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训”产业化被一脚刹车停住了，很多人对于这项来得如此急促而且力度如此之猛的举措表示不理解。其实只要结合 7 月 20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一起研读，就不难理解这是一套落实“三孩政策”的组合拳。

由于《意见》的震撼性，人们大都忽略了《决定》的深远含义。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意见》的相关资讯。

《意见》印发之后，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意见》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文字稿的标题是《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深入推进“双减”工作》。答问会上提到“双减”工作的总体目标和许多实质性的措施，归纳为下面几条：

总体目标是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三年内使各项负担显著减轻，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如何能实现上述目标呢？一是减少作业总量。二是提高作业质量。三是强化教师职责。

对于提升课后服务水平的问题，教育部的答复是“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充分利用课后时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发展空间。”具体要求是“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解决家长上班时间无法接送的后顾之忧。”

在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方面，拟定了从严审批、严禁资本化运作、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学科类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之类规定。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答问中还提到“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虽是个别不良现象，但严重影响了教师整体形象，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

“校外培训”产业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应试教育”，也就是俗语说的“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校外培训”市场化似乎不可避免。据媒体报道，在大刹车之前，中国的“校外培训”行业从业员粗略估计接近 2000 万人，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总市值达 2.5 万亿人民币。从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中，人们可以看到，课外辅导或曰课后服务有其现实需求。按照《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方案，今后“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话，从事校外培训者无利可图，难道要求从业员都是义务劳动者吗？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教育部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聘请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提供，组织区域内优秀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提供服务”、“发挥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通过制定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将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推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制。”这些配套以期达成目标。这些办法理论上可行，实际执行起来却有无数关坎要过。老师也是人，“弹性上下班”势必对教师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如何协调解决是一项大工程，不是领导们能够“一锤定音”的事。中央对此也是有所知晓，因此才会把各项要求定得如此具体细致。然而从社会上的反应看来，广大家长与学生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全被打蒙了。有朋友问到，既然教育是万年基业，为什么不能徐而图之呢？谜底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里。

《决定》清晰地标识了其重大意义在于：（一）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二）有利于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三）有利于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四）有利于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

归根到底就是要为“三孩政策”的推行先打好理论基础。《决定》在接下来的部分，还就如何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做出了相当明细的规定。从“只生一个娃”到“开放二胎”用了大约 40 年的时间。《法制晚报》 2013 年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酝酿于上世纪 50 年代，启动于上世纪 60 年代，大规模实施是 1973 年以后。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然而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跨步进入“依法实施三孩政策”的间距只有 6 年，可见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吃瓜群众都能感觉到时下国人的生育意愿下降（这种现象在东亚各国极为普遍），但未必知道有多严重，就让我们用图表来表述一番。

根据官方记录，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之后的 1963 年，新生婴儿达到了历史高峰的 2934 万，接下来连续十年每年都有超过 2500 万新生儿，为四十年改革开攒下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接下来的三十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每年新生儿的数字在最低的 1594 万（2003年）与 最高 2447 万 （1973年）之间。2004 年开始到 2017 年，中国每年新生儿的数字开始基本稳定在 1500 万至 1700 万之间。现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曾于 2014 年发表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他在文中推测“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 4 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 3540 万、4995 万、4025 万、3540 万。”可惜他的预测没有出现，2018年新生儿数字下降到 1523 万，2019年再降至 1465 万。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生人口为 1200 万人，当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生孩子呢？再听听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怎么说。他认为“我们每年育龄妇女的规模要下降500万左右，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下降大概也有几百万，所以这样育龄妇女规模大幅度的下降，就造成了出生孩子人数的大幅度的下降，这是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最近几年我们的婚龄，从23岁逐渐推到了27岁、28岁左右一个情况，所以婚姻的推迟、生育的推迟，也会造成在最近几年我们生育孩子数量的下降。”（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以上两个原因当然影响生育数字，但是更多人认为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牵涉到就业、住房、育儿多方面因素。《决定》为了“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做出了一系列原则性的指导。尤其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几个方面作出了一些新规定。对于“婚嫁”的考虑没有详细说明，是否将推行“不许强索彩礼，不许把有车有房与婚嫁挂钩”的规定暂时没有公布。具体的规定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譬如“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以及“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居住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制定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护模式。支持家政企业扩大育儿服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 2 至 3 岁幼儿。”

说到底，《意见》和《决定》的出台，都是为了解决群众生育意愿低迷，着力于推行“三孩政策”的目标。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课后服务是一项大工程，政府与社会各阶层都需要投放大量资源。倘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势必增加企事业单位的经营成本。除非重现“供给制”年代国家全包的形式，否则难以持之以恒，行至久远。

最后还是要说一说为“应试教育”所设的“校外培训”。“双减”表面上卡住了校外培训机构的牟利途径，但是未能解决由于单纯以分数招收学生的弊端。家长和学子为了争取好成绩，却又没有畅通的渠道给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心理压力同样会非常大。教育部若能够与学校商讨，制定一套综合评分的招生制度（曾经施行的“家庭成分”因素可千万不要再列入其中），或许会是一个新方向。但是这一来对学校领导的专业操守要求更为严格，“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就会丧失了生存的基础。

窃以为只有彻底改变“分数至上”的传统观念，“双减”的目标才有可能达成。当孩子们学习不是为了考试，更会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激发他们对于其他方面知识的探索精神。当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降低到合理水平，群众的生育意愿自然会有所提高。否则的话，即使把“计生办”改成“催生办”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