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在我國東北策劃“滿洲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同時，也在我國的西北策劃“東土耳斯坦蘇維埃加盟共和國”。

由 於蘇聯以“中東路事件”為藉口,軍事占領滿洲引起中國共產黨的分裂（陳獨秀堅決反對、周恩來、李立三堅決支持），人民群眾紛紛向執政當局檢舉揭發“賣國 賊”（共產黨員），一些共產黨員退黨脫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受到空前打擊，蘇聯被迫放棄直接在中國建立加盟共和國的努力，改為在中國扶植“代理人”。

 
蘇聯支持並直接派兵參加的東突武裝在進攻國軍途中
  
蘇聯於1944年直接派出大量軍事人員在喀什扶植維族、哈薩克族、蒙古族聯合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並且運作長達五年之久。當年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寧與蘇聯，不與蔣匪”的主張，中共中央對其熱烈聲援。

1949 年8月17日，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主席阿合買提江、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民族軍總指揮伊斯哈克別克、副總指揮達里力汗·蘇哈巴耶夫、政治委員阿巴索 夫、羅志等五人，乘坐的飛機在蘇聯境內失事，全部遇難。中共中央借東突群龍無首之際對“三區”收編，1949年8月26日，新疆解放，籌建“三區”的東突 人員全部享受三八幹部待遇。在1950年後的教科書中，以“三區革命”命名，一直是持肯定態度的。

文革後東突分子死灰復燃，尾大不掉，直到今天還危害中國。東突分子以“三區”革命歷史為依據，進行分裂、破壞活動，並且越演越烈。

難堪的教科書

對 於這場“革命”的起因，中共教科書告述我們：“在沉重的階級壓迫中，最先覺悟的往往是先進的知識分子。由於統治者的壓迫，新疆少數民族中受過中國共產黨教 育和影響的先進分子，以及一部分在蘇聯受過馬列主義教育的分子，首先起來組織各種形式的秘密革命組織，使其成為宣傳群眾、組織武裝起義的領導機構。”教科 書還告訴我們，大致經過是這樣：1944年伊犁革命的起因是烏拉斯台各民族人民的起義，起義導火索是盛世才的“獻馬運動”，強征暴掠激起民眾的反抗。而實 際上，三區革命的爆發有着更為深層的複雜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蘇聯的直接介入包括派出正規軍武裝干涉。
 
蘇聯給“民族軍”裝備的蘇式手槍

新 疆與蘇聯有着密切關係，近現代新疆諸大事無一不和蘇聯（俄國）有關，尤其是盛世才的上台，更與蘇聯大有干係，蘇聯為了支持盛世才獨霸新疆，甚至還出動機械 化部隊和空軍直接幫助盛世才打敗馬仲英。蘇聯如此明目張胆地支持盛世才，目的不外乎要在新疆扶植一個極端親蘇的政權，以確立自己在新疆的勢力範圍，同時也 為自己建立一個有效的戰略緩衝地帶。因此二戰後期盛世才突然從親蘇轉向親蔣後，自然引起蘇聯的不安，尤其是盛世才的412事件後，公開關押驅逐蘇聯派遣的 共產黨人，更讓斯大林大為光火。

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在伊犁鞏哈暴動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大批人員迅速趕往阿拉木圖，由蘇聯內務人民委 員（即內務部部長）貝里亞親自坐鎮指揮，許多在蘇聯成長、學習的少數民族GCD人被派進新疆，如在盛世才時期返回蘇聯的前白俄鮑里諾夫、列斯肯，流亡蘇聯 的伊犁地區宗教人士艾里汗·吐里等，進入蘇聯接受先進思想的進步青年阿巴索夫和阿合買提江、受蘇聯訓練的軍事指揮人員伊斯哈克伯克、達力克汗等。伊犁革命 組織就是這時候由蘇聯駐伊犁領事館牽線，聯繫當地民族宗教勢力和進步人士建立起來的。

　　鞏哈暴動初始，游擊隊利用國軍在伊犁河谷空虛的 契機，陸續取得了一系列戰鬥勝利，曾經一度占領尼勒克。國民政府派遣接替盛世才擔任新疆臨時主席的朱紹良匆匆調集大批軍隊前往鎮壓，當鞏哈暴動吸引國軍主 力東進的時候，伊犁解放組織秘密得到蘇聯軍火、人員的援助，1944年11月7日夜（這天也是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突然在伊寧發動起義。從蘇聯派遣回來的 原二台公路養路段段長列斯肯（俄羅斯族）帶領一個經過精心訓練的游擊隊在果子溝切斷了進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烏魯木齊）伊（伊犁）公路。

