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毛泽东有同门之谊～一个高棉半文盲的自白

   我叫江浩，是出生于柬埔寨金边市的华人，从法律层面而言，我不是中国人，也没当过一天中国人，我的祖籍是广东揭阳，我的母语是潮州话和高棉话，普通话是到了十一岁以后才学的，至于粤语则是七十年代申请到香港之后才学会的。

   曾祖父于大清时在汕头和广州两地经商，后来遭朝廷缉捕逃到柬埔寨，据说是和反贼孙文有勾结，不过他应该只是个小角色，父亲也语焉不详。清廷退位后祖父回乡在汕头继续经商，在二十年代末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破产，父亲十几岁时又隻身去柬埔寨投靠曾祖在那里的朋友，看来江家的反骨还是世代遗传的，另外还有浓得化不开的爱国贼基因，要不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我的两个姐姐在六零年大饥荒之时，瞒着父母试图要偷跑回中国，我在十一岁就死活要离开父母，告别大魚大肉去啃窝头和酱疙瘩，只是为了要留在北京读书以便日后报效祖国。一年后的六三年，父亲委讬堂伯父专程到北京接我回家，他以为我吃了一年苦头就会回金边，不料被我拒绝了，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少先队並佩有两道杠了。

   串联时第一次去黄花岗烈士陵园凭弔，后来移居到香港，多次去广州，每次都会到那里缅怀那些烈士，这些长眠在这里的人可能和曾祖父认识或有过交往，曾祖父逃过一刧，这个世界上才会有我这个人，倖存者的后人难道不应该到这里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怀念吗？这大概就是我这个高棉人在註册网名时不假思索就用了「黄花岗」的缘故吧。

   我是持柬埔寨护照随父母到中国旅遊的，被姐姐蛊惑留在北京读书，在中国期间没拿过任何形式的身份证，连户口本也没领过，只领过学生证和工作证，后来持单程通行证去香港，那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算是英国属土的居民，再后来归化法国，因为还保存了一些柬埔寨的身份证明文件，在问话时也能说两句，移民局的官员絲毫没有怀疑我们不是柬埔寨难民，毕竟高棉话不是英文，世界上能说上几句的人还真不多，现在我的护照和身份证也都注明我的原籍是柬埔寨，出生地是金边，(当我出生时，柬埔寨还没独立，是法国的海外属土，说我生来就是法国人也没错)。

     柬埔寨很早就被中共所渗透，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是在一家亲国民党的「文光小学」读书，校长陈光年先生，高大魁梧，应该是个国军退役军官，我们每天在上课之前要对着国父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到了第二年，柬国政府屈服在中共的压力之下，关闭了学校，驱逐了陈校长及一些教师(应该是台湾人，那时太小，不能分辨）。我对这件事情记得那麽清楚是因为我很怕陈校长，他高大健壮，我从来没见他笑过，我又听不懂他说什麽(那时只听得懂潮州话和些许高棉话)，有一天看见他突然到了我家，和父亲不知在说什麽，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他从未来过我的家！那时我只觉得大祸临头。父亲把我叫了过去，陈校长出乎意料地弯下身子摸了摸我的头，眼中似乎还有泪光，弄得我莫名其妙，直到开学换了学校才知道他被赶回台湾了。

    二年级上「端华学校」，这是金边市以中柬两种文字授课的最大学校，分小学、初中和高中，回想起来，端华应该是中共资助的。老师应该都是回大陆受过培训的，那时正在大跃进时期，那些老师满口胡言，在他们的口中，中国就是个天堂，粮食多得吃不完，唱的歌也是：「年年我们要唱歌，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全国一齐大跃进……」我还记得一个老师说中国养的猪和大象一样大，除了鼻子短些和没有象牙，她还问我们说，这麽大的一隻猪，我们学校全体学生能吃得完吗？大家都觉得吃不完。北京的马路光滑得和镜子一样，真的能当镜子！我们也相信了，年幼无知嘛。在端华，有哪个学生去看台湾电影(当时国共都有电影上映)或香港电影，被同学看到去举报，是要记个大过的，毕剑福的遭遇我们这些柬埔寨华人早就领教过了，恐怖吧？我就是在他们的欺骗之下回中国读书的。

