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万斯2月14日在欧洲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惹怒了欧洲，他的讲话中猛烈抨击欧洲在“基本价值观”上的倒退，欧洲政界及媒体认为万斯演讲罔顾外交礼仪，呼应了几个世纪前美洲新大陆定居者对欧洲旧大陆的指责：暴政、虚伪和寄生。盛怒之下，完全不关注万斯演讲的最关键部分反应了全球政治的根本转变，多指责他未带去乌克兰的解决方案，未就中美关系发言。忽视万斯讲话中论及的全球化转折点上的因应之道，却盯着即期解决方案这种“术”，成了中国成语“买椟还珠”的现实版本，我真的为欧洲感到惋惜，因为万斯的讲话，正好反应了全球化逆转形势之下的美国因应之道。

川普的MAGA因应全球化逆转而生

美国部分清醒者早就意识到川普2016年横空出世，乃因全球化进入回水湾，美国处于旋涡中心。奥巴马奠基于否认美国二战以后外交政策之上的全球化（美国不是领导者，只是伙伴，以道歉赎罪的形式援助全世界），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脱离：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焦虑失去痛感；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忘记了是本国纳税人供养政府；因为这两个层次的脱离，导致第三个层次的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利益完全不一致。（见本人文章《川普现象揭示美国政治“三脱离”》）

第三层次的脱离，用大白话说，就是美国民主党政府利用政治权力，迫使美国纳税人敞开口袋供养全球的人，从奥巴马至拜登时期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是其中一个庞大群体，尤其是拜登四年进入美国的3000余万。美国国际开发署原定的目标并无不妥，经过奥巴马时期改造成为美国极左派在全球推行进步主义价值观服务的机构，在拜登四年花费2000亿美元，不仅腐败丛生，重点经营的项目竟然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变性与lgbtqi+彩虹文化。现在，多数美国人认识到这种彩虹文化与美国利益无关，但拥抱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早就是彩虹文化先锋，至今仍然乐此不疲。

应该说，万斯在欧洲所言，对于习惯了“人权高于主权”、“你有大炮我有鲜花与爱心”这类高大上的演讲词的欧洲政客，确实是强刺激。冷战结束之后，欧美之间在对全球化的认知上差别越来越大。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部分美国人已经意识到美国这个全球化第一推手已经受到全球化的严重伤害，不再背负世界各种包袱共沉没，终于在2024年选择了MAGA。但欧洲各国因为是世界左派发祥地、马克思主义的老巢，左倾历史源远流长，美国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是背叛了西方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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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合作关系岌岌可危——北约的前途

跨大西洋关系（Transatlantic relations）的韧带是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那以后，美欧在军事上连为一体，形成了当代最密切的同盟关系，美国一直是这一关系中的主导者。

冷战结束后，欧美关系虽然没有因其共同敌人苏联的消失而疏远，但价值观上已经有了微妙差异，1989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文称自由民主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今后不再有意识形态和制度冲突，历史因此终结，这一观点被欧洲全盘接受，并成为他们思考世界关系的新出发点。但美国还有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存在且影响甚大，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之影响旗鼓相当。从此在价值观上，欧美出现微妙差异，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欧洲亲近意识形态相近的民主党而疏远共和党。但美国脱离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萌芽却始于2001年上台执政的小布什政府。

小布什政府深受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可以自主行事。911事件发生后，由于法德等国反对联合国授权美英对伊动武，同时反对北约协防土耳其，从而引发了大西洋联盟内部“自北约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美国外交政策发生方向性的根本转变，布什政府不再依赖传统联盟，而是依赖“基于自愿的军事同盟”。可以说，脱离欧洲的战略在小布什时期萌芽，川普只是说出了美国早就想说出的话，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本国的防务开支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近几年就连法国总理马克龙也多次谈到“北约脑死亡”，欧洲正站在悬崖上这类话。

2016年是美欧人民对本国未来做出不同选择的关键年份，川普当选被欧洲与美国左派视为灾难，拜登当选被他们视为全球化（世界主义）的福音。幸运的是，在西方左派政治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美国人民的多数不想被煮熟，奋力一跳，与川普形成合力从温水里跳了出来。但身处社会-共产主义发源地的欧洲人在本国的福利温水里活得太舒适，加上欧洲以二等国力，傍着美国坐在全球化列车的头等车厢里，享受着借光得来的强国荣耀，根本不想结束这一旅程。因此，万斯的话不仅没能对欧洲政客起当头棒喝之作用，反而让他们恼怒异常。旁观者清，如果欧洲政界能够冷静下来，意识到万斯讲话其实是提醒欧洲改变因应时局之道，那才是欧洲人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