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在我国东北策划“满洲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同时，也在我国的西北策划“东土耳斯坦苏维埃加盟共和国”。

由 于苏联以“中东路事件”为借口,军事占领满洲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分裂（陈独秀坚决反对、周恩来、李立三坚决支持），人民群众纷纷向执政当局检举揭发“卖国 贼”（共产党员），一些共产党员退党脱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受到空前打击，苏联被迫放弃直接在中国建立加盟共和国的努力，改为在中国扶植“代理人”。

 
苏联支持并直接派兵参加的东突武装在进攻国军途中
  
苏联于1944年直接派出大量军事人员在喀什扶植维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联合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且运作长达五年之久。当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宁与苏联，不与蒋匪”的主张，中共中央对其热烈声援。

1949 年8月17日，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主席阿合买提江、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别克、副总指挥达里力汗·苏哈巴耶夫、政治委员阿巴索 夫、罗志等五人，乘坐的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全部遇难。中共中央借东突群龙无首之际对“三区”收编，1949年8月26日，新疆解放，筹建“三区”的东突 人员全部享受三八干部待遇。在1950年后的教科书中，以“三区革命”命名，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

文革后东突分子死灰复燃，尾大不掉，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东突分子以“三区”革命历史为依据，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并且越演越烈。

难堪的教科书

对 于这场“革命”的起因，中共教科书告述我们：“在沉重的阶级压迫中，最先觉悟的往往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由于统治者的压迫，新疆少数民族中受过中国共产党教 育和影响的先进分子，以及一部分在苏联受过马列主义教育的分子，首先起来组织各种形式的秘密革命组织，使其成为宣传群众、组织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教科 书还告诉我们，大致经过是这样：1944年伊犁革命的起因是乌拉斯台各民族人民的起义，起义导火索是盛世才的“献马运动”，强征暴掠激起民众的反抗。而实 际上，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苏联的直接介入包括派出正规军武装干涉。
 
苏联给“民族军”装备的苏式手枪

新 疆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近现代新疆诸大事无一不和苏联（俄国）有关，尤其是盛世才的上台，更与苏联大有干系，苏联为了支持盛世才独霸新疆，甚至还出动机械 化部队和空军直接帮助盛世才打败马仲英。苏联如此明目张胆地支持盛世才，目的不外乎要在新疆扶植一个极端亲苏的政权，以确立自己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同时也 为自己建立一个有效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二战后期盛世才突然从亲苏转向亲蒋后，自然引起苏联的不安，尤其是盛世才的412事件后，公开关押驱逐苏联派遣的 共产党人，更让斯大林大为光火。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伊犁巩哈暴动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批人员迅速赶往阿拉木图，由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即内务部部长）贝里亚亲自坐镇指挥，许多在苏联成长、学习的少数民族GCD人被派进新疆，如在盛世才时期返回苏联的前白俄鲍里诺夫、列斯肯，流亡苏联 的伊犁地区宗教人士艾里汗·吐里等，进入苏联接受先进思想的进步青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受苏联训练的军事指挥人员伊斯哈克伯克、达力克汗等。伊犁革命 组织就是这时候由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牵线，联系当地民族宗教势力和进步人士建立起来的。

　　巩哈暴动初始，游击队利用国军在伊犁河谷空虚的 契机，陆续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曾经一度占领尼勒克。国民政府派遣接替盛世才担任新疆临时主席的朱绍良匆匆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巩哈暴动吸引国军主 力东进的时候，伊犁解放组织秘密得到苏联军火、人员的援助，1944年11月7日夜（这天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突然在伊宁发动起义。从苏联派遣回来的 原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俄罗斯族）带领一个经过精心训练的游击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

当 天，伊犁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索夫（三区革命领导人，也是三区革命的核心人物，1946年代表三区参加了国民党的国大会议，与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过接 触，1949年在接受毛泽东邀请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因为飞机失事去世，年仅28岁）和苏联军事顾问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60人的武装 （根据一些在伊宁的国民党官员事后回忆，这批人员还身着苏军制服，佩带苏军军衔）从霍城越界潜入伊犁市区。他们首先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伊宁政府派遣 一个排的兵力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武装人员伏击。

入夜，巩哈游击队主力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军守军，武装叛乱很快取得 了胜利，大批汉人和国军被迫撤退到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飞机场），苏东武装叛乱部队（内中包括有从苏联赶来的身穿军装的苏联正规军和数十架苏军飞机以及大 批从苏联运来的火炮）在苏联军事总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到12月31日终于将这里的国军守军歼灭，守将陈伯良、高炜在惠远城破时互相射击自杀身亡。 众多伊宁守军不甘被俘受辱，纷纷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孩子，然后自杀，只留下几个年幼的孤儿（估计是属于阵亡的将士的子女）。

 

拥有5万人口的伊犁大县绥定（现伊犁州霍城市水定镇）是12月25日被攻陷的。苏联和东突叛乱武装将这座城池包围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在苏联军事顾问指挥下，以大炮轰击和工兵坑道作业的方式，用2吨多炸药炸开城墙，才占领了县城，1000多被俘军警和6000多汉族民众遭到报复性屠杀，仅剩下五家人幸存。

