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北大之我见

今年暑期以来，有关北大的一些负面新闻频频见诸于平面媒体和网络，影响到北大的声誉和形象，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学校方面的高度重视。客观地讲，有些对北大的指责是没有什么依据的，有些则是误解或夸大，也有些确是校内个别单位或个人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但是确实都对北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对于媒体的“炒作”，首先不妨看到北大毕竟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正因为有影响，所以才会成为某些媒体刻意炒作的敏感之地。类似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一所不知名的大学身上，恐怕就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正如笔者这样的普通人走在大街上，肯定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但如果换成是姚明、刘翔，则恐怕交通都要为之堵塞。所以有些媒体热衷于“炒作”北大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眼球。北大毕竟太有名了，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而且这类“炒作”今后可能还会不断发生，我们对此大可以用平常心来看待。

其次，也可以将某些媒体对北大的“炒作”放到整个中国教育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教育的整体现状仍难言乐观。上学难、学费高的问题普遍存在，大量贫困家庭的孩子求学困难，在教育这样一个最应该体现社会公平的领域人们的不满反而更多；虽然国家逐渐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但某些学校热衷于讲排场、比奢华，学校内部行政机构庞大，运行成本很高，教育经费并没有完全用于教育事业本身；更有一些教师弄虚作假，占用大量的科研经费，用于个人或小团体谋利；还有不少学校竭力迎合官员、富商的需要，虽然也有为学校争取教育资源和经费的目的，但具体做法上往往被看作是嫌贫爱富，很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慨。

今年夏天出现的关于西瓜注射红药水的谣言流传甚广，这一事件也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关于“炒作”的问题。西瓜注射红药水经过试验实际上根本不可行，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轻易相信了这一谣言，于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西瓜大量卖不出去，仅海南瓜农为此就损失了三千万元。这个谣言虽然十分荒谬，但如果没有此前那么多的注水猪、注水牛，假种子、假化肥，乃至于各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人们也不会轻易相信这一谣言。正是此前大量存在的此类不法行为，才为谣言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础。

回过头来再看媒体对北大的负面“炒作”，如果没有目前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些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严重问题，人们也不会轻信那些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的对北大的指责、误解。某种程度上北大是在代中国教育受过，因为北大被视为是中国的最高学府，甚至可以说是观察整个中国教育的一个最直接的窗口，人们也很容易把那些在教育界存在的一些问题联想到北大身上，自然地相信北大也会出现此类问题。就以北大要建高尔夫球场的误解为例，正是由于众多高校普遍对官员富商趋之若鹜，一般人就容易相信为满足他们的需要北大可能真的要建高尔夫球场，而不去仔细考虑这类项目在北大校园根本不具备可行性。教育界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人民群众对教育现状的不满情绪正是媒体“炒作”北大负面新闻的舆论基础。

媒体对北大的继续“炒作”肯定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变负面新闻的“炒作”为正面成绩的宣传。中国教育界存在的一些问题积重难返，解决起来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北大毕竟是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最高学府，关于北大的一些负面新闻之所以被“炒作”起来，恐怕也是人们不愿意看到在其他学校发生的事情同样也会在北大发生，对北大有一种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我们即使不能做到“兼济天下”，至少也应该“独善其身”。应该承认，一些在教育界存在的问题在北大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北大毕竟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大环境而不受任何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少做那些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事情。多一些奉献，多一些创新，多一些为人民群众利益呐喊的声音；少一些索取，少一些追名逐利，少一些对既得利益阶层的追捧。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像王选、孟二冬一样的优秀教师涌现出来，培养出更多愿意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优秀人才，奉献出更多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生活的优秀成果。如此，我们对媒体的“炒作”就不仅不会反感而且会十分欢迎，因为他们要“炒作”的都是北大的成绩、北大的贡献，北大将以自己的优异表现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尊重。

（《北京大学校报》2006年11月7日第三版）

从艾冬梅遭遇看运动员培养方式转变

    4月初，原火车头体协女子长跑运动员艾冬梅因与其教练王德显的官司未了，加之身体伤病、生活无着，不得不摆地摊谋生，甚至要出卖奖牌换钱的新闻引起了很大反响。从艾冬梅的遭遇，人们很自然会联想起前不久靠给人搓澡以维持生计的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甚至几年前不幸去世的亚运会男子举重冠军才力。这些曾经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但在退役后却生活艰难的运动员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在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下，艾冬梅的生活状况近日已出现很大转机，继收到南京某公司10万元创业费后，又以10万元的合同成为徐州某卫生品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其丈夫和孩子也得到相应的安排。

