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老高”博主几天前转发了一篇刘仲敬的《答“晶报”记者十问》。全文读罢，感觉某些方面俨然透出一些些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尤其是对于“二十世纪最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这段论述。他所说的这个“历史学家”是出生于苏俄的美籍犹太人作家与生物化学教授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祖父。这位老阿西莫夫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然而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他在革命前夜准确地逃出俄罗斯帝国，又在二战前夜准确地逃出欧洲。因此，刘仲敬这样写道“除了王国维，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表现出同样的判断力。我一直把他当做偶像来崇拜。” 我是这样理解的，虽然老阿西莫夫在历史上没有赫赫声名，却由于他对时局的敏感预测以及当机立断的行动力，才有了由他的孙子撰写的科普作品 The Intelligent Man's Guide to Science、Understanding Physics、Asimov's Chronology of Science and Discovery 以及众多“机器人系列”和“太空系列”等科幻小说。单就这一点来说，就是对世界的一种贡献。 从老阿西莫夫的危机感联想到今年四月间，墙内社交媒体上突然涌现的，关于“跑路天后”张爱玲的讨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通过参加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时，发现自己那一身旗袍和网眼白绒线衫，与会场内一片灰蓝色中山装是那么不协调，深知作为一个“异类”绝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决定逃离。人们还叹服于她的决绝，也就是与最亲近的姑姑约定，从此不再通信，不再使用任何一种现有的通讯方式联系。这个决定既保护了她的姑姑，也有助于她日后的个人行为不会有任何牵绊。 与张爱玲同时期的不少大知识分子，在新政权建立之前和建政初期，同样面临着与她一样的选择。有些人选择离去，如胡适，如钱穆，如王世杰，如赵元任等人，余生仍然得以继续教书育人或者做研究，并得享耆寿。但是更多民国时期的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来，要为建设一个新中国作出贡献。这些民国时期的大知识分子，确实也想在各自专长的领域里努力耕耘。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要应付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往往无法潜心于学术活动。有部分学者还因为“只专不红”，未能达到当局对他们的政治预期而遭到整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拣我所知道的一些来说： 航空科学界的卢光裕，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的钱晋，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谢家荣，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饶毓泰，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叶企孙，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詹安泰，漫画大师丰子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刘盼遂等等，他们都不能安享晚年，令人扼腕！以上所列的名单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至于那些公众所熟知的如老舍、陈寅恪等学者的遭遇则广为人知，不用再说。 难道说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大知识分子，他们的见识还比不上张爱玲吗？我倒不会那样想。我觉得他们留下的原因，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恐怕是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对于新政权那种讲求“共性”，抑制“个性”的政党特质没有敏锐的感受。再加上家庭、事业等各种牵绊，因此宁愿“一动不如一静”。因为一念之差而引来终身的祸患，确实是始料不及，悔之晚矣。 据说张爱玲穿着旗袍参加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那天，丁玲悄声地指责她如此大胆，为什么在着装上不和大家一致？不知道张爱玲当时怎样回答，也不知道后来丁玲在北大荒，或者是秦城监狱中是否偶尔会想起那曾经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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