 

伊犁郊县汉族官民纷纷逃亡，巩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数万人向焉耆撤退，至玉尔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昭苏官民企图翻越冰达坂退往阿克苏，正值寒冬，最后抵达者只有十余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孤军死守。

艾林巴克，在维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起义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从1944年11月9日，苏东部队开始围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

1945 年元月10日，国军第45师和预备第7师援兵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叛乱武 装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叛乱武装骑兵追击，绝望中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 7师参谋长）自杀，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被俘，伊犁全境得以“解放”。（而被俘者也只有500多人，包括34名妇女被关押进监狱，其 余人皆“失踪”。

伊宁被武装叛乱分子攻克后，大批维吾尔人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和华侨，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籍汉人几乎无一人幸 免，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击毙。几十年后，还有一些维吾尔人威胁与之发生冲突的汉族人：“难道你忘记伊犁河水的颜色了吗？”这里说的伊 犁河的颜色就是指当时虐杀俘虏和汉人将河水都染红了。）

 

没有汉人的“汉人街”

 

今天你如果到伊犁旅游的话，会发现有条街叫汉人街，但这个长约2公里的汉人街上几乎没有一个汉人。市场里卖主和买主全是维族人和其它少数民族。这个市场面积很大，占地能有几条街。所卖的东西品种很多，一般全是生活用品。

 

汉人街至今仍然被当地维族人称作“汉族巴扎”。清乾隆年间一群天津扬柳清的人挑着货一路走到了伊犁（当时叫宁远城），在一条街上住下来卖货。都是些针头线脑一类的小百货。后来陆续有人来，人越来越多，逐渐的变成了一条汉人集中的商业街了。

 

三区革命爆发后，伊犁地区的汉族人被暴民几乎杀光，当时的口号是:“杀回灭汉”。如果是汉人，妇女往往是先奸后杀，男人往往就是被刀子活活捅死或者被用棍子活活打死。居住汉人街的汉人一家接一家被灭绝，更惨无人道的是小孩的头颅竟被当球一样在大街上踢。

 

“市内维、哈、塔、归等族人有许多起来响应，地痞流氓则乘机冲入汉民住宅与商店，抢劫财物。汉族妇女被肆意凌辱。暴动者至各家枪杀汉人，时各路口已血尸遍地，有被枪击毙者，有被木棒打死者，衣服均被剥去，惨状目不忍睹。”连亲苏并最后投共的张治中也承认“三区汉人被杀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下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杀光了。”

 

伊犁全境尚未完全“解放”时，伊犁叛乱组织在1944年11月12日匆匆忙忙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艾力汗·吐烈成为临时政府主席，阿奇 木伯克为副主席。这时期把持政权的是伊斯兰教上层宗教人士和地主、旧封建统治时期的上层人士。所以临时政府规定的国旗是绿地、中间是黄色星月标志的带有明 显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九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 

临 时“政府”成立后，将各叛乱武装统一起来，成立了“游击队”总司令部，总司令是阿列克山德洛夫，1945年1月中旬，国军援军赶来救援艾林巴克守军，在果 子沟和游击队发生激战，同时国军谢义锋一部在付出极大代价后翻越雪山抵达伊犁外郊。阿列克山德洛夫惊慌失措企图从霍城逃回苏联，结果被伊犁临时“政府”撤 去职务，代之以鲍里诺夫，同时苏联红军正规军一个骑兵团和部分炮兵也迅速入境投入战斗，终于将国军援军击溃。

1945年2月，伊犁临时“政府”决定将“游击队”总司令部改组为“民族军”总指挥部。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岁“公民”也要入伍。

1945 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后来的斯大林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广场上，隆重举行“民族军”成立大会，这标志“民族军”的正式成立。在大会上，临时“政 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带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内容的煽动性讲话，并给“民族军”各部队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 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

1949年8月27日，“三区革命”的代表人物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别克、阿巴索夫、达里力汗·苏哈巴耶夫和罗志等五人，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飞往北京的途中，飞机失事，全部遇难。（经查证：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毛泽东1949年11月22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给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个唁电：“对新疆人民出席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批代表，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同志、新疆伊犁、阿山、塔城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同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 木同志、民族军副总指挥达里力汉同志、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的罗志同志，在1949年8月27日来北京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表示深切的哀悼，指出阿合 买提江等五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雄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国人民的永远纪念，阿合买提江同志、伊斯哈克伯克同志、 阿不都克里木同志、达里力汗同志、罗志同志永垂不朽。”

 

1949年12月20日，曾经屠杀数万汉人的三区民族军被改编为中共解放军第五军。

从此，这些双手沾满汉族人民鲜血的东突分裂主义分子，摇身一变成为“三区革命的英雄”。

 

参考资料：

买哈卖提衣明·克里木夫：《我对三区革命的见闻》

《三区革命大事记》

《新疆风暴七十年》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主新日记》

《伊宁事变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