虽然艾冬梅的生活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是她的遭遇并不只是个别现象，其身后还存在着一个不小的群体，并非所有退役运动员都能像邹春兰、艾冬梅那样幸运地受到关注。从艾冬梅等人的遭遇，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统的运动员培养方式的反思。

同样是从事竞技体育，与艾冬梅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姚明、刘翔等明星运动员的如日中天。反差如此之大，抛开运动项目的热门程度、个人的天赋差别等因素之外，恐怕在运动员培养方式上的不同理念也是重要的因素。

虽然姚明、刘翔的个人天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其成长轨迹得益于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具备了比较全面的能力。姚明不仅在球场上叱咤风云，在球场下常常也是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刘翔的运动成绩举世瞩目，而他面对公众和媒体大方、阳光的形象，更是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姚明、刘翔更因为热心公益事业而愈发受到国人的尊敬和喜爱。此外如笔者非常欣赏的女子游泳运动员罗雪娟，虽然她因身体原因遗憾地过早退役了，但她在比赛时必胜的勇气和信心，在面对媒体时的大胆和直率，都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体现出了极佳的心理素质和个人素养，相信她今后一定会在其他领域做出突出成绩。

在去年北京大学著名体育教授林启武先生百岁生日之际，林先生早年说过的，要让每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都有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体育工作者（包括运动员）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的言论仍被人反复提及，认为是林老对体育运动宗旨的精辟概括。毛泽东更是早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以此要求来看待姚明、刘翔等一批优秀运动员，不难发现他们除了突出的运动成绩之外，在个人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等方面也成为人们效仿的偶像。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似乎更能体现出当代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其影响力早已大大超出体育运动领域。最近“台球神童”丁俊晖参加一些重要比赛成绩不理想，甚至出现厌倦情绪。有评论者就指出，丁俊晖应该把注意力适当地放到台球之外，应该多读一些书，并指出刘翔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但刘翔训练、比赛之余以名人传记、各类名著代替了电脑游戏，文化修养和心理素质由此得到很大改善，突破了限制其进一步提高的“瓶颈”阶段。

由此反观艾冬梅等人退役后的遭遇，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时期，没有根据全面发展的需要进行综合培养，其文化素质方面的缺陷是无须讳言的。在训练中也过于强调“出成绩”的一面，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采取科学、合理、人性化、可持续发展的培养方式。即使出了一些成绩，在过于严厉的管理方式面前，也很难持续下去。并非笔者有先见之明，早在1993年“马家军”正是大红大紫之际，笔者从大量报道中就隐隐感觉到其训练和管理方式有过于严酷的一面，不想第二年就发生了“马家军兵变”，一支曾经天下无敌的队伍顷刻瓦解。中国男女足球队近年来都遭受过一些惨重的失利，究其原因，除了技术上、能力上的差距之外，恐怕运动员文化素质方面的不足，集训、比赛期间各种非人性化的，过于死板、僵化的管理方式也难辞其咎。

艾冬梅的遭遇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对退役运动员的广泛关注，他们毕竟为中国竞技体育取得的辉煌成绩做出过贡献。除了不断完善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体系之外，恐怕更需要对一些传统的训练和管理方式进行反思。运动员必须的文化知识学习，必要的技能培训，退役后适应社会能力的培养，乃至身体的健康，都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受到忽视。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中国举办，不仅是体育主管部门，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国人都会对金牌数、奖牌数充满期待。但在盼望中国选手取得好成绩的同时，更应该期待他们在赛场内外都能够充分展现大国运动员全面的风采，获得竞技比赛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如此，中国的竞技体育方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走向光明的未来。

（《文汇报》2007年5月11日第五版）

大学要创建一流但更要引领潮流

相当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大学，主要是一些历史悠久、声名卓著的名牌大学，纷纷提出了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其中的一些顶尖大学更是提出了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的还列出了具体的时间表。随着国家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些大学也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对一批重点大学给与大力支持，各校的财力大为增强，规模大为扩充，建筑、设备等基础设施条件大幅度改善。

