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深灰色西裝，內搭黑白格子襯衫，精神矍鑠的李肇星一步跨上兩個台階，上台端坐後，他看了眼頭頂的燈，用濃重的山東口音說：“電燈太亮了點，能不能調暗，節能減排下？”現場響起一片歡笑。

昨日，在廈門國際會展中心內，類似這樣的歡樂橋段還有許多。李肇星，這位以幽默犀利風格聞名中外的共和國第九任外交部長、現任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會長，受邀到訪廈門，與大夥分享他的外交故事，聊聊“企業家的國際視野”。副市長張燦民出席。

談創新

“我們要有自己的品牌、知識產權和專利”

昨日，李肇星提及自己在瑞士的一次經歷。“那時我去瑞士開個民間研討會，碰見個瑞士退休官員後來是手錶廠的董事長，他請我去手錶廠參觀。我就把袖子一伸，問他說你看我這手錶是什麼水平，沒想到他一看哈哈大笑，說你這個表百分之百的部件，包括技術含量最高的部件都是中國深圳一家工廠造的，但是用的是瑞士的品牌和知識產權。瑞士方面得到的利潤是中國工廠利潤的40倍！”

“哎！我當時聽了真想哭。這還是深圳，中國改革開放的帶頭者，如果是大西北、大西南呢？所以我們要把創新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要有自己的品牌、知識產權和專利。”......

 在知識經濟時代，創意、發明、專利等知識產權的價值遠遠大於簡單的勞動和製造，創造的利潤更是無法相比；這是一個最簡單的規律，李肇星居然聽了要哭，可見他多麼孤陋寡聞。其實，他真正應該悲哀的是：這些手錶進口回中國後，被無良的中國商家們哄抬價格賺取了遠遠超過擁有品牌和知識產權的瑞士人的、也遠遠超過深圳工廠40倍的利潤。當然，這麼艱深的思考是李肇星永遠不可能達到的。

 新聞繼續報導李肇星的演講“談祖國”：

“我的一生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母親，一個是祖國母親。”昨日，李肇星再次引用我國著名學者、北大教授季羨林的話。他說，不管世界多麼大，宇宙多麼大，一個人的根是在自己的祖國，“我們永遠要記住的是‘祖國唯一’，把祖國放在首位，看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祖國。

 事實上，2011年10月李肇星到廈門英雄三島戰地觀光園參觀時，題詞就是“一個母親，一個祖國。祖國萬歲！”昨天，擅長講故事的李肇星，以兩個故事來強調自己對祖國的情感，一件讓他感到幸福，另一件則使他深感悲壯。

“前陣子，我在路上碰到個五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告訴我自己曾是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工作人員。1999年，北約野蠻轟炸大使館後，他得到了賠償。”李肇星對賠償的情況感到好奇，“這位年輕人說自己並沒有受傷，那麼怎麼也獲得了賠償？”原來，北約轟炸破壞了年輕人睡眠的權利，所以這筆賠償是有關睡眠被破壞的賠償。“款項雖然不多，只有兩三萬美元，但是年輕人體會到有祖國做後盾的那種踏實感。”李肇星說，這件小事對他刺激很大。

 另一件“小事”發生在今年的法國國慶日期間。彼時，受法國總統奧朗德的邀請，李肇星作為中國政府代表赴法國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紀念活動。悼念一戰期間在法逝世的中國勞工是此行的重要一環，當李肇星在墓地上悼念同胞的時候，他想，“沒有祖國的強大，老百姓的生活就不會幸福，沒有祖國的強大，一個人死了也不會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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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肇星的老校長胡適在84年之前就說過：“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當然，不要人格、自由和平等的李肇星完全可以不認同胡適的觀點，堅持 “祖國唯一”、把“祖國放在首位”。但是，他在大庭廣眾中說出“我的一生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母親，一個是祖國母親”，就屬於太不正經、不着調了。連小學生都知道，把祖國稱作母親，是一個擬人、比喻的用法：因為母親是一個人生命里最重要的，為了表示對祖國的重視，於是形容祖國如同母親一樣。開天闢地李肇星是第一個，把概念性的“祖國”和有生命的母親並列起來，口稱自己有兩個母親。如果按照李肇星這樣不正經、不着調的“虛則實之”下去，問題就複雜了：你有兩個母親，就應該有兩個父親呀，否則不成了“二女侍一夫”了？那麼另外一個父親是誰？逼急了他一定說是黨了，那為什麼祖國就一定要嫁給黨，被黨壓在身子下面？為什麼祖國就不能是父親把黨包養起來？母親可以和父親離婚，那祖國也會和黨離婚嗎？如此問下去，麻煩大了。

