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練子令   金庸

棺已盖，议纷纭，事贼天京去献芹

恰似华山君子剑，一生真伪罩氤氳。

下文由数篇网文缀成，非原创。

金庸，原名查良镛，于1924年3月10日出生，是浙江海宁人，其家为时代书香门第，名门望族，家族中名人辈出。金庸1940年代后期移居香港，在左派《大公报》香港分社工作。

1959年金庸和太太朱玫创办了《明报》，1989年宣布辞去《明报》社长一职，1993年宣布辞任董事局主席，同年将《明报》集团售予于品海。

于品海为中资代表，是中共大外宣媒体《多维网》和《香港01》的老板。

成名的查良镛成为中共统战、拉拢的一个重点对象。1995年，查良镛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1999年3月，查良镛又被大陆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并兼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

1999年10月，在浙大举行“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管理会议”时，查良镛发表了《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的演讲，批评美国的资本主义，赞扬中共的社会主义，引发争议。

查良镛的演讲当时受到不少批评与非议。香港《苹果日报》、《争鸣》杂志等纷纷批评查良镛的言论，认为他给中共唱赞歌“昏庸”，他是“给专制者按摩的弄臣”等等。

现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何清涟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对步入6旬的金庸他很有吸引力，所作所为多为时人诟病。在浙江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被体制内人不接受，愤而去英攻博，算陷入心障。以他之鼎盛文名，完全可一笑置之。

2009年金庸担任中共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至其去世。

此前的1988年，查良镛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查济民委员，提出“政制协调方案”，即选举团选举香港行政长官并且限制立法会直选议席数目，建议到第三任行政长官任内，才举行一次全民投票，决定第四任特首、第五届立法会是否普选产生。

查良镛的这个“双查方案”，被批评者认为阻碍了香港的民主发展，“出卖了香港的民主”。

香港人Brian Yuen在推特上评论说：“在香港人眼里，查良镛是着名武侠小说大师，也是出卖香港人利益的政客。当年加入港方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依中方提议，与查济民提出「双查方案」扼杀香港全面直选民主选举。当年接受访问，也道出文人多爱名而轻视金钱，他亦自命如此，在政治取向上，我认为确是得了「駡名」！”。

金庸1948年与第一任太太杜冶芬结婚。两人1947年在杭州相识，当时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相识。他到杜冶秋家登门造访时，邂逅了当时17岁、美艳动人的杜冶芬，两人坠入爱河。

1953年，离异，婚姻维持5年，无子女。

在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于1953年娶了新闻记者出身的朱玫。朱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金庸小11岁。

在金庸创立《明报》的时候，朱玫给予很多协助，两人成患难夫妻。婚后两人也育有两子两女。为了帮金庸创办《明报》，她更是把自己的嫁妆变卖，支持丈夫创业。

1976年，《明报月刊》创立10周年，金庸曾忆述当年，“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温情满满。

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

夫妻二人常常工作到深夜。每当他们下班时，回家要乘坐的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改乘电船渡海。乘电船如果即到即开，船票三元；如果等齐六个人再开船，船票就比较便宜。为了省钱，他们宁愿捱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金庸的四名子女都是第二任妻子朱玫所生，长子查传侠因父母离异，自杀身亡，次子查传倜是著名食家，却曾在影音店盗窃；大女儿查传诗儿时打针导致双耳失聪。5岁时，大陆的“文革”也波及香港。金庸带着妻子儿女到新加坡暂避奔波中，查传诗着凉高烧不退，一家小医院医生给她打了一针庆大霉素，导致双耳失聪。有指金庸以“小聋女”称呼她；幼女查传讷是画家，最受金庸疼爱。

媒体报导，金庸正忙着追求电影演员夏梦的时候，他的妻子朱玫，正一手协助金庸办明报，一手抚育刚刚出生的幼孩，英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朱玫，前后为金庸生育了四个子女，同时还不间隙地为明报撰写大量的新闻稿件和时评，最困难的时候，她左手抱着孩子，右手还在赶稿写字。