但是与大学经费增加、规模扩大、条件改善不太成比例的，则是中国大学的声誉近年来出现了不小幅度的下降，大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常会成为舆论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不时更有一些大学被各种“负面新闻”所困扰，而且往往是一些名牌大学。尽管此类新闻与事实时有出入，但公众看到的多是相关大学的否认或辩解，少见自身的反省或引以为戒的谦虚，大学的公信力不断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一些顶尖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似乎并未取得明显进展，单以学术标准来衡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也未见明显缩小。

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是中国教育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各界人士也不断呼吁增加教育投入。但近年来的情况却是如果要求增加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社会舆论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而面对一些已经得到重点扶持的大学希望国家继续增加投入的诉求，社会公众却并不完全认可。尽管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样严重不足，即使是得到重点扶持、以创建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学，其办学经费较之于追赶的目标仍非常有限，这一点也是相关大学特别强调的。至于学术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公众对此比较宽容和理解，也并未要求中国的大学马上就达到世界一流的办学水平。人们对大学的不满，恐怕更主要地体现在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增强，商业化色彩加深，大学追求真理、追求社会公平的理念减弱，大学的精神面貌、大学的社会责任感难以令人满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一些强势的集团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往往受到这些强势集团的损害，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大学是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知识分子除了其专业研究之外，重要的责任就在于要关怀民生，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然而在社会加速转型的时期，就一般公众的感觉而言，似乎不少专家学者利用专业知识为利益集团代言的声音多了一些；而为普通民众呐喊呼吁的声音少了一些，且不能成为大学中的主流意识。大学似乎也在更多地谋求自身利益，面对社会上一些消极负面的问题，往往不是主动承担责任，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而是随波逐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功利化倾向。

中国的高校在提到世界一流大学时往往言必称哈佛，以哈佛为大学的最高境界。然而哈佛大学去年新上任的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明确指出是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遗憾的是我们却听不到以哈佛为追赶目标的中国大学校长们提出过类似言论，如果有，也只能是在过去。蔡元培校长更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提出过：“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也。”尽管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但谈起理想中的大学，则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1920至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似乎更符合社会公众对大学的要求；而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的教育家们更符合人们心目中大学校长的形象。

实际上中国的大学在引领社会进步潮流方面曾经发挥过非常突出的作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重要影响早有定论，这一点甚至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难以企及的；在抗日战争极其严酷的环境下，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精华力量，而且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指出的：“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喏喏，作一士之谔谔。”如果以科研、教学等纯粹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当年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学，同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也许比现在的大学更小。

客观地讲，即使是中国目前最好的大学，其学术水平要想在短时期内赶上世界一流大学恐怕是很不现实的。但是如果要做到追求真理而不是谋取功利，引领社会的进步潮流而不是为社会的逆流浊流所淹没，更多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建言献策而不是竭力追捧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却是中国的大学及其专家学者们能够做到的，也是社会公众十分期待的。作为大学的主管部门和大学的管理阶层，是否可以在大学的管理中少一些行政化色彩，多一些宽松和宽容，大学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仅通过一些专业化的硬性指标就可以体现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梦想，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大学不是在全社会倡导先进的思想、文化，理顺内外部的管理机制，仅仅想依靠资金的投入，人才的引进，设备的添置，论文数的增加，就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恐怕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局面；反之如果大学真正能够做到追求真理和正义，引领社会的进步潮流，维护学术的自由，则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就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北京大学校报》2008年11月25日第四版，获北京市新闻学会和北京高校校报研究会2008年度北京高校好新闻一等奖）

燕南园的二月兰

燕南园是北大校园中的园中之园，一堵石砌的小围墙环抱着十几幢绿树成荫的幽静住宅。熟悉北大的人都知道，燕南园不只是一片普通的住宅，因为一批中国现当代最顶尖的学术大师曾长期居住在这里，使其影响力超越了时空，成为许多学人的崇敬向往之地。如今随着大师们的逐渐离去，其中的一些房子才开始被学校改作他用，就在我有幸随所在部门搬入燕南园的这几年里，还时常会遇到前来寻访大师足迹的校内外学子们。