當 天，伊犁解放組織領導人阿巴索夫（三區革命領導人，也是三區革命的核心人物，1946年代表三區參加了國民黨的國大會議，與周恩來、董必武進行過接 觸，1949年在接受毛澤東邀請赴北京參加政協會議時因為飛機失事去世，年僅28歲）和蘇聯軍事顧問彼得·羅曼諾維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領60人的武裝 （根據一些在伊寧的國民黨官員事後回憶，這批人員還身着蘇軍制服，佩帶蘇軍軍銜）從霍城越界潛入伊犁市區。他們首先切斷了伊犁河大橋的交通，伊寧政府派遣 一個排的兵力試圖重新奪回大橋，未出城即遭武裝人員伏擊。

入夜，鞏哈游擊隊主力繞道趕到伊寧城，開始四處進攻國軍守軍，武裝叛亂很快取得 了勝利，大批漢人和國軍被迫撤退到惠遠老城和艾林巴克（飛機場），蘇東武裝叛亂部隊（內中包括有從蘇聯趕來的身穿軍裝的蘇聯正規軍和數十架蘇軍飛機以及大 批從蘇聯運來的火炮）在蘇聯軍事總顧問科茲洛夫的統一指揮下，到12月31日終於將這裡的國軍守軍殲滅，守將陳伯良、高煒在惠遠城破時互相射擊自殺身亡。 眾多伊寧守軍不甘被俘受辱，紛紛槍殺了自己的妻子、孩子，然後自殺，只留下幾個年幼的孤兒（估計是屬於陣亡的將士的子女）。

 

擁有5萬人口的伊犁大縣綏定（現伊犁州霍城市水定鎮）是12月25日被攻陷的。蘇聯和東突叛亂武裝將這座城池包圍了很長時間，最後，還是在蘇聯軍事顧問指揮下，以大炮轟擊和工兵坑道作業的方式，用2噸多炸藥炸開城牆，才占領了縣城，1000多被俘軍警和6000多漢族民眾遭到報復性屠殺，僅剩下五家人倖存。

 

伊犁郊縣漢族官民紛紛逃亡，鞏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數萬人向焉耆撤退，至玉爾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餘三十多人；昭蘇官民企圖翻越冰達坂退往阿克蘇，正值寒冬，最後抵達者只有十餘人。整個伊犁地區只有艾林巴克孤軍死守。

艾林巴克，在維語中為“髒園子”，位於伊寧東北，是全城最高處，北為飛機場，南是亂墳崗，原來是沙俄軍隊營房，當時是中央航空分校教導總隊。伊寧起義後，城內軍民退守此地約8000人。從1944年11月9日，蘇東部隊開始圍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

1945 年元月10日，國軍第45師和預備第7師援兵試圖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師一個團冒嚴寒跨越天山抵達伊寧東郊，遭到大批裝備精良、受過正規訓練的叛亂武 裝圍殲。艾林巴克守軍見救援不成，遂決定冒險突圍，突圍後殘餘2000軍民又被叛亂武裝騎兵追擊，絕望中守將杜德孚（預備第7師副師長）、曹日靈（預備第 7師參謀長）自殺，最後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軍民僅有800多人被俘，伊犁全境得以“解放”。（而被俘者也只有500多人，包括34名婦女被關押進監獄，其 餘人皆“失蹤”。

伊寧被武裝叛亂分子攻克後，大批維吾爾人手持大刀木棒，四處搜殺漢人和華僑，大批漢人被殺，其中東北籍漢人幾乎無一人幸 免，伊寧救濟院的殘廢漢人都被拖到河邊用木棒擊斃。幾十年後，還有一些維吾爾人威脅與之發生衝突的漢族人：“難道你忘記伊犁河水的顏色了嗎？”這裡說的伊 犁河的顏色就是指當時虐殺俘虜和漢人將河水都染紅了。）

 

沒有漢人的“漢人街”

 

今天你如果到伊犁旅遊的話，會發現有條街叫漢人街，但這個長約2公里的漢人街上幾乎沒有一個漢人。市場裡賣主和買主全是維族人和其它少數民族。這個市場面積很大，占地能有幾條街。所賣的東西品種很多，一般全是生活用品。

 

漢人街至今仍然被當地維族人稱作“漢族巴扎”。清乾隆年間一群天津揚柳清的人挑着貨一路走到了伊犁（當時叫寧遠城），在一條街上住下來賣貨。都是些針頭線腦一類的小百貨。後來陸續有人來，人越來越多，逐漸的變成了一條漢人集中的商業街了。

