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真正的多党制国家，10个党派之多。不过，其他九个“民主”党派的腰，加起来也没有“党”的一根汗毛粗。近亿之众，确乎泱泱大党。党之伟大，更在其赫赫榷势。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对沐浴在四项或一项基本原则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党就是棒棒，党就是棒棒糖。

要当官，先入党，是中国人民的共识。想当年，一帮哥们闲聊。某人偶然提起，或被人提起，正在靠拢组织，或已经进入组织时，这人脸上，先是一副羞答答的表情，然后就是一副豁出去了的神态。好像在说: “哥们就是要积极，你又把我怎么样?。我是流氓我怕谁.”

笔者愚顽，且自觉达不到先锋队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多年不敢动靠拢组织的念头。读研究生时，在室友的开导下，逐渐开窍。室友是一条粗犷的湖南汉子, 进门不用手推，而是一脚踢开。这哥们又是一杆老烟枪，吞云吐雾之间，常向我传授人生经验。他说，研究生期间，是最容易入党的时候。本科生发展党员很少，参加工作后也不容易。因此，不可失掉这个机会。

不少人可能都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每到星期六下午四五点钟，一帮兄弟姐妹，都拎着小板凳，到学院门口坐成一圈，学习这个文件，那个讲话。远远望去,气氛挺热闹.

我看的牙痒痒的，恨不得也挤上去捞一把。只是老婆当时在郊县工作，一到周末就急着往回赶，没时间去装神弄鬼。唱只山歌给党听，母亲哪有媳妇亲。

斗转星移，毕业留校，老婆也重返学校。终于有时间捞了。工作了几个月，我给代理党小组长，教研室同事马君递交了申请书。马君面如满月，嗓门洪亮，一见我的申请书，一双胖乎乎的手立刻伸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说：“欢迎欢迎”。我心里一阵热乎，这党可真是春天般的温暖啊。

过了一段时间，马君通知我旁听他们的党小组会。这个党小组由几个教研室的党员组成，小组会在教学楼的一间地下实验室开，主题是讨论一个教师的入党问题。实验室阴暗潮湿，窗口射进的几条光柱中，无数微小的尘埃不规则运动，空气中飘浮着霉味和陈久的化学试剂味。这些党员们都是些熟悉的老师，此时此地, 突然认不出来了。每个人表情庄重严肃，神经兮兮。我的眼光从谁的脸上扫过，谁的眼里就闪过一丝躲闪的神情。一时间，仿佛又回到了烛光斧影的地下工作年代。

小组会先由那位老师自我总结，然后其他党员纷纷发言。有的说她态度端正，有的说她需要进一步提高无产阶级觉悟。此外还听到许多革命词汇。当时正当自由化思潮一浪接一浪，还以为那些玩意儿早就丢到马王堆去了。

会中，一个老教师提议，大家彼此不要称老师，而要称同志。他语重心长：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人，要叫同志，才能体现亲密无间的革命关系。于是，一半的教师又纷纷改口叫同志。这位老教师对提取胆红素很有研究，据说率先跨出校门，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一时间很难将两个形像合在一起。

我想，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党小组会，有多少人在这样的会上，说了一筐又一筐假话套话。在这样的会上，他们还会讨论精神文明，讨论诚实，讨论如何提高中国人民的道德标准。

会议还在进行，我渐渐走神，脑中闪过一个个镜头。
...孙道临同志在阁楼上发电报，头戴耳机，大义凛然。脑后一圈一圈的电波宛如佛祖头上的光环.
...地窑里的一个老大娘，手捧老毛戴八角帽的头像，深情凝视。油灯闪闪，大娘眼中突然泪花闪闪，嘴唇抖抖地，歪歪地说：毛主席呀，俺贫下中农想念您老人家.
...马小飞和漂亮的女特务接头: 你拿的什么书？阿利娜。

党小组会终于完了。走出地下室，楼外一池碧水荡漾，路旁的罂粟花风情万状。我心里发愁，这组织可不是那么好靠拢的。如果只是扫扫厕所，或者故意把手指让耗子咬一口，血淋淋的继续作实验，都还好办。可是，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去那种会上，一本正经地说那些鬼话，真要点本事。

不久，正式的党小组长，教研室另一同事莫君从美国回来。莫君整天把一个大书包斜背在身上，说斯坦福的教授都是那么背的。一天，莫君通知我旁听另一次党小组会，然后又补一句：赵紫阳说不鼓励大家入党。一听这话，我知道完了。莫君官瘾甚大而多年不能如愿，他绝不想让我混入党内。

我想，这样也好，省得去党小组会上装疯迷窍。然而，心里又非常惋惜，从此吃不到酸葡萄。

谁知，面包还会有的。八九年七八月份开始，党大量招兵买马，以撑门面，以壮底气。那段时间，是吃人血馒头，大捞一把的黄金时光。火线申请，火线回国（大多是碰巧回国而作出火线回国的样子），火线巡回演讲。一夜间，入党，升官，变成全国知名教授，专家。

一天夜晚，学校在大礼堂举行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歌声嘹亮，慷慨激昂，一如一个月前广场一样。坦克刺刀剥夺了我们说话的自由，我们又匆匆忙忙出卖了我们沉默的自由。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一天，莫君又来邀我参加他们的党小组会。他说这是根据党委的指示，并希望我重新写申请。莫君说话时，脸上悻悻然。好事居然被我赶上了。我没有回答，心里骂了一句：去你妈的。

呜呼，终于没有抱上党的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