    这些教师后来几乎都跑到丛林参加红色高棉，在红色髙棉夺取政权后大部分被杀，这也许就是为虎作伥的现世报吧。

    东南亚土著世代笃信佛教，百姓皆纯朴善良，毫无机心，就如上古之初民一般，「安贫乐道」这四个字他们当之无愧，记得小时候有几次和母亲想乘坐三辆车都遭到拒载——那些车夫只要觉得今天已经挣够了钱，他们就宁愿三五成群聚在树荫下闲聊，你就是再多付些车费他们也不会为那点钱工作。不知为何一染上「毛」病，就脱胎换骨成为杀人狂魔，我至今犹百思不得其解。

    1979年中共藉口越南在边境挑衅侵略越南，是想解红色高棉之围。说越南在柬国用兵之际还要挑衅中国，就像纳粹德国声称波兰进攻德国一样荒唐。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佔金边，开始其血腥统治。在国内大肆屠杀百姓之馀，于75年5月1日入侵越南富国岛和寿春岛，烧杀姦掠无所不为。1977年4月和9月，红色高棉两次入侵越南安江省，打死打伤两万多名越南平民，并拒绝与越南谈判。1978年4月18日，入侵越南知尊县，制造了举世震惊的Ba   Chuc (百春)大屠杀，Ba   Chuc镇共有居民3177人，「男的一枪打死，女的先奸后杀」无论男女老少几乎全被杀光，只有两个人成功藏起来侥倖生还。

    1978年12月25日，忍无可忍的越南军队向红色高棉發动全面进攻，势如破竹，只用了两周的时间便攻克首都金边。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全体外交人员誓与红色高棉同生死、共存亡，一起撤往西北部山区，1月30日，正在美国寻求美国牵制苏联的邓小平公开表示：“中国人民坚决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

    在全面肃清红色高棉残馀势力后，1989年越南自柬埔寨全部撤军，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把越南军队解放金边的1月7日，定为正式节日。

「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节)。

    在红色高棉统治的三年八个月的时间裡，整个柬埔寨成为一个大屠场，死亡人数在二百万左右。全国人口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43万华裔被杀30万，2万泰裔死了8000，2万越侨基本上被斩尽杀绝，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的相对值上创造了世界纪录。78年乔森藩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说：“五百万柬埔寨人民将……”一个西方记者问道：“柬埔寨不是有七百多万人口吗？”乔森藩冷笑道：“我不理解你们西方人为什麽对反革命分子的命运那麽关心？”在法国，我认识了一位死里逃生的华人，据他说，越南军队来了以后，从红色高棉干部家中找到死亡名单，华人全部都得分批杀光，这个华人抚着心口道：“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就轮到我家了！”越南人把他们一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就在红色高棉大肆屠杀华人的时候，波尔布特在北京接受伟大诗人的接见，当时波尔布特向毛请示：“我们要搞社会改造，不可避免会触及华人，您的意见如何？”伟大的诗人毛主席大手一挥：“那是你们的内政！”看看伟大的诗人的心胸多宽广，气魄多伟大？红色高棉从金钱到武器，无不仰赖中共，只需毛诗人说一声，数十万华人便不至啣冤黄泉。

   家父一向关心政治(他读过几年私塾，在金边的华人中也算是个读书人)。      我的两个姐姐早在1960年就去北京读书，当她们表示要去中国时，父母亲都表示反对，但是后来得到消息，端华学校的师生正在为他们筹钱做路费买机票(在此之前端华已经有学生以这种方式私自逃到大陆去了)，父母亲很是开通，觉得拴得住人也拴不住心，让她们去吃两年苦头还不乖乖回来？我后来听母亲说，在机场送行时，有两个女人在母亲身边故意大声说：「这两个女孩子真可怜，这麽小就被送到唐山受苦，她们的母亲一定是个狠心的后娘！这麽作孽，以后会遭报应的！」母亲后来跟我说起这段往事时眼睛还噙着泪水——可怜天下父母心。