也许是住过许多大师的缘故吧，燕南园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让人感到有一种不凡的气度，就是园子里那些看似并不起眼的二月兰，也要比校园里其他地方长的更多、更茂盛。今年入春以来雨水偏少，我原以为二月兰会长得不太茂盛，但从我办公室的窗子望出去，满眼仍然是盛开的二月兰，虽然不及雨水丰沛的去年春天那么多，但这种蓝紫色的小花还是在燕南园里成片成簇地开放。尽管园子里的其他花朵也纷纷争奇斗妍，但似乎都不及二月兰那种满园盛开的气势。

在北大校园里经常会看到园林工人栽花种草、修剪树木，但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栽培、养护二月兰。然而二月兰却绝不会因为没有人过问就自卑自弃，每到春暖花开之际，她总是能以最绚烂的色彩呈现在人们面前。我所在的53号小楼是几年前落地翻建的，小楼南面数十米外是55号李政道先生的国内寓所。翻建小楼的时候，施工单位在53号与55号之间的空地上搭建了几间工棚，拆除后的地面上自然是寸草不生。我没有注意过了多久，也许就在来年春天，最多又过了一年，原先被占用过的地方又长满了二月兰；53号小楼改为办公用房后，园林部门按统一规划在周围种上了人工草坪，经常有人来浇水、养护，入夏之后草皮疯长，还要用噪音极大的除草机来剪草。不知浇了多少水，忍受了多少噪音，但那些人工草坪却总也长不好，东一块西一块的。而从没有人关照过的二月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在草坪上冒出来，虽然没有在无人管理的空地上长得那么茂盛，但也一簇簇的颇为赏心悦目。

我是不大懂生态问题的，但也知道北京的水资源非常短缺。现在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其他地方，到处都喜欢搞整齐划一的人工草坪，这些草坪不仅要经常浇水，还特别地娇气，动不动就发黄枯死，不得不另外补种。还要喷杀虫剂，用除草机，无一不对生态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燕南园里的二月兰，既不需要栽种，又不需要浇灌，更不需要养护，即使雨水稀少，也照样能成片地开花，逢上雨水充沛的年头，简直就无处不在，夺去燕南园中的大半春光。

我的眼前既有盛开的二月兰，也有人工培植但长得稀稀拉拉的草坪，似乎无意间在向我们揭示着某种道理。过去人们在“三北”地区想“人定胜天”，大量开垦、放牧，结果是“沙进人退”，大面积的国土荒漠化。后来虽然也想搞一些人工植被来改善环境，但却是事倍功半。有些地方就不得不把人撤出来，据说这些地方只要人类不再涉足，让大自然休养生息，其生态环境往往能较快得以恢复。

自然界的道理如此，人世间又何尝不是呢？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开放搞活，不就是为了把管的过多过死的经济从人为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其自身的活力吗？当年赵丹先生的一句临终遗言“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实在是道出了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的大学公认的办的最好的时期恰恰是管的最少、自主权最多的时期。但现在的教育管理者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道理，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五日一检查，十日一评比，半月一考核，过些日子又来一次评估。其结果恐怕就如同我窗外的那些人工草坪一样，虽然不断有人养护，却总也长不好；即使别处有长得好的，也只是看上去很美，早已失去涵养水源、维护生态的功能。反倒不如没有人过问的二月兰，只要有适当的土地，适当的阳光、雨水，就能够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给人们带来一个明媚的春天。

（《北京大学校报》2009年4月15日四版）

体制不变，大学校长又何必换岗？

近一段时间，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大学的校长或离任、或换岗。大学校长更替本来是平常的事情，只是一下子牵涉到这么多的重量级大学，想不惹人关注都不可能。任命一下，多位副部级的大学校长纷纷收拾行囊启程，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威之重、权力之大令人印象深刻。

我对这些大学校长的情况都没有多少了解，更无法评价他们任内的功过。但如果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大学或校长，而是就大学或大学校长们整体而言，似乎无法得出大学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大学校长是文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的结论。社会上有什么现象大学里就会有相应的表现，社会上有什么弊端大学里就会有相应的问题；大学校长们也都有官场上相应的级别，职务由上级任命，身份更符合政府官员的特点。如果哪位大学校长有不合体制的特立独行的言行，往往会被视为另类，得不到主管部门和同僚的认可。

