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现居美国洛杉矶的谭君打电话来拜年。一番寒暄之后，说到另一位老友，住在纽约的陈君正在筹划今年九月在国内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周年纪念活动”，问我知不知道，是否准备参加？我说不久前听陈君说起过，但是我对这件事没有太大的兴趣。

谭君与陈君和我一样，都是那年 9 月从广州去到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国营农场务农。谭君和陈君念同一间中学，分在同一个生产队，我则在不同的分场的另一个生产队。我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结识并成为了好朋友，已经有多年的交情。谭君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他们都热衷的这件事那么冷淡，于是有了以下的一段对话。

我：“从老陈在微信不断地转发各地知青活动的图文信息，我能感受到他对那段岁月的深情怀念。我想知道驱使你参与这个活动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谭：“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动机，不过是借个由头大家聚一聚罢了。”
我：“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话，恐怕就辜负了组织者的一番苦心了。”
谭：“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说是要缅怀一下我们在青春期所经受的磨难吧。”
我：“坦白说，下乡的头两年，我也有很多怨怼的情绪。随着与当地老职工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以及对农村生活的了解，我渐渐地发现这种愤愤不平源自城里人毫无来由的优越感。我设想，假如自己就出生在农村，从小就和父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那又会怎样呢？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他们的命。那么，我们在那个时代，被命运的巨轮甩到了那块土地上不也是命么？”
谭：“按你的说法，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认命呢？”
我：“对于命运可以有不同的态度，认命是其中一种，努力改变现状则是一种态度。不过，想改变现状可能要作出某种程度的牺牲。譬如当时我们农场的偷渡者，不少人成功地摆脱了当时的窘况，却也有人葬身鱼腹或者被突如其来的风暴夺走了年轻的生命。现如今进城的农民工兄弟，同样有得有失。所以，我觉得那段磨难的经历并不值得大张旗鼓地去纪念。”
谭：“看来你很认同毛大爷所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哟。”
我：“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能理解疏散城市人口的战略需要。同时，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从农民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由于户口制度的制约，由此造成了知青群体以及他们的家庭所经受的深远影响。其中‘四年户口保留证’最终不能落实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谭：“既然这样，纪念一下我们这段经历不是很有必要吗？”
我：“看来你还是没弄清楚我的意思。我认为如果以宣泄个人情绪为目的，这种聚会没有什么意思，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这样的场合也不可能引发任何深层次的思考。如果作为一种联谊手段，我个人的看法最好是全场职工茶话会的形式为宜。譬如我们就经常以分场为单位在广州茶聚，参加者包括港澳两地和广州的回城知青以及在广州工作的，原来当地老职工的后代。我认为这样的社交聚会和互动比较有现实意义。”
谭：“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对了，你看了老陈最近所发的那一辑‘第六届广东知青大联欢纪实”图文吗？”
我：“看过了。这次他们到访的地点是我们农场，唤起我对往昔的一些记忆，尤其是油画家马国经的两幅作品都真切地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生活。”
谭：“那么你看过北美知青的大制作‘岁月甘泉’吗？”
我：“看过。”
谭：“有什么评价？”
我：“谈不上评价，只能说和我所知道的知青生活不一样。”
谭：“就是说你觉得不真实咯？”
我：“我也不打算这样说，毕竟各地情况不一样，没有到过仙境，不代表没有仙境。”
谭：“都说人老精，鬼老灵，真是不错。老朋友之间说话都滴水不漏。”
我：“哈哈哈！我怕你是制作人之一，不敢得罪你。”
谭：“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和本事，不过有朋友参与了演出，他们的看法可能和你不一样。”
我：“完全正常。就像有些人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海南岛的‘大林莽’，有些人的深层记忆是‘桑那高地上的太阳’，云南知青对于‘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记忆犹新都是知青生活的一部分。作为文艺作品，对于题材的选择和剪裁完全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认知，不同角度的陈述碎片，最终会交织成一幅历史图像。”
谭：“有点道理，本来还想和你探讨一下对于‘知青回乡团’的看法，老婆说晚饭准备好了，下次再谈。”
我：“好的，再见！”

参考资料：“光明情中人”- “广州市户口保留证” 
http://wugxun.blog.163.com/blog/static/226425140201395111458454/

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兵团的，其时云南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286人，受害女知青430人。后经中央批准，枪毙了数名违法乱纪干部，才控制了局面。所有这一切，无疑促成了云南知青心智的成熟。（南方周末：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 - 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