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 6 月，還不到 19 歲的李戡考上了台灣大學的地質科學系，但是他希望能到北京讀大學，於是以台灣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的成績申請北京大學的入學資格。在提交給北大的申請書中，他寫道：「雖然我考取了台灣最好的大學，雖然台灣是祖國的一部分，但我想到祖國念最好的大學，因為希望我是它的一部分。」

李戡這一舉動，挾着尚未完全消逝的“李敖旋風”，毫無疑問地在大陸又掀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似乎要帶來一陣“回歸”的熱潮，給統戰部的績效加了不少分。

2014 年，李戡在北京大學讀完了他的經濟學專業。他沒有返回台灣，去了美國繼續進修，在華盛頓大學讀國際關係碩士班。後來再到英國的劍橋大學聖凱瑟琳學院亞洲及中東研究學院讀中國研究博士班，2021 年 3 月完成了口試。

從 2010 年到 2020 年的十年間，李戡繼承自李敖的“統一情節”似乎有了不小的變化。他曾經說過“我去了北大讀書，我一直感謝北大給我這樣的機會，但是即便如此，到頭來，過了這十年，我覺得讓我很失望！”

在網絡和媒體上，他多次批評中國大陸對台政策。2020年1月，蔡英文代表民進黨高票連任台灣總統，擊敗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李戡在新浪微博上@國台辦，發佈了134個「啪」字。台海兩岸的網民普遍認同那是明顯的打臉國台辦，隨後他的微博和今日頭條賬號被封，一直沒有恢復。

對於李戡在台灣政論節目上的發言，大陸媒體有“忘恩負義”的評價。十年前所期盼的“回歸熱潮”沒有出現不說，際此“文攻武嚇”雙管齊下意在收復台灣的敏感時刻來這麼一出，給姓“黨”的媒體人所造成的心理落差自然不小。問題是對李戡本人來說，“恩義”一說有點莫名其妙。難道說是他的學習成績不足以入讀“北京大學”，其實是破格錄取嗎？又或者是他念北京大學完全不用交學費呢？甚至是校方為李戡提供了“學伴”呢？不過這類衝口而出，討伐異己式的言論一般都不講究邏輯，也就是打打嘴炮，過過乾癮罷了。

2021 年 3 月 16 日，李戡接受 BBC 記者的採訪，談了對自己父親的認識；談到了通過北大加深了對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理解；還講出了如今自己對實現兩岸統一的懷疑。從這次訪談中，人們能夠看到過去十年間促使李戡思想轉變的主客觀原因和脈絡。

李戡認為自己的父親李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李敖對於兩岸統一的執念甚深，他給兒子留下的遺願是：“中國統一我是看不到了，你要替我實現它。”

說李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毫無疑義，至於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李敖卻未能貫徹始終。李敖在台灣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白色恐怖籠罩下，堅持批評國民黨及蔣氏父子，反對獨裁，反對威權主義，身陷囹圄而不改其志，令人敬佩！但是千禧年過後，卻為了市場營銷以及提高個人聲譽主動為威權主義作辯護士，為極權政體的行為塗脂抹粉，文過飾非。即使他千方百計給自己的行為戴上一頂“民族大義”的高帽子，然而實在是沒有了自由主義者的風骨。

作為李敖的兒子，也許是年紀尚輕以及閱歷尚淺，他未能清楚地分析父親的變化，只認為“他的很多言論被大陸官方有意地斷章取義。大致上就是，少談自由主義的部分，多談國家統一的部分。”又說“有人說我爸因為追求國家統一，所以不得不對共產黨有更多的包容，拋棄了本來的自由主義，這完全是胡扯的，他根本就沒有任何改變。只是在中國官方的管制下，他談自由主義的部分被淡化或者被拿掉。包括他後來搞微博也是，很多東西經常被擋下來，根本發不了。”