我相信离任的大学校长中有的任期内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其中可能也有师生们很不满意，希望他早点走的。在很多部门或单位常常有这种情况：大家对某位主要领导不满意，以为来一位新领导就会好起来，但时间稍久就会发现并没有什么实质变化，甚至还不如过去，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足协近几位掌门人的表现了。如果校长们对上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不变，校内管理机制和利益格局不变，民主意识淡薄，又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则换不换校长其实并无多大影响。

既然体制一时难以改变，又缺少变革的理念和决心，其实有些大学校长的日子是可以过得很潇洒的。他们一年中可以有半年时间飞往世界各国或国内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考察、访问，至于是否都有必要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即使留在校内，也常常是赶场式地参加各种活动，有时还没弄明白这一场的情况又匆匆赶往下一场了，要做的“指示”自然会有人事先准备好，用不着事事都搞明白。过去在校内经常能看到骑着自行车的校领导，甚至还会看到校长弯下身子给自行车打气，现在校领导们一般都是坐小车的，时常还可以看到秘书们专门从办公室出来迎送，并为领导们打开车门。有的校领导是非常在意他们的官员身份的，荣耀感极强。借用鲁迅讽刺北洋军阀时期教育当局重在“当局”而不在“教育”的话，恐怕现在有些大学校长是重在“长校”而不在“大学”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长期在权力环境下熏陶出来的结果吧，许多老师和学生对校长们往往是心悦诚服，倍加尊敬的。老师们平常是难得见到校长的，更不要说想反映问题了，校长偶尔和自己说了几句话，就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如果再对学生表现一下亲民的举动，表示一点关心，再会唱几首年轻人的流行歌曲，尽管唱得很走调。学生们也都幸福的不得了，又是要“感谢关爱”，又是要“感恩”，又是“慈父”的，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上上下下其乐融融。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校长们能够这样潇洒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如果他们都要“新官上任三把火”，要不断推出各项举措，要“促进改革”、“加快发展”。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无非就是要“加大考核力度”，要搞“末位淘汰”、“减员增效”、“定岗定编”这类名堂，教师们的日子恐怕就更不好过了，校园里也就更不得清静了。

（写于2008年11月20日）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的一些看法

近年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的颁布，进一步明确了党外人士配备的政策。各级人大、政协配备党外干部和代表人士的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有大批优秀的党外干部进入各级政府部门。国家科技部长、卫生部长更是直接由党外人士出任，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部长职务，是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充分显示出中央在选拔任用党外干部方面的决心和魄力。

党外人士群体中存在着大批层次高、素质好，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优秀人才，其中也不乏许多具有政治才能和领导能力的同志。应该让更多的党外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和各级政府部门，加大选拔使用的力度，更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对于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而是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首先，对于那些专业上非常突出，且正处于创造力高峰的党外人士，一般不宜急于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特别是不宜急于进行实职安排，让其从事实际的管理工作。众所周知，尽管现在中国各类高级知识分子，各类专家、学者的数量空前，但真正能够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拔尖人才极为匮乏。其中一项显著的表现就是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却没有多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专利，多数行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末端，在获取有限加工费的同时，伴随着资源、环境方面的重大代价，以及劳动者极低的收入保障；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对世界上更是没有多少影响力，迄今没有产生过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去其他因素之外，各类优秀的创造型人才的缺乏应该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与此同时，我国各级政府机构的庞大、臃肿，各类官员的数量之多、耗费之巨，也是人所共知的，早已达到国力不堪重负的地步。以极为有限、极为珍贵的专业人才，又处在创造力旺盛的时期，不去专心从事创造发明，反而急于从政，去补充数量极为庞大的官员群体，应付各种事务性的工作，实在是用非所长，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极不划算的。