无奈，金庸婚内出轨，16岁的女招待林怡乐很快成了金庸的情人，两人在跑马地附近同居。而在明报办公室挑灯夜战的朱玫，是最后一个知道丈夫出轨的人。

据媒体报道，金庸常去报馆附近一间咖啡店喝咖啡，在那里他与16岁的服务生林乐怡相识。

金庸提出了离婚，理由是双方没有了共同语言，朱玫同意离婚，不过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离婚后金庸需要支付自己一笔钱，这笔钱能够使自己安度后半生。二是金庸结婚后不能再有孩子，一心一意对待他们的孩子。金庸答应了朱玫的两个要求。

但他们的长子，正在美国读书的查传侠，因为接受不了父母离婚的事实，选择跳楼自杀。年过五十的朱玫，经受了丈夫背叛儿子早逝的双重打击，悲痛欲绝，再也没从人生阴影中走出来。几年后，61岁的朱玫因癌症去世，死的时候孤苦伶仃、孑然一身，替她拿死亡证的，是医院的员工。

而那时的金庸，正风光无限，忙着送小他29岁的小娇妻到澳洲留学，忙着带小娇妻到处演讲和游玩，忙着享受他忘年之交的婚姻……多年后，金庸说，我对不起朱玫……如果可以补救的话，我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

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金庸的父亲、大地主查枢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了。面对杀父之仇，他内心真正想选择哪一种复仇方式，我不敢说，但现实当中，他无疑选择了"相逢一笑泯恩仇"，"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这看起来并不算一个过得去的交代，于是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传体散文《月云》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创造了无数大侠形象的人，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依然真实的像个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自欺而懦弱，就像他的众多读者一样，当然，换了谁也大约如此吧，亦或者，真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豁达大度。

李敖曾痛骂过金庸的虚伪，我倒觉得金庸未必是虚伪，而是人共有的虚弱，一心向善是个过程，过程不是结果，就必然是不完美的感受。

即便如此，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不断接受历练的，就如李大师对金大师的鞭笞，看看也无妨，李大师鞭笞起他人向来是精准度很高的，只是对自己往往手软。李敖说："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我责备他不该参加什么"国建会"，自失他过去的立场。他说他参加，也说了不少批评的话。我说这是不够的、得不偿失的、小骂帮大忙的，你参加这种会，真叫人失望。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我倒不相信金庸是刻意虚伪，而是人性的虚弱，相信他听了李大师的话，也更多的是自省。就像当年《明报》报道逃港潮时，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的，但在众位同事的压力之下，权衡利弊，拷问内心，他还是选择了报道，也算善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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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香港就看明报，很欣赏金庸写的社评，81年邓太宗接见了金庸，那几天的社评由胡菊人代笔，待到金庸回港，其社评立竿见影变了味，不久就炒了为明报写了多年专栏的哈公鱿鱼，遣散费更是少得可怜，当时也是报界的一场风波。哈公专栏「哈公怪论」是我最喜爱的专栏之一，对中共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能从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得出狗屁不通却又言之成理之论，令人捧腹大乐，哈公离开明报没几年就病逝，哈公之后，再无哈公！明报老臣子胡菊人也是一支健笔，多年任「明报月刋」主编，后来也被炒鱿鱼，因遣散费也闹得不欢而散，金大侠的涼薄可见一斑。

自他被请进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更是感恩戴德，一意当帮闲帮兇，杀父之仇竟成了「人入黄泉不能復生，算了吧！」我没有要求他能报杀父之仇，难道他不可以像梁羽生一样不原谅，不宽恕吗？难道他非得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吗？他的笔下有这样的大侠吗？

金庸与第二任妻子朱玫离婚的理由是「双方没有共同语言」，随后即与小他29岁的咖啡厅女招待结婚，此女好生了得，是香港有史以来最有文化的女招待——她与金庸有共同语言。金大侠，您不会用人老珠黄这个词吗？岳不群如果要休妻再娶，断想不到「没有共同语言」如此高大上的理由。

当年香港与金庸齐名的梁羽生，与共党也有杀父之仇，和金庸不同的是，他拒绝中共假惺惺的平反，也不打算生活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在「香港回归」之前移民澳洲，从未发表媚共言论，终老于自由世界。

梁羽生与金庸的人品孰高孰低，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