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總統萬斯2月14日在歐洲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演講惹怒了歐洲，他的講話中猛烈抨擊歐洲在“基本價值觀”上的倒退，歐洲政界及媒體認為萬斯演講罔顧外交禮儀，呼應了幾個世紀前美洲新大陸定居者對歐洲舊大陸的指責：暴政、虛偽和寄生。盛怒之下，完全不關注萬斯演講的最關鍵部分反應了全球政治的根本轉變，多指責他未帶去烏克蘭的解決方案，未就中美關係發言。忽視萬斯講話中論及的全球化轉折點上的因應之道，卻盯着即期解決方案這種“術”，成了中國成語“買櫝還珠”的現實版本，我真的為歐洲感到惋惜，因為萬斯的講話，正好反應了全球化逆轉形勢之下的美國因應之道。

川普的MAGA因應全球化逆轉而生

美國部分清醒者早就意識到川普2016年橫空出世，乃因全球化進入回水灣，美國處於旋渦中心。奧巴馬奠基於否認美國二戰以後外交政策之上的全球化（美國不是領導者，只是夥伴，以道歉贖罪的形式援助全世界），在美國國內形成了三個層次的脫離：精英階層對普通美國人的生存焦慮失去痛感；在對國際社會負責與本國人民負責之間失去方向，忘記了是本國納稅人供養政府；因為這兩個層次的脫離，導致第三個層次的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符合國際期望，但與美國選民利益完全不一致。（見本人文章《川普現象揭示美國政治“三脫離”》）

第三層次的脫離，用大白話說，就是美國民主黨政府利用政治權力，迫使美國納稅人敞開口袋供養全球的人，從奧巴馬至拜登時期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是其中一個龐大群體，尤其是拜登四年進入美國的3000餘萬。美國國際開發署原定的目標並無不妥，經過奧巴馬時期改造成為美國極左派在全球推行進步主義價值觀服務的機構，在拜登四年花費2000億美元，不僅腐敗叢生，重點經營的項目竟然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推廣變性與lgbtqi+彩虹文化。現在，多數美國人認識到這種彩虹文化與美國利益無關，但擁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早就是彩虹文化先鋒，至今仍然樂此不疲。

應該說，萬斯在歐洲所言，對於習慣了“人權高於主權”、“你有大炮我有鮮花與愛心”這類高大上的演講詞的歐洲政客，確實是強刺激。冷戰結束之後，歐美之間在對全球化的認知上差別越來越大。從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部分美國人已經意識到美國這個全球化第一推手已經受到全球化的嚴重傷害，不再背負世界各種包袱共沉沒，終於在2024年選擇了MAGA。但歐洲各國因為是世界左派發祥地、馬克思主義的老巢，左傾歷史源遠流長，美國的選擇在他們看來是背叛了西方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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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合作關係岌岌可危——北約的前途

跨大西洋關係（Transatlantic relations）的韌帶是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自那以後，美歐在軍事上連為一體，形成了當代最密切的同盟關係，美國一直是這一關係中的主導者。

冷戰結束後，歐美關係雖然沒有因其共同敵人蘇聯的消失而疏遠，但價值觀上已經有了微妙差異，1989年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文稱自由民主已經在全世界取得了勝利，今後不再有意識形態和制度衝突，歷史因此終結，這一觀點被歐洲全盤接受，並成為他們思考世界關係的新出發點。但美國還有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論”存在且影響甚大，這兩種完全對立的理論之影響旗鼓相當。從此在價值觀上，歐美出現微妙差異，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歐洲親近意識形態相近的民主黨而疏遠共和黨。但美國脫離大西洋夥伴關係的萌芽卻始於2001年上台執政的小布什政府。

小布什政府深受新保守主義思潮的影響，奉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新保守主義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美國擁有無可匹敵的軍事優勢，作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可以自主行事。911事件發生後，由於法德等國反對聯合國授權美英對伊動武，同時反對北約協防土耳其，從而引發了大西洋聯盟內部“自北約成立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美國外交政策發生方向性的根本轉變，布什政府不再依賴傳統聯盟，而是依賴“基於自願的軍事同盟”。可以說，脫離歐洲的戰略在小布什時期萌芽，川普只是說出了美國早就想說出的話，要求北約成員國增加本國的防務開支只是一種表現形式而已，近幾年就連法國總理馬克龍也多次談到“北約腦死亡”，歐洲正站在懸崖上這類話。

2016年是美歐人民對本國未來做出不同選擇的關鍵年份，川普當選被歐洲與美國左派視為災難，拜登當選被他們視為全球化（世界主義）的福音。幸運的是，在西方左派政治溫水煮青蛙的過程中，美國人民的多數不想被煮熟，奮力一跳，與川普形成合力從溫水裡跳了出來。但身處社會-共產主義發源地的歐洲人在本國的福利溫水裡活得太舒適，加上歐洲以二等國力，傍着美國坐在全球化列車的頭等車廂里，享受着借光得來的強國榮耀，根本不想結束這一旅程。因此，萬斯的話不僅沒能對歐洲政客起當頭棒喝之作用，反而讓他們惱怒異常。旁觀者清，如果歐洲政界能夠冷靜下來，意識到萬斯講話其實是提醒歐洲改變因應時局之道，那才是歐洲人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