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毛派的心路历程-文革有什么意义？

蔡磊 · 2015-06-15 · 来源：乌有之乡

当代世界的各种社会改良措施，几乎无处不存在文革的精神遗产。让我觉得痛心的是，许多在中国大陆包外国基金会搞各种项目的中国大陆学者，或许是由于对文革的重大隔阂，必须用英文来说这些听来颇玄奥的洋概念，而不知这些其实都是“出口转内销”。

陈明忠先生说他搞不懂文化大革命，因为没有一本好书，只知道是一场浩劫。我同样到目前为止对文化大革命，即使高度关心、好奇，也只能有片段的认识。

因为直到这一两年来，文革在中国大陆是不准讨论的，只有跑到海外以反共专家为业的人可以写大部头的“十年浩劫史”之类的书，而真正积极参与在这个巨大的历史事件中的人，在国内，要不就不说，想说的却不准说。

一位我认为是真正的左统派的朋友在台湾办的《批判与再造》杂志，最近四、五年来成了一些幸存的文革造反派发表文章的园地，毋宁是帮台湾左派尽了一些应尽的责任。

我不打算在此为文革翻案。的确，文革是失败的。

当初文革想打击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党内一小撮当权派”，之后牢牢地当了权，子子孙孙也都发了财。

经历过文革的几亿人有几亿个不同的复杂经验，很多人是负面的，也有很多人是正面的。这些历史，在中国大陆看来可能正逐渐允许讨论的状况下，是有可能愈来愈清楚的。在此，我只想说，没有文革，马克思主义早就死亡了。而文革的遗绪，在世界各个角落都产生了鲜活的各种进步实践。

骂文革把中国搞得大乱、搞成无政府状态的人，如果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回去重新看〈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基本文献。

从马克思到列宁、甚至连名声狼籍的斯大林，都一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的专政不能取代工人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要消亡、消亡的物质基础就在于解决脑体力分工、城乡矛盾等各种矛盾、“国家资本主义”绝不是社会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也只是革命的暂时的形式。

列宁清楚明白地指出：“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但我们肯定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去反对剥削者。”

毛泽东反复地在各个场合讲共产党一定会消灭，甚至说：“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毛泽东的战士，要深入理解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

这当然不是附和蒋介石，而是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核心信念。在这个主张上，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民主运动传统，并往前推进。去掉了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性就非常可疑了。

1950年代之后的苏联，非常确定地绝不是一个意图走向“国家消亡”的暂时政体，反而不断巩固党和国家的权威，把国家资本主义当成不朽的最终目的。

我不懂为什么陈明忠先生把苏联称为“极左”。历代的观察研究都发现，在苏联的企业中，和资本主义企业没什么两样，有层层的官僚，经理掌握支配工人劳动力的权力，而工人只是来上班听命的，差别只是福利比较好、职位有保障。

“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这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同样实施计划生产，通用汽车公司还一度是全球产值最大的计划经济体。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苏论战中首先对苏联体制开炮。除了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的幻想、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头到底还有没有阶级矛盾的问题。

当时的中共认为，即使法权上取消掉生产资料的私有，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配合的劳动过程中的指挥与被指挥关系、分配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依旧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下存在，因而还存在阶级矛盾，必须解决。

对许多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苏论战是让他们重新看到社会主义运动还有生命力的关键事件。

除了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脑体力分工关系、城乡矛盾等等之外，1950年代毛泽东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的具有矛盾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等，还说了一定会有更多矛盾。

当时，他以独特的辩证法中关于矛盾的不同性质的观点，认为这些矛盾都可以是非对抗性的，而以主观努力解决，但也可能解决不了、变成对抗性的。解决了矛盾，就往社会主义过渡又迈进了一步。

绝大部分解决上述矛盾的措施，是基层群众发展出来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再加以肯定，如人民公社、鞍钢宪法等。“放手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中共在长期内战中发展出的信念。

到了1965年，在大部分人眼中，主张苏联模式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派与毛泽东这派之间的矛盾，显然已经发展成了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因而文革发生，毛的路线一时占了上风，直到1976-78年才归于失败。

但是，没有这最后奋力一击，没有这史无前例的以国家力量试图推动国家消亡的尝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早就干瘪贫乏得无人问津了。

但是，反对专家至上、反对包办主义命令主义、要求放手发动群众的首创精神、“主人公心态”──文革时代最重要的一些精神，在世界各地的农村发展工作、社会工作、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和更多领域中，以 ”empowerment” (译为赋权、培力、增能、等等)这个英文字眼活了下来，发扬光大。

被右派大力嘲笑的“土法炼钢”中所提出的“大、新、洋与小、土、群”的结合，现在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主流机构的官方政策，名为“适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ppropriate_technology

当代世界的各种社会改良措施，几乎无处不存在文革的精神遗产。让我觉得痛心的是，许多在中国大陆包外国基金会搞各种项目的中国大陆学者，或许是由于对文革的重大隔阂，必须用英文来说这些听来颇玄奥的洋概念，而不知这些其实都是“出口转内销”。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肯定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是二十世纪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挑战，而文革是这个运动的最高潮，那么包括文革在内的这整个世纪的运动的失败与成就，二十一世纪的左派都应该批判地继承下来。我认为这是历史唯物论最基本的态度──正视历史，从历史中反省学习。

自从1980年代，社会主义加民族解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从节节败退终至溃散以来，许多各地的进步人士纷纷急着与这个传统划清界限，以图重新打造全新的愿景。问题是，无论如何，面对帝国主义依旧称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旧带来重重苦难、甚至极可能通过环境灾难而消灭全人类的二十一世纪，我们依旧必须像前人一样构思出路、构思推翻并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味否定包括文革在内的二十世纪革命经验，会使得我们在思考出路问题时，仅剩下空想一途。

陈信行 现任教于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科学与技术研究(STS)与劳工研究，著作包括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民社会与跨国阶级政治〉等学术文章以及发表于「苦劳网」、《批判与再造》、《左翼》等处的评论与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