已故的党外代表人士王选先生的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王选在创造力正处于高峰的时期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而是一心一意从事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研发，开辟了汉字排版印刷的新时代，以技术上的优势战胜了这一领域的国外厂商，占领了国内外汉字排版印刷的市场。而在他已过了创造力高峰之后，才开始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及全国政协的重要领导职务，并以其杰出的贡献、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民主党派的旗帜性人物。如果在王选刚刚取得一些进展，有一点成绩的时候就急于让他担任行政职务，就很难想象会对他技术上的突破产生什么影响。此类情况并不少见，有的党外人士在专业领域蒸蒸日上之际，就进行了实职安排，结果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本来很有成绩和希望的专业领域反而被放到次要位置，很快沦为平庸。不仅对党外人士如此，对其他杰出的专家、学者，技术人才，都不宜非要安排行政职务，以免影响他们业务上的进展和创造力的发挥。

其次，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不要过多地考虑年龄、行政级别方面的限制。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发展完善，越来越多的党外人士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但是目前在许多地方或部门，对于党外人士的选拔使用还存在不少限制。例如要选拔党外人士担任实职干部，如果是一个副局级岗位，往往要求其担任过正处级职务，同时还有相应的年龄限制。党外代表人士往往多年从事专业工作，到取得一定成就和学术声望时一般也不会太年轻了，又不宜让他们在业务发展的高峰期从事管理工作。到适合进行安排时，他们在参政议政或行政管理方面可能还没有任何经历，年龄也可能偏大一些，因此不能按一般党政干部的选拔原则要求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多数是大学的教授或科研院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教授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即使担任了学院院长、系主任，按行政级别只是处级干部，学院下面二级系的系主任，或者系下面的教研室主任，如果硬要套行政级别就只能按科级干部对待。至于在大学里十分重要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机构，更是没有什么行政级别，而这些职务常常都是由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很高的教授担任。实际上许多著名学者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可能就是教研室主任了，更有不少著名学者从来都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

近年来在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上出现了越来越强调行政级别的倾向：许多优秀的党外人士因为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或行政级别不够就不在选拔之列；有的党外人士准备安排在人大、政协或民主党派中任职，也往往要求所在单位为其安排一定的行政职务，搭好所谓的“台阶”。虽然按台阶晋升职务的规定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也不宜将其绝对化，将任职经历看得过于重要，将领导职务的门槛看的过于特殊。我们知道人们获取的知识和能力有的来源于直接经验，有的则来源于间接经验，担任领导职务确实需要一定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更多应该体现在分析和判断问题能力的高下，为人处事的分寸，是否公平正直等方面，并不一定都要在担任领导工作后才会具备。有的人从来没有当过干部，但一上任就很有章法；也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干部，甚至是很高级的干部，但仍然昏庸无能。此类现象不胜枚举。

许多党外人士多年从事专业研究，取得专业上的成就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如果适合进行实职安排，就不能要求他们在行政职务上都要走过所有的台阶，不能按照党内干部的培养选拔规律要求党外干部。对于那些学有所长，综合素质很高，并确实适合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外人士，只要注意加强培训和岗位锻炼，他们的领导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就会很快得到提高。

