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和“共同语”并行不悖的现象，可以用一句“近代八股”来表达，是“自古以来”的状况。对于有些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消灭方言”，我一向认为是痴人说梦。可是，这种梦却时不时有人在做，假使做梦的人手中还有些权力，他们还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把他的梦展示一番，甚至要别人随他一起做梦。

据新闻报道，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年级教科书，把两篇课文中的“外婆”改成了“姥姥”，据说有人就那样的改动质询了上海教委，上海教委在去年 2 月 11 的回复中说明，改动的依据是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姥姥”是普通话词汇语，“外婆”、“外公”属于方言。

坦白说，对于《现代汉语词典》把“姥姥”界定为普通话词语的依据（如果有的话）我是有怀疑的。因为根据翻检早已成书的工具书《辞海》“外婆”词条下，可见解释为：俗称外祖母为外婆。明朝的《宛署杂记》 民风二-方言条目之下有这样的表述：祖曰爷。祖母曰奶奶。父曰爹，又曰别，平声。又曰大。母曰妈。父母呼子曰哥哥，呼女曰姐姐。公姑呼儿媳曰大嫂、二嫂。儿妇称翁曰爹，姑曰妈。女婿称妻父曰爹，妻母曰妈。外甥称母之父曰老爷，母之母曰姥姥，呼舅母曰妗子。

然而《辞海》里并没有收录“姥姥”词条，可见在《辞海》成书的时间，“姥姥”这个词还不是那么广为人知，至少流通的范围并不是那么广。

当然，《现代汉语词典》收的是“现代”的词语，但是我粗略翻查了一下， 似乎也就是在第六版才把“姥姥”这个词定义为“普通话词语”，那么我们还是要再问一句，《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这是根据什么标准来下这个定义的呢？ 

新华社上海记者孙丽萍为了深入了解“姥姥”和“外婆”的词语属性，致电知名语言文字刊物《咬文嚼字》总编黄安靖（或曰执行主编），得到的答复是：经讨论，语言文字学者普遍认为“外婆”和“姥姥”都已属于通用语范畴，两者都不再是方言。

当然，上海教委诸公也许会认为黄安靖等“语言文化学者”所持者也不过是一种意见，而且不是他们的上级单位，他们无需考虑有关见解。至于老百姓， 面对某些“人民公仆”“有权就任性”的新常态倒也是可以臧否一二的。

有吃瓜群众认为，上海教委诸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媚上。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认为未必能收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居上位者即使能看得到，却不一定真能体恤其“赤胆忠心”。我更倾向于，“改版”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试想一下，无须大费周章重新选编教材，只是改动两个词语，作为“新版本”推向市场，就能达到广州俗语所说的“朝种树、晚鎅板”（早上种树、晚上锯板）的收益，确实是一项“短、平、快”的“创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