    两年后，1962年的4月中旬，父母亲参加了由使舘组办的华侨回国观光团，带上我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起赴京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他们的本意原是想把两个姐姐带回来，但是他们低估了中共的洗脑术，在北京的近二十天中，大姐一有机会就来蛊惑我，说得天花乱坠，我那时才十一岁，懂得什么？只觉得在金边听说的中国人挨饿好像不是事实，华侨大厦的饭菜和北海颐和园的菜肴都很好吃(观光团外出观光，午餐都在外面吃，当然都是名厨做的菜)，加上什麽北海天坛颐和园长城十大建筑……那麽多好玩的地方，就被姐姐忽悠得哭着喊着要留在北京读书，父母亲拗不过，跟我约定了，等他们去南京上海苏杭等地游玩过，到了广州给我打电话，如果我要跟他们回家再到广州相聚，当时侨办的负责人也拍着胸口说到时候会安排专人送我到广州。父母亲这趟回国之旅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把我也给搭了进去。

    63年秋天，父亲托堂伯父专程来北京，想把我接回去，应该是父母亲事先交待过，伯父几次都趁姐姐不在场时劝我回家，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少先队，当上了中队长，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了，再说大小也是个官了，怎能变节？加上母亲唯恐我们受苦，只要金边有华人到北京，父母亲都会托他们带上一些能保存较长时间的食物如腊肠腊肉，猪肉松牛肉乾，晒乾的大虾米鱿鱼乾瑶柱之类的食物，家里又时不时寄钱来，有钱寄来就有侨汇卷，可以去光顾友谊商店，每逢周末还可以下舘子，北京展览馆里的莫斯科餐厅和离华侨补校不远二里湾的新疆餐厅，就是我们这些归侨学生常去之处，不过我自己去得最频繁的是「阜外食堂」，出了补校门口走不到两三百米就到了，我最爱吃的菜是辣子肉丁和熘肝尖，好像总是吃不厌。

生活既然不甚艰苦，加上姐姐日以继夜对我洗脑，要求我要向中国人民看齐，学习他们的艰苦朴素，妈妈给我带来的一些好的布料或是有格子条纹的衣服都不许穿，她自己甚至在新衣服上打上补丁！自从我们到北京，母亲每隔一年就会到北京住上一个月，每次除了钱和食物还有衣服布料，但都被江姐(她的同学称她为江姐，她极为开心)收起来不给我，我到了十六七岁才开始懂得反抗——那是妈妈给我的，你凭什么拿走？从那时起我才穿上好布料缝製的衣服，至于在那之前的衣服布料，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被她弄到那里去了。她自己一直穿得破破烂烂，衣服上都是补丁，考上北大之后，她的同学知道有个侨生(那时是个稀罕事)，众人猜了几天都猜不出竟是她这个看起来像个农村来的女青年，她甚至不肯用润肤膏，说劳动人民都不会用润肤膏，只有资产阶级才会用，每年冬天她的手都会裂开甚至往外渗血！好像这样才能算是脱胎换骨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第一年买了盒友谊润肤膏，她觉得太奢侈，去买了一盒几分钱的蛤蜊油给我用，友谊让她给没收了。

    她在得知堂伯父要来北京后就天天和我谈心，警告我不能当逃兵，更不能当叛徒，她甚至声色俱厉地问我：「你要是成了逃兵叛徒，对得起毛主席吗？对得起周总理吗？」不知情的人听了这话会以为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把我养大的，堂伯父此行的任务失败了。