第三，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要考虑到他们实际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管理工作能力，并不是所有的党外人士都适宜于参政议政或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有的党外代表人士专业能力很强，但却不懂政治，更不懂管理，学术上很有建树，但对政治问题可能只是一知半解，对管理工作相当外行。如果让他们参政议政，很可能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如果担任行政领导，更可能会不知所措。对于那些不适合参政议政，不懂管理工作的党外人士来说，最好还是让他们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不要勉强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否则既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又影响了业务上的发展。长期以来在选拔培养领导干部问题上强调要“知识化、专业化”，一般可能理解为担任领导工作要有比较高的学历，有自己的专业，最好是专家出身。所以各级官员中学历高的、有专家身份的越来越多，有的本来学历不高，也要利用职权搞一顶博士帽戴戴，弄一个教授当当，但实际工作能力未见任何提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曾批评说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应该看到政治工作、管理工作其实也是一种“专业”，并不是学问做得好、学术地位高就一定会做政治工作、管理工作。不仅部分党外专家学者中存在“专业内行、管理外行”的情况，即使现在大量专家学者出身的领导干部中，许多人的实际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在于只看重了他们的高学历和专家身份，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同志是否具备管理方面的专长，是否是管理工作的“专家”。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应该特别注意把那些具有优良的专业素质，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能够仗义执言，特别是能够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注社会民生问题，能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党外代表人士选拔推荐到各级人大、政协及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对于进行实职安排的党外人士，则更要考虑他们是否有这方面的兴趣，是否具备管理方面的专长，以便于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平台，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第四，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安排使用要切实改变“官本位”的评价体系。有些党外人士正处于业务发展高峰，或并不一定适合参政议政和从事管理工作，但仍然进行了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其目的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地位，显示对他们的重视程度。虽然“官本位”制在中国有长期的历史和影响，但历史上还是有许多不愿为官的名士，即使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大学教授、尤其是有名望的教授还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但现在就是在以学术为本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行政化的色彩也非常浓厚，“官本位”的评价体系无所不在。学术上非常出色的教授，如果不担任校长、院长、系主任等行政职务，对学校乃至院系的事务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教授担任行政职务，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提拔”，甚至出现了几十个教授争当一名处长的事情。一方面对党外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似乎是一种“重视”、“关怀”，不顾其是否适合这样的安排；另一方面又在对党外人士安排时设定出种种条条框框，必须担任过什么行政职务，够什么级别等等。其根本原因都是受“官本位”评价体系的支配，一个人真正的贡献和成就，真正的能力和威望，在官员等级面前都是次要的。这样的评价体系已经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追求真理、追求创新的动力，当所有的专业人士都要以官员的要求、好恶为准绳，以官员的身份为荣耀，那么一个和谐的、创新型的社会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必须让所有的人才，特别是各种专业人才，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需要任何政治身份、官员身份，就能够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健康的。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是统一战线领域的重要工作，应该拿出更大的魄力，迈出更大的步子。但同时更要注意破除各种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党外人士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尽所能、各用所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为我国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此文获北京市委统战部颁发的2010年度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北大应以整体改革的形象重铸辉煌

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蔡元培校长执掌北京大学，推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聘请了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来校任教，裁撤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同时对北大的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关和执行机关。原本封建官僚色彩浓厚的旧北大很快被改造得面目一新，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前进方向，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一举奠定了北大的特殊地位。陈平原教授对此曾有过准确评述：“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五四时期铸造了北大最辉煌的一页。时间已经流逝了将近100年，时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北大是否还有机会重新复制五四时期的辉煌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然而那个时期所批判过的许多旧的思想、观念、传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今天，思想启蒙的任务仍然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余年，在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十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即使是北大也深深地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

同历史上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乃至同世界上任何优秀的大学相比，目前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其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和体制的联系过于密切，行政干预的力量过于强大。北大无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一向被国人寄予很高的期望，被视为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民族的脊梁。但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目前的北大是无法承担这些使命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北大并未能真正继承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并未担负起应该坚持承载的历史责任，而是在许多方面自觉不自觉地顺从并迎合了世俗的观念、体制的需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要有一些群体、一部分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的，要能够为全社会倡导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引领时代的进步潮流，也要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从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需要来看，北大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充当这样的角色，北大也完全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使命。

首先，北大应该拥有一支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上比，目前北大高级知识分子的数量之多，培养各类人才的规模之大，都可以说是空前的，但社会影响力却远不及五四时期的一小批先进知识分子，学术水平上也不及老一代大师。北大固然需要有一大批专业素养很高，甚至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但是北大的学者中，不要求全部，至少有一批，甚至是占主流的一批学者不仅应该在专业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应该敢于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他们的研究领域可以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但他们同样应该关心公共事务，关怀人民大众，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民智的开发，为民生的改善，为民权的保障而呐喊、而奋斗。这也正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五四时期的北大学者们所走过的，为北大带来巨大声誉的道路。尽管现在北大不乏这样的学者，但总体上还形不成较大的声势和影响，和时代的需要，和人民大众的期望值相距甚远；甚至有的学者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是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谐，而是站在权贵阶层的立场上，维护其既得利益，遭到人民大众的反感。      