李戡所講的部分是事實，但是李敖確實也說過“我李敖就是要保護共產黨。文革、三反五反、大饑荒，很多事件，五千萬人死了，這我承認。但也要看到從1949年到90年，共產黨使整體中國人的平均年齡增加了三十年；最近十年又達到了四十年，整體中國人長壽多活了四十年。共產黨做的好事，不能被抹掉。但共產黨得有個大國的樣子。連我這麼擁護共產黨的人，它都要得罪。我希望它能改變，它也在改變，但改得太慢了。”在這段話里，人們能清晰地看到他最關心的只不過是自己所得到的禮遇不夠。

說到“統一”的議題，李戡說“支持統一的美好理想，我到現在都沒有變過。”但是他也說“我發現共產黨很多時候是不講信用的。”

在“李敖旋風”時期，李敖在中國大陸正式出版的書超過 40 本，但在 2012 年圖書審批慢慢收緊後，目前只剩下三本能夠出版。據李戡說，因為國台辦的人親口承諾會盡全力加速李敖圖書的出版，他“花了大量的耐心、時間跟誠意跟國台辦的新聞局交涉。但他們不放行，拿這個來威脅我，來明示暗示我，你李戡必須在台灣做一些什麽，他們才願意幫書繼續通過審批流程。”

通過李敖書籍出版所受到的挫折，給李戡所帶來的是對共產黨深深的懷疑。他說：“一個往生者的書都可以嚴防死守、輕諾寡信成這樣，你讓我怎麽相信我今天支持統一了以後，萬一真的統一了，共產黨會遵守承諾？我真的不相信。”

李戡還談到統戰部砸錢搞“統戰”的實例。他說“（在英國）比如中國學聯，2019年底他們組織中國大陸學生上街遊行，和香港人組織的遊行互別苗頭，但劍橋的中國學生根本不想參加，所以就從其他地方動員人來湊場面，非常難看。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案例更是多不勝數，還有很多大使館出錢辦的座談會。統戰到最後，完全在撒錢做業績。”

李戡還是太年輕了，無法理解他的父親生前與死後的為什麼發生了變化。其實他父親只不過是眾多“被統戰對象”中的一個普通例子。而統戰部對待“被統戰對象”的態度別說是生前死後不一樣，即便是身在海外與“回歸祖國”之後都不一樣。因此才有已故香港知名人士徐四民關於“活僑與死僑”的說法。至於“遵守承諾”的期盼，恐怕也是要落空的。局部地區的不守承諾有廣東省的“四年戶口薄保留證”。至於全世界見證下所簽訂的，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轉眼被當做廢紙就發生在當下。

江湖大佬杜月笙曾經說過“幫派人物就象個夜壺一樣，政客們需要的時候拿來用一用，不需要的時候就踢到一邊。”而那些所謂的“統戰對象”在統戰部諸公眼中也差不多是同樣的角色。“夜壺思維”至今還能被統戰部奉行如儀，原因就在於無論海內外，仍然有些人只要能某得眼前利益，並不介意給政治人物當“政治夜壺”。

李戡坦言“我沒法說服今天的台灣人或者台灣年輕朋友說，你們應該相信共產黨，他們已經不一樣了，會守信用，會遵守承諾，我做不到講不出來。因為我自己的案例，我都知道他們不講信用。然後他們會跟你講出一套理由，說他們沒有背棄承諾，是因為你這個不對，你那個不對，所以我們才需要改變。我過去對他們這種詭辯可能還會有一點相信，但是至少通過這個案例我 100% 不相信。就是說很多情況下，我覺得問題都出在共產黨，不是出在被它指控的人身上。”

說到底，李戡實在是變了，至於他是怎樣變過來的，還是聽聽他自己怎麼說吧。他說：“我覺得我的轉變在於，我認清了理想跟現實是有差距的。我並沒有背棄這個理想，我的改變在於看清了很多時候追求理想，現實中碰到了很多阻力是沒辦法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