    后来我申请去香港与父母团聚，没有告诉她，不久之后父亲来信询问申请赴港之事进行得如何，被她看到了，从那天起我就成了她不共戴天之仇人，几个月没看我一眼，没有回答过我一句话，直到我离开北京她都对我不理不睬。我一直认为世界上只有她这么一隻怪物，直到看了李南央「我有这么一个母亲」这本书，才知道这种稀有怪物也能成双的，这几天在万维又有新发现，不但成双，而且还成众！一个更比一个更爱毛。那两个毛粉已经表明她们拥共，现在又来了一个坚决反共的毛粉，看来体育老师不但算术不行，诗词一窍不通，她的思维能力也属于脑残那个级别，只死剩一张嘴，是戈培尔的好学生，只要把「毛主席是伟大的诗人，万维的诗人比李杜牛逼」说上一万遍就成为事实了，无须说出任何理由，她也说不出任何理由！

    我要送给老师一首诗：“不须放屁！不须放屁！！不须放屁！！！”瞧，我这个诗人比毛还要伟大三倍！有人反对吗？

    闲人博应该让贤了，有人比你蠢得多！第一蠢轮不到你的。

    在朗诺政变后不久，柬埔寨开始屠杀越南人，金边军人政府把越南人视为潜伏的越共，越共当然有，但是绝大部分应该都是被冤杀的。湄公河上漂着很多尸体，父亲很担心他们杀得手顺会杀华人，毕竟中共已经公开支持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柬国的华人已经是敌国的人，被集体屠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父亲在一夜之间就做了决定，全家分三批跑到港澳，把房子和工厂交给舅舅请他变卖，带上家里那点钱就全家到了澳门，起码一家人离得近些，也不用再担惊受怕。记得在家里有好几大盒照片，我小时候光着屁股趴着的、坐着的，繫着红兜兜的(像小人书所画的哪吒穿的那种，高棉天气热，又怕孩子冻着拉肚子，我们小时候都光着屁股繫上那么一块花布缝制的兜兜包住肚脐眼)，还有很多家庭生活照，都没带出来，只挑了几张。

    我曾数次听到母亲晚年在感叹，说父亲一辈子都优柔寡断，做生意没有魄力，很多时候错失了赚钱的良机，但是是不知道为什么能在那个时候敢破釜沉舟拋弃一辈子的血汗？那个时候是没有几个华人觉察到有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很多人在迟些想走已经走不了了，朗诺政府感觉到如果任由华人外流会导致经济崩溃，因此在我们一家逃离之后不久，政府就加强了管制，华人想要溜之大吉已经太晚了！母亲得出结论：那是江家的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的庇佑！

    舅舅一直不肯把房子和工厂变卖，他托人和父亲说，政府对华人的态度没有变化，毕竟柬国的经济几乎全掌握在华人手中，反华会造成经济崩溃，所以他认为华人的安全有保障，如果把房子和工厂卖了，几年后和平降临(他认定战争很快会结束)，我们再回去又得从新置业，一动不如一静。

    舅舅对朗诺政府的判断倒没错，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红色高棉取得了胜利，舅舅一家的性命也全搭上了，人为财死，很多人就是捨不得家业全家被杀，父亲的英明决断救了我们一家的性命。

    舅舅家在金边以西，(过了波成东机场不远)大约三十公里的一个叫「安厝卢」的小镇上，紧挨着4号公路，4号公路是美国人照着美国高速公路的标准修的，据说在战时可以供飞机起降，由于修得太直太好，开车时常不知不觉越开越快，每年出交通事故都得死不少人，4号公路的另一头是西哈努克港。舅舅是做木材生意的，向政府投标买下一片片原始森林砍伐后出售，很有点钱，而且他很敬重母亲这个姐姐，母亲爱吃榴梿，每年到了榴梿飘香的季节，他都会装满一牛车母亲爱吃那个品种的榴梿，僱个高棉农民拉到金边送给母亲吃，一牛车的榴梿我们一家人怎么吃得完？况且这种水菓吃多了会上火，母亲便会叫那些工人每人拿几个回家，家里的房子虽然大，分四层，但是每层每个角落都能闻到浓耶的榴梿香气，榴梿的味道经月不散，睡梦中都能感到那些香气结结实实把你围住，现在没这福气了。记得舅舅每次来金边，总是笑咪咪的把我们叫过去，从口袋裡拿出一叠钞票，叫我们自己拿几张，我后来听二姐姐说，我总是抽一元面额的，她是找五元十元面额的(太大面额的钱她倒是不好意思拿)，我从小就这麽笨，难怪一辈子都發不了财。红色高棉夺得政权后，舅舅一家数十口祖孙三代几乎悉数被杀，只有一个表姐嫁得远没被波及，逃出了生天，现在住在美国加州。

