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南太平洋島國，日子過得平淡如水，久而久之習慣了，便體會出古人詠粥詩的意境。詩云“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 最近有一次遠行，為的是要回到香港更換智能身份證和已經過期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箇中繁瑣情狀另文敘述，這裡只講一些此行所遇到的意料之外的驚喜。 滯留在香港等候簽發新一代智能身份證期間，忽然得到一個消息，一位旅居波士頓的農友 X 君將於九月初回廣州，有望在羊城相聚。這位農友當年與我不在同一個分場，基於知青間的互動而相識。他在七十年代初與其他五人一起劃舟穿越珠海的馬騮洲到澳門，然後轉往香港。這六個知青分屬三個不同的分場，起事之前的各項準備工作自然是審慎周密，事成之後他們也不多提起，只不過在友朋聚會時偶爾透露出一點相關訊息。這六人小組後來有一位留在香港，一位到了大洋洲，四位去到了美國，這次要與我在廣州相見的 X 君便是在美國的其中一位。我自七十年代初與這位朋友分別之後，整整五十年不曾見面，只是通過其他經常來往於港美兩地的朋友口中得知，他到美國之後，選擇到大學裡進修，其後以優異成績完成學業，進入一家國際知名藥廠的研發部門工作，工作期間獲得了幾項專利，所以小日子一直過得不錯，直干到退休。他的夫人也是知青，不過我先前並不認識。X 君的夫人到美國之後，同樣念了大學，也與 X 君一樣在同一家機構工作，但在不同的部門。我們在廣州聚了幾次，暢談往日的少年輕狂和離別後各自的際遇，總歸是話短情長。 領得智能身份證之後，我們就回到了廣州處理一些家庭事務。有一天 WhatsApp 上收到一則訊息，是定居法國的小弟阿文所發。他問我 9 月 12 日是否會在廣州，如果在的話，希望到時能見上一面。阿文是家母一位好姐妹的兒子，也有一段漂泊的經歷。逃離戰亂的僑居地之後，他先是到了澳門，輾轉移居香港，然後再到法國巴黎與母親和姐姐團聚。可惜一家相聚的日子並不長久，他的母親和姐姐在他抵達法國之後不太長的時間就相繼去世。幸運的是他在法國遇到了一位香港姑娘，共結連理，有了一個好家庭。阿文比較喜歡旅行，我移民新西蘭之前還在香港接待過他們一家，如今他有了兩個孫女，並且已經過起了退休生活。9 月 12 日那天，阿文如期而至，我到酒店與他見面。原來他以極優惠的價格參加了法國“端華之友”組織的觀光旅行團，已經遊玩了好些個城市，接下來還要回到金邊去參觀新建的“端華大學”。來之前我便與他約定共進晚餐，他說當晚還約了他的表弟阿明。阿明的父母羅叔和蔡姨是家父母在報社的同事，五十年代初就回國了。我在廣州念書的時候，沒少到羅叔家裡玩，不過阿明那時還小，印象不深。由於文革和後來的各種變遷，我與羅叔一家斷了聯繫。轉瞬間羅叔與蔡姨都已經天人永隔 ，阿明也都過了耳順之年。阿明夫婦經營紅酒買賣十多年，代理了兩家酒莊的餐酒。阿明的太太是品酒師，對於喝酒很講究。當天晚飯去的是一家順德菜館，她怕粵菜館子沒有合適的酒杯，特地用保溫袋帶備經過降溫的酒杯和保持最適口溫度的餐酒去用餐。我對酒沒有什麼認識，對於這種儀式感卻是蠻有興趣。那家餐館的菜品水平不錯，是地道的順德風味，讓我們度過了一個愉悅的晚上。 臨近返回新西蘭，我還參加了一個特別的聚會，那是當年與我所在分場一水相隔的大霖分場八隊的知青聚會，那天是他們上山下鄉 58 周年的紀念日。為了遷就我的行程，我們隊的知青早幾天已經聚會了一次，這次作為特邀嘉賓參加大霖八隊的聚會，看着當年的一棵棵“青蔥”，如今一個個臉上刻滿歲月的滄桑，真是感慨無限。 大霖八隊在我們農場是一個特別的存在。1965 年分到我們農場的知青，基本上是每個生產隊分配十幾二十個，以便“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唯獨大霖八隊是個知青隊，全隊九十多個知青，只有隊領導由總場指派的退伍軍人和老職工擔任。這種特殊的結構形成了特殊的生態，雖然在文革期間同樣有不同觀點和不同屬性的派別，總體說起來他們的凝聚力還是比較強。58 年過去了，他們這次在廣州的聚會，竟然能夠召集了六十人參加。刨去移居海外和抵受不住歲月煎熬的那些朋友，這樣的出席率確實不低，由此可見他們中的“搞手”實在有很強的組織力和公信力。由波士頓回來的 X 君和我一樣，與大霖八隊有淵源，所以我們又多了一次見面的機會。觥籌交錯間大家重溫當年在農場的往事和農友間的軼聞，交流當下的退休生活，不知不覺就過了幾個小時，最後來了一個大合照，然後互道珍重作別。 每個人的人生軌跡不盡相同，當我們在人生旅途上某些節點上交集，那就是緣分，因此俗語“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確實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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