 

三區革命爆發後，伊犁地區的漢族人被暴民幾乎殺光，當時的口號是:“殺回滅漢”。如果是漢人，婦女往往是先奸後殺，男人往往就是被刀子活活捅死或者被用棍子活活打死。居住漢人街的漢人一家接一家被滅絕，更慘無人道的是小孩的頭顱竟被當球一樣在大街上踢。

 

“市內維、哈、塔、歸等族人有許多起來響應，地痞流氓則乘機沖入漢民住宅與商店，搶劫財物。漢族婦女被肆意凌辱。暴動者至各家槍殺漢人，時各路口已血屍遍地，有被槍擊斃者，有被木棒打死者，衣服均被剝去，慘狀目不忍睹。”連親蘇並最後投共的張治中也承認“三區漢人被殺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下了老弱婦孺數十人，在伊寧殘留的漢人中，也是老弱婦孺占大多數，青壯年都被殺光了。”

 

伊犁全境尚未完全“解放”時，伊犁叛亂組織在1944年11月12日匆匆忙忙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艾力汗·吐烈成為臨時政府主席，阿奇 木伯克為副主席。這時期把持政權的是伊斯蘭教上層宗教人士和地主、舊封建統治時期的上層人士。所以臨時政府規定的國旗是綠地、中間是黃色星月標誌的帶有明 顯伊斯蘭教標誌的旗幟。

1945年1月5日，該“臨時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會上通過了九項宣言。在宣言中宣布：“永遠消滅中國在東突厥斯坦領土上的專制統治”，“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共和國”。 

臨 時“政府”成立後，將各叛亂武裝統一起來，成立了“游擊隊”總司令部，總司令是阿列克山德洛夫，1945年1月中旬，國軍援軍趕來救援艾林巴克守軍，在果 子溝和游擊隊發生激戰，同時國軍謝義鋒一部在付出極大代價後翻越雪山抵達伊犁外郊。阿列克山德洛夫驚慌失措企圖從霍城逃回蘇聯，結果被伊犁臨時“政府”撤 去職務，代之以鮑里諾夫，同時蘇聯紅軍正規軍一個騎兵團和部分炮兵也迅速入境投入戰鬥，終於將國軍援軍擊潰。

1945年2月，伊犁臨時“政府”決定將“游擊隊”總司令部改組為“民族軍”總指揮部。發布兵役法，規定20—22歲“公民”要應徵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總動員時期，23—44歲“公民”也要入伍。

1945 年4月8日，在伊寧市西公園（後來的斯大林公園，現在叫人民公園）廣場上，隆重舉行“民族軍”成立大會，這標誌“民族軍”的正式成立。在大會上，臨時“政 府”主席艾力汗·吐烈發表了帶有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內容的煽動性講話，並給“民族軍”各部隊授予標有伊斯蘭星月徽、寫有“為東突厥斯 坦的獨立前進”文字的軍旗和寫有經文的白色伊斯蘭教教旗。

1949年8月27日，“三區革命”的代表人物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別克、阿巴索夫、達里力汗·蘇哈巴耶夫和羅志等五人，接受毛澤東的邀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飛往北京的途中，飛機失事，全部遇難。（經查證：飛機在蘇聯境內失事）。

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寫信給三區領導人阿合買提江說：“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毛澤東1949年11月22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給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一個唁電：“對新疆人民出席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的第一批代表，新疆省主席阿合買提江同志、新疆伊犁、阿山、塔城三區民族軍總指揮伊斯哈克伯克同志、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阿不都克里 木同志、民族軍副總指揮達里力漢同志、新疆中蘇文化協會的羅志同志，在1949年8月27日來北京的途中，因飛機失事而不幸遇難表示深切的哀悼，指出阿合 買提江等五同志生前為新疆人民解放事業英雄奮鬥，最後又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業而犧牲，值得全國人民的永遠紀念，阿合買提江同志、伊斯哈克伯克同志、 阿不都克里木同志、達里力汗同志、羅志同志永垂不朽。”

 

1949年12月20日，曾經屠殺數萬漢人的三區民族軍被改編為中共解放軍第五軍。

從此，這些雙手沾滿漢族人民鮮血的東突分裂主義分子，搖身一變成為“三區革命的英雄”。

 

參考資料：

買哈賣提衣明·克里木夫：《我對三區革命的見聞》

《三區革命大事記》

《新疆風暴七十年》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

《主新日記》

《伊寧事變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