    79年2月12日，为了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挽救红色高棉，中共对越南發动了「自卫反击战」，不惜出动数十万大军，牺牲数万士兵的生命企图挽救这个有史以来最嗜血，最残暴的盟友。

    那时我刚到香港不久，对自由世界的讯息如飢似渴，每天看几份报纸，对红色高棉的种种血腥罪行都有所了解，但是当中共發动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时，无论左中右舆论都一致叫好，只有倪匡先生在明报的专栏中明确反对这场不义之战。民族主义当真能那麽蛊惑人心吗？

     在中共簒政前，东南亚华人大体上与当地土着相安无事。毛诗人登大宝后，想效彷老大哥豢养几个卫星国过把老大瘾，于是明里高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等等漂亮口号，暗中却出钱出力出武器，甚至在中国设立了培训基地，在东南亚各国搜罗了一群徒子徒孙，要求他们去搞武装叛乱，「枪杆子𥚃面出政权。」妄图克隆出几个中共式的政权，当地许多华人受到蛊惑，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从而导致在后来的反华排华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和杀戮。

     像印尼、缅甸等国，在共党妄图夺取政权失败后，华人所受的苦难就不必说了，但是柬共成功了，华人却遭到最残酷的杀戮，要不是越南军队解放了柬埔寨，柬埔寨华人恐无噍类。在柬共开展“武装斗争”之际，很多「爱国」左倾华人跑入丛林与柬共一起战斗，但是后来悉数被伟大的毛诗人的好学生波尔布特杀得乾乾净净，无一漏网。香港田园出版社出版的「我与中共和柬共」，是由回国求学，后被派往柬埔寨搞颠复活动的柬埔寨华人周德高囗述，由朱学渊先生执笔撰写的一书中有诩实的描述。

     印尼、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无不如此，在印共缅共失败后，华人都遭到池鱼之殃，不少人的财产甚至生命都替毛交了学费。

     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流亡的日子里，和美丽的莫尼克公主天天游山玩水，夜夜笙歌，电视上的新闻简报几乎天天都有那个不知亡国恨而乐不思蜀的国王的报导，当时正值文革如水如荼之际，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封资修”深恶痛绝，对此大为不解，大为抱怨。我曾经看到过周恩来对此事的内部讲话，大意是：西哈努克亲王在柬埔寨国内有一定的威望，如果放他回去参加武装斗争，一定会削弱甚至夺走柬共的领导地位，我们花点钱养他，这样柬共就可以坐大，在柬埔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起到主导作用云云。我看到后大为震惊，深感周用心之险恶，所谓口蜜腹剑大概就是如此吧！

    亲王有几个子女被柬共杀害，他本人回国后也被囚禁起来，要不是越南进攻柬埔寨，需要放他出来去联合国争取支持，亲王与王后也难逃一死。

在我的记忆中柬埔寨人极老实善良，给人的印象甚至觉得他们比较笨，如果跟越南人相对比就更加明显了，越南人个个都极精明，金边有很多越南侨民，我们这些孩子从小都在一起嬉戏，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些简单的越南话。

