃春秋》雜誌社召開的落實憲法座談會上，明確提出市場經濟需要憲政，認為中國不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實行憲政民主，靠單兵突進的經濟改革無法走下去，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未來的改革首先是真正落實憲法、憲政、法治，然後才能夠走到健康的民主道路上。我以為這些言論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抓住了實質性的問題。或許是離開了管理崗位，擺脫了官場上利益糾葛的張維迎，才能夠以一位學者的敏銳眼光更加客觀地看待問題。年少成名的張維迎現在還正值壯年，期待他能以一位真正的經濟學家的洞見，進一步大膽直言、勇於批評，為中國的改革發出更多高屋建瓴、振聾發聵的聲音。

在北大的經濟學家群體中，雖然厲以寧、林毅夫、張維迎三人名氣最大，不過我實際接觸最多的則是經濟學院的李慶雲教授。李慶雲長期從事國際金融領域的研究和教學，是知名的金融學專家，他先後擔任過第九、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現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李慶雲有無黨派人士的身份，是各級統戰部門的重點聯繫對象，他比較低調、務實，不喜歡到處講演、整天出頭露面，所以經常有時間參加北大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就許多經濟方面的問題發表看法；遇到中央做出重大經濟決策或面臨特殊的經濟形勢，我們還要專門徵詢他的看法，並作為動態反映上報給上級統戰部門。

我對於李慶雲的經濟學理論同樣沒有了解，甚至還不如對厲以寧、林毅夫、張維迎的了解多，畢竟他們的言論經常出現在各種媒體上，而李慶雲則沒有那麼大的媒體關注度。李慶雲的觀點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對於民生問題的關注，特別是對低收入群體的關注。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李慶雲參加過多次全國“兩會”，不論在會上還是會下，他最為關注的都是社會的公平公正問題。李慶雲多次講到民生問題，例如他提出要注意解決低收入者的教育、醫療、基本生活保障；他認為提高農民收入的關鍵是提高農民的受教育水平，教育水平提高了，他們自然就有條件選擇增加收入的行業、機遇；他還指出中國的低收入者占人口比例很高，低收入群體對通貨膨脹的承受力很低，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對低收入群體影響很大，出台任何政策都要考慮到他們的切身感受；他認為春節期間火車票價上漲沒有道理，農民工回家探親是一種剛性需求，不能只顧漲價而不考慮農民工的承受能力。

李慶雲對城市住房問題也非常關注，他很早就提出解決住房問題應該採取政府加市場的模式，而不應該將其完全推給市場。他主張各級政府應該建立住房發展基金，通過大量建造廉租房解決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認為要發揮政府在調節房價上的作用，最有效的舉措也在於建設廉租房。而目前廉租房建設和實際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車薪，只有提供了保障性住房，才能讓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解決中國的城鎮化問題。李慶雲還不斷呼籲公共財政和公共產品要逐步均衡化，主張要減少行政支出，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將更多的資金向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傾斜。對於低收入群體，李慶雲經常用“勞苦大眾”這樣一個已經陌生的詞彙稱呼他們，流露出對他們的深切同情和關懷。同厲以寧、林毅夫等人相比，李慶雲沒有那麼大的名氣和影響，但他提出的觀點卻更接地氣，更能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場上去考慮問題，他對於民生問題，對於低收入群體的關注在北大經濟學家中是比較突出的，代表着北大學者的一種良心和社會責任。

經濟學是當今的顯學，北大的經濟學家又是極受關注的一個學者群體。我在學校里耳濡目染，難免也會對他們形成一定的印象。我反覆說過我不懂經濟學，所看到的僅是這幾位經濟學家的某些側面，即使我對厲以寧、林毅夫、張維迎等人有一些看法，也絕無否認他們為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意思。以我比較粗淺的理解，經濟學是經世致用的，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北大曾經有過馬寅初校長這樣的經濟學家，他對於國民黨特權階層的抨擊，對於中國人口問題的遠見，乃至對於無理批判表現出的“決不向專以力壓服而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的精神，無不體現了一位傑出的北大前輩學者的社會責任感和傲然的骨氣。我想社會公眾對北大的經濟學家，對北大的學者們最為期待的，正是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勇敢無畏的精神。希望北大的學者們不要再讓他們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