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称谓由来已久，最早是周朝的“春官宗伯”之一，主理“六艺”中与“乐”有关事宜。到了汉朝，也有把学者尊称为“大师”的，见《汉书》伏生传“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由于大乘佛教瑜伽行唯识学派及中国法相宗的根本论书《瑜伽师地论卷》第八十二中有这样的论述“ 谓能善教诫声闻弟子一切应作不应作事。故名大师。又能化导无量众生令苦寂灭。故名大师。又为摧灭邪秽外道出现世间。故名大师。”世人也把得道高僧称为“大师”。至于凡是僧人皆戴上“大师”的帽子则应该归诸俗流了。正是由于流俗过甚，清朝同治年间的学者陈康祺在他的 《郎潜纪闻》第八卷里这样写道：“二百馀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而民国时期的学者胡适在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也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

难道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大师了吗？那当然不是。无论中外，那些造诣高深、享有盛誉的学者、专家、艺术家以及工匠，达到“大师”级别的大有人在。就拿中国来说，京剧名角梅兰芳就是一位大师，围棋国手聂卫平是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也是一位。还有数学界的陈省身、陈景润、丘成桐，被称之为“光纤之父”的高锟等等。不过今天不是要数“大师”的人头，所以就不一一表列了。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也还是有一些人喜欢乱送“大师”的高帽，尤其是一些招摇撞骗的“气功师”，动不动就被渲染成“气功大师”，误己误人。

最近一则新闻报道，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思维。那就是 5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斩钉截铁地强调“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稳定支持一批创新团队，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我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

总书记高瞻远瞩，大知闲闲，大言炎炎，说要“培养出大师来”肯定是有十足的底气。但是下面这段话就与历史事实不太相符了。他说“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就我所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因为各种政治运动被投闲置散，远离他们所专长的科技事业，甚至家破人亡，含冤而逝。为证吾言不虚，下面略举几个例子：

国学大师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1969 年春节后，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曾国藩侄重孙曾昭抡，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 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动员二人去台湾，他们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 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

“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的吴宓，在文革的一次批判大会上，时年72岁的大师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被发放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饶毓泰，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 大学任教。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 51号上吊自杀身亡。

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谢家荣。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刘盼遂，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化学家萧光琰，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蒐集、 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李政道的老师，物理学家束星北，1950 年因为在山东大学反对“一边倒”学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1957年，他当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只给 20 元生活费，而他妻子无工作，还有七个孩子。1958 年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 3 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1960 年秋，水库工程结束，他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打扫教学楼的厕所，一扫就扫了十几年。有一年，束星北的女儿去看望父亲的老同事王淦昌，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懦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一语道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只不过是那些年发生在一些大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身上的部份个案。不知道庙堂上衮衮诸公可曾听闻一二，若然听过，这“都高度重视”的说法未免叫人感觉与事实不符？若果对以上事例毫无感知，那么，“大师”培养或者不培养大概都不重要了，没准哪一天小王秋赦又再敲锣打鼓，大喊“运动了！”于是“大师”们的帽子还要被换成了“牛鬼蛇神”。

写到这里，想起来两年前读过的一篇文章《要求学校培养出大师是不尊重教育规律》，作者是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在文章中，李先生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

有些人常常高估大学教育的作用，出不了大师怪教育、拿不到什么奖都怪大学教育。实际上，大师的产生与学校教育没有必然联系，在根本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上，大师照样层出不穷，大家都熟悉的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等。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产生大师的逻辑不通，如果大师是学校教育培养的结果，那么就等同于说大师的老师必须是大师，该大师老师教出的学生都应该成为大师才符合逻辑，否则，该大师老师会存在不公平对待学生的问题。从事过教育工作的人都清楚，事实上大师的老师未必是大师，大师的同学成为大师的也很少。

他还说：知识学习是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但仅仅靠教育是培养不出大师的。因而，不要期望通过学校教育就能够培养出大师来，不仅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当代大师，国外的学校教育也不会立竿见影就培养出大师。要求当今的学校教育立马培养出大师是不懂教育规律的狂想，就像妄想从今天的流行歌曲中非要指出哪一首必须成为经典歌曲一样荒唐。大师是由社会环境、时代机遇、自身的聪慧、选择和努力等因素造成的，知识教育仅仅是一方面。大师也要靠历史检验，当代人自诩大师，或封别人为大师，都是利益的驱使。

当然，李先生只是说“仅仅靠教育是培养不出大师”，也许习总书记还有配套的措施吧？如果真有，“大师”不仅可以培养，甚至还能够“批量生产”。只要这些大师不是“挟XX速化之术”，我想民众还是乐见其成的。

本文参考、引用了了下列文章部分内容：

《81位民国院士近60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部分人的命运》

《这个天才物理学家竟扫了十几年厕所 想想就心酸》

《要求学校培养出大师是不尊重教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