    我被蛊惑留在北京后，分配到西城区阜外西口的华侨补习学校读书。校长张国基先生，湖南益阳人，1915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湖南师范学校是一年制，他毕业后留校当讲师，毛泽东在17年入校，张校长曾当过毛的老师，后来经毛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张校长逃到印尼开了间中文学校办教育，算是脱党吧，在中共篡政后回到北京，五十年代末开始担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毛对他还挺念旧情，他享受的待遇相当高，有汽车、司机和袐书，每年除夕夜都受邀到中南海与毛泽东吃团年饭敘旧，我问过张校长，都有谁能陪同毛主席吃团年饭？据他说有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等几个毛称为老师的人，加上他凑上六个，连江青、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都没有资格坐在那里。我又问过他，到了中南海和毛主席握手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那几年的除夕夜我都在校门口等他的汽车回来跟他握手，算是间接沾过点皇恩龙气。张校长很喜欢我，一看到我就会抱起来亲两下，我在华侨补校的学生中年龄算是最小的，学习成绩却是最好的，小时候也属于那类比较讨人喜欢的孩子。这么算起来，张校长当过毛的老师，又教过我，也是我的老师(在补校读书期间，张校长代过几次课，还有数次坐在后排听那些老师讲课)，我和毛泽东倒可算是有同门之谊。

    北京华侨补校的老师应该都是尖子，要教一群来自世界各地，有很多甚至听不懂普通话(我是其中之一)，年龄大小不同、水平参差不齐的侨生着实不易。我在语文班补习了两年中文，后考上北大附中，随即文革爆發，满打满算只在中国正式读了四年中文，比小学博士还略有不如。

   文革爆發后不久，我校的红卫兵把校图书馆砸了，抢掠一空，等到我得到消息赶去，只拣到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稼轩全集，一本南唐二主词集，那时除了雄文四卷和「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之外没有别的书可看，镇日无所事事，夏天几乎每天都去颐和园划船游泳，冬天去溜冰，有空便去学校附近的菓园菜地偷水果，掰玉米解馋(那时黄庄周边都是菜地菓园，现在应该高楼林立了)。每天晚上就看那几本书当安眠药，那三本诗词便陪伴了我好几年，使我养成了对旧体诗词由衷的喜好，直到今天，我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不下几百首唐诗宋词。

    感谢神送了三本优秀的传统诗词给我当安眠药，要是像那个老毛粉所引以为自豪的会背老三篇，那真的会让祖宗蒙羞的。

    七十年代初分配到北京朝阳区某厂工作，学徒刚满师不久就申请到香港，当中英谈判尘埃落定后仓皇跑到法国，一生从未与文字打过交道，我早就下定決心决不在中共的治下生活，对他们所谓五十年不变的保证我一句都不信。九十年代初在巴黎认识了一位移民到法国的诗人，和他交往过一段时间，向他学习了一些有关旧体诗词格律的知识。有一天他对我说：“读书人应该有个斋号，我给你取一个。“说罢提笔濡墨写下「癖诗庐」三个大字送给我作为斋号。我诚惶诚恐道：“我连初中都没读完，算什麽读书人？至于作诗，我想都不敢想。”先生大笑道：“你就是个读书人！李白杜甫连小学都没上过呢。”并鼓励说：“你要是肯写诗，就是个诗人，你可以做到的！“

   韩愈曾感叹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如果没有吾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和鼓励，我这辈子是没有勇气去写一首诗的。

   退休后閒来无事，想起吾师鼓励我的话，也为了打發时间，但是又担心自己对先生的教导理解有误，找了本壬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学习诗词创作，迄今五年了，写下近一千八百首诗词，除了三百馀首咏史诗，其它都是时事诗，也写了一些旅游诗和游戏之作，虽不敢比唐宋前贤，但是自信于格律尚无大错，也没有无病呻吟之作。我只能算是个半文盲，才浅学疏，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望方家不吝赐教补充。

    拙诗遵循传统旧体诗格律，用平水韵，词则是依龙榆生先生的词律，皆用定格。吾师当年曾半开玩笑说：“江浩，你以后作诗填词得严格依照格律，千万不可失律出韵，东坡李白可，他们才大，人家都知道他们精于此道，只是不屑去修改，你们这些初学者则不可，别给我丟人！”吾师之话我至今牢记在心，如发现格律有误则一定想方设法改正。

    六零年两个姐姐(左一左二，老大和老三)赴北京前拍的全家福，右二那个男孩是我，两年后也掉进那个坑里去了，后来听二姐说，老大当年也极力攛唆她一起走，她没上当，比我和三姐精多了。不过她又补充说：没鱼没肉吃的地方我才不会去呢，在她看来，吃鱼吃肉比爱国重要。

