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网友“老黑鱼”的上山下乡经历属于“另类”，难以复制，不过也是一景。先让我们重温一遍他的“开篇”吧：
农村的广阔天地让咱们这帮城市来的恶少小姐们时时撒欢享受不当外人也是应该的，记得那年咱们军区大院子弟和某个机械工程学院的子女混编一队人马20多人，去了条件相当好的咱们部队所属的一个农场插队，说是所属其实就是半封锁(类似于如今的买断）了一个水土肥沃的村子，让当地的农民种菜种地全数供应咱们军区各单位。
我们可是有军车专门接送，脖子昂得高高的风光无限轰轰隆隆地开进了农场。大部分人都带来清一色军用物资，被子、脸盆、牙缸、饭盒、水壶都咱们正规军的装备。住所乃砖房，还是四人一间凭有招待所的感觉，伙房的设施也全。除了饮水只能喝村边小渠不干净的水之外，其他卫生条件不好不坏，据说打过若干口井，但地下水可能由于元素成分不佳水是苦的。
村子的四周环境优美树木成林，有山有水农作物丰富，菜地果园家禽谷物自给自足，我军的供应靠这样的地方完全没有问题。 《海棠果传情 -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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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嫉妒、狠？
没有，完全没有。俗语说“各有前因莫羡人”，正如很多很多年以前香港的一个酒广告所说：人并非生来平等......所以我一点也不羡慕别人的好运道，因为“各有前因”嘛。至于嫉妒和恨则更是要不得，既伤心又伤身，智者不为。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比别人略有优势的时候，譬如有能力搞一些紧俏商品呀，有机会较为轻易地买到一张卧铺票呀等等，严格来说都是“运用特权”或如俗语所话说的“走后门”，不过是伍拾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而已。
小的不说，今天说说我自己过去几十年曾经享受过的几次比较大的“特权”。当然，我自己看来算“大”，别人看了也许会说：嘁！毛毛雨。
我从海外回国的时候还在念小学，在国内的第一个落脚处是广州，由父亲的一位“同志”作为监护人。这位监护人公务繁忙，我难得见到他，日常只是在学校里过。两年之后，监护人觉得把我扔在学校里有点像“孤儿”，于是把我转到一个海滨城市，交给他的另一位“同志”。这位“大姨”也是国家干部，家中还有两个比我大的女儿以及一个与我同年的儿子，我就那样过了一段有家的日子。后来，我妈妈到国内来看我，认为我还是应该在省城求学，在学校寄宿还可以锻炼自立的能力，于是又从这个海滨城市迁回广州。
看到这里，熟悉国内“户口迁移”手续的朋友可能有疑问，“迁户口”就这么轻而易举吗？忽悠人吧。是的，虽然“宪法”上有“迁徙自由”一条，但是“迁户口”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否则现在的农民工子弟就不用担心在城市里入学的问题了。这是题外话，按下不表，接着说我的故事。
话说当年为我办理“迁户口”的是一位北京来的叔叔，别说是我，就连我妈妈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反正我回广州不到一个月，不仅户口重新上了，同时还被安排进了一所号称“不收插班生”的中学，一切都得力于那位叔叔，当然，背后还有其他原因，那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
另一次涉及我人生的“特例”要说到上山下乡了。那时，我们学校的下乡名单都已经拟定通过，等着市里统筹出发日期。有一天在监护人伯伯家里，听得街巷里锣鼓喧天，是给“下放青年”送喜讯的队伍。那天伯伯正好抽空回家看看我，于是问我接到下乡通知没有， 我说还没呢。话刚出口，伯伯就拿起电话说要问问负责知青工作的副市长。我听到他与对方谈了一会儿，还提到了什么“花都”、“九佛”。放下电话之后，伯伯对我说通知书已经下达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安排，又说副市长知道我也在名单中就告诉伯伯说，花都和九佛还有名额，要不要重新安排，伯伯拒绝了。花都和九佛离广州比较近，估计伯伯希望我到较为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吧，于是我的人生道路就那样定下来了。
说到对我们这帮已经离校的学生，学校还是相当负责的，头三个月学校分批派了几位老师陪我们到农场去，和我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随时为我们做思想工作。到了农场，我就遇到了另一次的“破格待遇”。当时的我只有十五岁，和班主任的关系非常紧张。下乡的头一批陪队老师之中就有我的班主任。原以为她会对生产队的领导说我的坏话，没想到她反而推荐我当了“基干民兵”的副排长，真叫我莫名其妙，这其中的关窍也要到我长大了才明白过来。
我当“民兵”副排长不到一个月，差点就开枪打死了一个贫下中农，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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