        至於讓李肇星感到“幸福”、深受刺激的第一個故事，我翻來覆去看了七八遍，一再琢磨，還是沒有想出北約主動給了連五常大國的外交部長都聞所未聞、都“好奇”的中國駐南大使館年輕人睡眠損失賠償金2、3萬美元，和“祖國的後盾”到底有什麼關係？這筆錢既然李肇星做夢都想不到、只是偶然才聽說，那顯然不是祖國出面爭取、而是北約主動給予的，我真不懂祖國有什麼臉去貪天之功？每一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是，在“祖國母親”的懷抱里，別說“睡眠權利”連天方夜譚都談不上，就是被砸攤、被強拆、被刑訊、被毆斃，又有幾個人能順利得到幾文錢的賠償？李肇星說他聽說此事受到很大刺激：他真的應該受到刺激，但他應該受到刺激的不是自作多情、想入非非地想象“年輕人體會到有祖國作後盾的那種踏實感”；他應該受到刺激的是：北約讓他第一次知道了一件他不但聞所未聞、甚至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北約讓他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還真的有着和他的祖國不一樣的規則、倫理、觀念和價值。

        即使按照李肇星的一廂情願退一萬步說，北約真的是看在中國政府的面子上才給了年輕人睡眠賠償，那還是北約主動為之，而不是中國政府替自己人維權力爭的結果。我們都還記得前年中國駐外使領館官員公開責備赴外的中國人沒有謹遵當地法規，從而給政府添了麻煩；我們都還不會忘記前年遼寧漁民被朝鮮扣押、毆打、敲詐，家屬訪遍中國涉外部門卻求告無門、屢屢遭逐。不要說這些小人物，就是貴為前總書記、當時政治局委員胡耀邦千金的滿妹，在得知父親病危，急於回國而求助於中國駐美國領使館時，也一再被冷拒、侮辱，以致於激憤的放聲痛哭。（由此我也學了乖，每次出國，雖然電信公司反覆自動短信我中國當地領館電話，並告知如有危難即速聯繫，我還是每逢遇到緊急情況都求助當地機構，決不給祖國母親找事添堵。

        說到第二件讓李肇星“深感悲壯”的故事，“沒有祖國的強大，老百姓的生活就不會幸福；沒有祖國的強大，一個人死了也不會有尊嚴”，固然不算錯，但祖國強大了，老百姓的生活就會幸福、一個人死的就會有尊嚴了嗎？我們這一代從記事那天起，就知道祖國一直強大着；實際上，在1949年老百姓們就被告知祖國已經開始強大了。可是直到今天，我們幸福過嗎？老百姓們死的有尊嚴嗎？那些100年前葬身異鄉的中國勞工們，至少還能在100年後法國國慶日期間的一戰爆發100周年紀念活動中倍享總統參與悼念的哀榮，而那些被強大的祖國根本否認的中國入緬遠征軍的亡魂們、那些被強大的祖國落井下石的受盡苦難九死一生的志願軍戰俘們、那些被強大的祖國徹底拋棄的孤苦伶仃四處上訪的對越反擊戰殘存的軍人們，又該讓感情豐富的李肇星怎樣慨嘆、怎樣浮想聯翩呢？

 報導李肇星的演講的新聞最後寫到：

 絕不說假話

 真話不全說

 昨日的提問環節，一位女聽眾問李肇星：“坊間流傳一個段子，說外交部發言人總是說兩個詞，強烈譴責和嚴正抗議，您對此怎麼看？”問題犀利，但李肇星用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巧妙地做了回答。

20多年前，李肇星第一次做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時，由於感覺心裡沒底，他便向季羨林先生請教如何才能做好一個新聞發言人。

“當發言人要注意什麼？你不覺得這句話有毛病嗎？”季羨林反問李肇星，並告誡他，不要把當官、當發言人這種頭銜太當回事。“季羨林對我說，不管你是不是發言人，都要記住兩點，一是絕不說假話，二是真話不全說。我幹過外交部發言人十年，都是根據授權說實在的話。”

 用一句時髦的話來形容我看到這段話的感覺，就是“直接崩潰”。季羨林的話在不同場合都說過，來源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關牛棚時的感悟。那個時候政治形勢極為殘酷，政權對人的迫害已經使所有人的道德淪喪殆盡。能不害人已屬不易，堅持真理是天方夜譚。在那種環境下，作為一個危如累卵的普通人，季羨林說這種話不算錯。但是。你李肇星是一個大國的對外發言人，你的任務是告訴世界中國的真相，你的責任是保證所有人的知情權，你怎麼好意思用“絕不說假話”這種標準要求自己？你怎麼好意思對自己的要求是“真話不全說”？況且，季羨林的時代是文化大革命，是知識分子被“四人幫”殘酷打擊、被“三種人”瘋狂迫害的時代，你今天還用季羨林在文革時代的準則來行事，難道你在影射今天仍舊和文革時一樣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或者你是在暗指你的政府像“四人幫”在文革中殘酷打擊知識分子一樣地在殘酷打擊你，以致你真話“不能全說”？如果這樣你讓新的領導集體情何以堪？抑或你在控訴中外記者們像文革時代造反派瘋狂迫害知識分子一樣在蓄意迫害你，因此讓你真話“不能全說”？如果這樣你不是把你服務的對象都當成敵人了嗎？你的“受迫害狂症”何其嚴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