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澳大利亚国会通过《外国关系法》，赋予联邦政府取消州和领地政府、地方议会以及公立大学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的权力。4 月 21 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行使这项权力，废除了维多利亚州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尽管维州政府一直对于“一带一路”协议持有正面评价，认为会促进中国投资，保证当地就业。但是随着澳中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中国继早先已禁令入口的的澳洲龙虾，木材及大麦后，去年 11 月中国官方非正式地通知所有中国的国有企业及私营公司，停止购买几种澳洲产品 - 包括大麦、糖、红酒、原木、煤炭、龙虾、铜矿石和精矿。这一连串行动，还包括对大麦征收关税，禁止某些牛肉入口，限制煤炭供应，对葡萄酒价格进行调查，以及停止进口澳洲棉花。澳洲这次废除州政府与外国政府所签订协议的行动，也可以说是“依法办事”。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澳洲作为“五眼联盟”铁杆成员的投名状。

“想致富，先修路”这句话包含了很丰富的哲理。交通闭塞不利于物资与人才的流通的道理大家都明白，所以公元前 200 多年的西汉就有了“丝绸之路”，其后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虽然经过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衰落，中国北方地区战火连年，丝绸、瓷器的产量不断下降，商人也出于对安全的考量不愿远行，丝绸之路逐步走向低谷。 到了北宋时期，政府未能控制河西走廊，延展至南宋，更无法涉足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衰落日益明显。但是，当时在中东崛起的阿巴斯王朝，兴盛时期以其帝国中心的巴格达引伸出四条主要的干道，连接周边的“海上航线”、“丝路”、“草原之路”、通往俄罗斯的“川之道”，以及纵断撒哈拉沙漠的“盐金贸易之道”。其中经由巴斯拉至荷姆兹港的“巴斯拉道”和经由呼罗珊至喀什噶尔的“呼罗珊道”就是把货物运往中国的通途。

历史上的这个路，那个道的形成起因都是源于商业需求，最初都是贩商的个人或小团体行为，政府的介入一是基于发展的需求，同时也为了保护自己的臣民经营的自由。现代由政府催生的“商业圈”、“贸易带”除了商业利益，更为讲究政治影响。要说这种手法，英法美德这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玩的最为圆熟。上个世纪在非洲、在中东、然后是亚洲，韭菜是割了一茬又一茬。美国作家 John Perkins 所撰写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有非常精彩的描写。

中国近年所推行的“一带一路”表面上沿袭“丝绸之路”通商之意，实质内涵更为丰富。“一带一路'如果能够顺利推行，一来可以去产能、去库存，二来由于大部分基建项目都是交由中国公司来负责，劳务输出这一块还可以带来文化输出的附加影响。至于扩大政治影响力的积极效果更不又说了。但是计划实行几年下来，却也带来不少负面消息。譬如在 2019 年，来自塞拉利昂、孟加拉、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专家担心一带一路将成为外交债务陷阱，许多项目被迫取消或缩减规模。中国开始对“一带一路”项目做出了调整。

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对许多“一带一路”国家来说，公共债务已成为至关重要的话题，一些国家无法支付债务利息或发生债务违约，譬如 2020 年 11 月的赞比亚。

根据“国际绿金”去年 12 月的文章披露，中国在过去几个月里收到了越来越多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减免请求：4 月，巴基斯坦声称中国公司夸大了电力项目的成本，希望重新谈判对华债务的偿付；

8 月和 9 月，厄瓜多尔签署了两项协议，推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4.74亿美元）和国家开发银行（4.17亿美元）还款，厄瓜多尔是石油输出国，此前石油价格暴跌导致其还息困难；

9月，受新冠疫情和油价暴跌影响的安哥拉与中国即将敲定一项协议，重组其201亿美元的债务；

10月，赞比亚希望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达成协议，推迟其于10月到期的3.91亿美元贷款的还款期限，但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更早一些时间的 2019 年 5 月，中国与刚果共和国签订了债务重组协议，将16.8亿美元的债务再延长 15 年。