鲁迅1925年在《我观北大》一文中写道“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这句话早已被我们耳熟能详，尽管后来的北大、现在的北大都恐怕受之有愧，这还只是鲁迅观北大的第一点；鲁迅观北大的第二点：“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后来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不提。其实不必讳言今天的社会还存在许多黑暗面、阴暗面，仍然需要北大站出来与之抗战、斗争，鲁迅的北大观至今并没有过时。一支有真才实学，有真知灼见，敢于仗义直言，能够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奉献全部热情、才智、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应该是重铸北大辉煌所必需的。五四时期《新青年》办得再好，发行量最多不过几万份，只能在当时占人口比例极小的一部分知识群体中造成影响。而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普及、提高，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应用，客观上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言论空间和行动舞台，就看新一代的北大学者能否传承那些前辈的思想和精神了。

其次，北大应以自身的制度化建设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当今中国的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强调：“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进行？民主化应该怎么实现？都还没有现成的路径。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对于怎样进行改革？三中全会及以后中央的历次决策并没有给出全部答案。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十几户农民冒着风险搞起来的，后来才得到肯定和推广；深圳等特区是在一片非议声中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对特区的建设也没有给出很具体的指示，而是要求“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并一再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既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道路，那么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样也需要探索和尝试。北大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理应在自身的制度化建设、民主化管理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也就必然会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北大如果不率先致力于管理体制深层弊端的改革，自然会有其他地方进行尝试。从笔者了解到的有限信息中得知：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近期出任新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有志于建设一所全新管理体制的大学，据说深圳市还要出台地方法规，以保证南方科大的办学自主权。尽管我们还无法预期这所大学的未来走向，但其着力于大学去官化、去行政化，触动大学深层弊端的尝试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深圳大学几年前就成立了由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组成的人事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学校所有进人指标和财务预算都要分别由这两个委员会通过后方可施行。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大学体制的改革方面是否也要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北大的地位和声望固然是深圳这两所大学无法企及的，但是不要忘了，当年的蔡元培校长也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使北大声誉鹊起、独领风骚；建校时间晚于北大的清华、燕京也是在不长时间内就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之列；近期的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十年就成为了亚洲一流大学，国际上排名已在北大、清华之前。北大如果不打算在深层体制的改革上有所作为，将来落在其他大学后面并非没有可能。

大学内部常常将体制上的弊端归咎于各级行政部门的干扰，抱怨没有多少办学自主权，却很少从自身找原因。实际上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众多高校，官僚化习气之浓厚，行政部门之庞杂，权力运作之不公开、透明，乃至于以官场规则主导学术规则，早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虽然有行政部门的多方干预，但是同历史上的大学相比，现在的大学对行政权力的渗透不是自觉地防范、抵制，而是积极靠拢、主动迎合，甚至为了满足自身的权力愿望，在可以掌控的领域内全面贯彻。当年的蔡元培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拥有多少办学的自由，蔡元培1919年曾发表过不愿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抱怨了他任校长期间经常受到的官僚们的训令、干涉，受到各种强权的压力，实际上很不自由。但他仍然能顶住各种压力和干扰，大胆改革，铸造了北大最辉煌的篇章。如果大学不能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从改革内部的弊端做起，则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北大近些年来也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从前些年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人事聘任制度改革，到最近推出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无一不引起校内外激烈的争论和质疑。这些改革举措虽然也是必要的，但是都没有从深层次的问题上入手，没有着力于解决大学行政化、官僚化泛滥的问题。改革如果不是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而是试图从一些次要方面打开局面，并且这些改革本身还是由公众最质疑的行政力量所主导，其目的和效果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出现怀疑和批评就是很正常的。现在的社会舆论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开放，对于北大的批评和质疑更不会受到什么约束，不仅是网络媒体，甚至传统媒体都可能会对北大进行激烈批评，北大必须要学会适应这种局面。从另一方面讲，北大之所以受到这样强烈的批评和质疑，也说明社会公众对北大还抱有一定期望，希望北大能够表现出某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在思想的引导和体制的创新方面为今天的社会做出表率。

现在的北大确实可能比蔡元培时期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干扰，但是这些力量也许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强大和不可抗拒。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进入攻坚阶段的艰难时期，北大完全应该有所作为，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拿出自己的行动，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无畏的勇气，进行全面、深入、整体的改革。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要求使北大完全有可能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辉煌，完全有可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再次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可能涌现出陈独秀、鲁迅这样的思想界领袖，也可能涌现出蔡元培这样杰出的教育家，就看今天的北大还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胆识、智慧和历史责任感了。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1月8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