2014 到 2019 年，一些国家对中国债权人的偿还负担随着对中国的公共债务存量的增加而加重。刚果共和国对中国的公共债务存量占 GNI（ 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 13.62% 增至 38.92%；吉布提对中国的公共债务存量占 GNI 的比重从 7.71% 增至 34.64%；安哥拉对中国的公共债务存量占 GNI 的比重从 5.87% 增至18.95%。

某些国家公共外债存量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过高，带来的违约风险相对也较大：2014年 到 2019 年，老挝民主共和国的比例高达 58%，吉布提为 62%，刚果共和国则为 60%。萨摩亚和莫桑比克等国家对中国的公共债务存量为中等水平，但它们的公共外债总存量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例很高，因此它们很可能会像刚果共和国和赞比亚一样出现债务违约。

到 2019 年底，在52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对中国的未偿公共债务存量最多的 5个国家是：巴基斯坦（202 亿美元）、安哥拉（150 亿美元）、肯尼亚（75 亿美元）、埃塞俄比亚（65 亿美元）和老挝（50 亿美元）。

未偿还债务国简表

吉布提、马尔代夫、乌干达、科特迪瓦、巴基斯坦和刚果共和国对中国的债务快于总债务增长速度，到 2019 年底，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债务存量比例显著增加。

由于这些国家的贷款风险不断上升以及许多债务国自身的高风险等级，其中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债务风险敞口大大增加。

截至 2019 年底的 5 年间，中国的贷款已超过了国际贷款，尤其是在以下这些国家：

吉布提：中国债务的份额从 20.80％ 增加到 54.91％，中国取代了多边债权人，成为最大的贷方；

科摩罗：中国债务的份额从零增加到 28.36％，中国贷款逐渐趋近但仍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债权方；

刚果共和国：中国的份额从 43.34％ 增加到 62.97％，并且 2014 年到 2019 年，中国一直是该国最大的债权方；

安哥拉：中国债务所占比例从27.94％增加到45.77％，2014年到2019年，中国同样是该国最大债权方；

马尔代夫：中国债务所占比例从 20.72％ 增加到 38.02％，2014年，中国的份额略高于印度、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但到 2019 年，差距进一步扩大；

巴基斯坦：中国债务的份额从 9.53％ 增加到 25.55％，2014年，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是其最大的债权方，在 2019 年和中国共同成为巴基斯坦的重要贷方；

乌干达：中国债务所占比例从 8.93％ 增加到 24.22％，2014年，世界银行是其最大的债权方，其次是非洲开发银行，到 2019年 底，世界银行仍然是最大的债权方，但中国超过了非洲开发银行，成为第二大债权方。

为应对因新冠疫情而加剧的债务挑战，G20 计划下的《暂停债务偿还倡议》，到 2020年底中止世界上最贫穷的 77 个国家的双边贷款偿还。中国也签署了上述的协议，但并没有像十国集团的系统债务减免计划，更愿意自行设计并给予双边债务减免。

专家认为，缺乏全面的债务减免战略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首先，过去的债务减免之所以可以控制，主要是因为财务困境发生在国家或地区。在今年甚至明年全球经济体努力求存的情况下，中国谈判数十项债务重组协议的成本将急剧上升，同时会引起借款方对其贷款公平性和透明度的怀疑。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敞口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上述分析的高风险等级国家中。中国目前处理债务减免请求的一些战略可能行得通，如勾销、重新谈判条款、延期或扣押资产，但除了将信贷风险推迟到未来外，它们几乎没有创造任何价值。

如前所述，有相当数量国家对中国的债务存量比例显著增加，当这些国家无法支付债务利息或发生债务违约的时候，他们不会检讨自身的原因，很可能祸水东引，把矛头指向最大债权国 - 都是你挖的坑！到时候这些国家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要求把债务打折或豁免都是可能发生的事。

这样看来，“一带一路”未必真是一个香饽饽！

注：本文关于“一带一路”债务数据引用自岳梦迪 王珂礼两位作者的文章《“一带一路”国家的公共债务状况：新冠疫情如何加剧“一带一路”国家现存的债务问题》。而原文作者声称所列数据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