     二姐显然缺乏江家的爱国激情，居然声称没有肉吃就不爱国，这与伟大的诗人毛主席在延安大义凜然宣布，要是不让他去蓝苹那个「天生一个仙人洞」旅遊他就不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张金边的照片是在越南军队解放金边时不知道由何人拍摄的，建筑物都被糟蹋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大街上都是垃圾，一个亲戚给我发来这张照片，正中那座圆顶建筑是中央市场，华人称为新市，与之对应还有一个市场叫老市，距我家比较远，我那时年纪小，没去过。新市是法国人设计建造的，整座建筑一层层都开了数不清的窗口，自然採光，我小时候常跟妈妈一起去买菜，从我家走过去也就十来分钟，右边白色车子后面紧挨着拐角圆弧形建筑，天台上有水泥柱子的那幢房子就是我曾经的家，我那时睡在三楼，母亲在天台上用大瓦缸种了矮种番石榴，石榴和矮种木瓜，还种了一些香料如金不換，薄荷叶，葱和辣椒，在一个遮阴的角落我还养了一大缸金魚，另外还用阔口玻璃瓶养了十几瓶斗鱼，那些小东西得一条一条分开养，要不就会打个你死我活，这些斗鱼有些是买的，有些是自己去捞的。还养了很多蟋蟀，柬埔寨的蟋蟀个头很大，也很勇猛，比我后来在北京圆明园遗址的乱石堆中逮到的蟋蟀体型要大好几倍，当时要是有人献几隻给宣德皇，当个大官易如反掌，那些蟋蟀都是到了晚上拿手电筒去离家不远的地方逮的，那时金边像个大村子，离我们家不远的小河沟和稻田就能逮到斗鱼，我家的后门是块空地，有一片小树林，我多次见到有孔雀在那里徜徉。

   那条街原来的街名叫笃加兰街，后改名为戴高乐大道，另外金边还有一条大街的街名叫毛泽东大道，刚来法国时曾有个温州人要冒充高棉难民，要我给他个地址，我说就毛泽东大道好了，容易记。他瞪了我一眼说：开什么玩笑？便不再理我了，好人难当哪。戴将军和毛诗人不知道花了多少冤枉钱才把名字立在那两条街的街口，亲王的钱来得真容易。

   那座圆弧形拐角的建筑物是家西药房，小时我被母亲派遣去买过几次药，都是邻居，那些伙计和我都很熟，有时还会塞两颗治咳嗽的薄荷糖让我解馋。几年前巴黎的妹妹到金边旧地重遊，还特地看了看，房子已經不知道是何人所有了，妹妹跟那户人家说，这原来是我家，可否让我进去看一下？那户高棉人也同意了，物是人非，恍如隔世。

     大概在我离开金边后两年，父亲又在金边最大的乌亚西市场附近的莫尼旺大道买了块地盖了一幢房子搬到那里住，那时联系都靠写信，所以记得地址，那个地方我没去过，听妹妹说比旧宅还大，不过那也是属于别人的了。红色高棉灭亡后有些在法国的华人还真的回去办理手续领回房子，父母离开时工厂和住宅的房契地契都交给舅舅，现在舅舅一家都被杀，房契地契也都没了，有的亲友认为父亲还保留着自己的护照，高棉政府应该能查得出来，父亲没去尝试——钱财身外物，一家大小都能毫发无损已经是菩萨保佑了，亲眼看到那么多亲友忙了一辈子，到头来一场空，连一家大小的命都没了，他看淡了，当初父亲肯毅然决然离开金边，大概已经做好了捨弃财产的准备，只要一家大小都平安就行，父亲办到了。

     我家右边的邻居姓黄，有两兄弟和我年龄相仿，哥哥名叫子龙，弟弟名叫子强，他们的模样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常在一起玩，后来听母亲说，兄弟俩都被送到巴黎读书，75年赤柬进入金边，一些脑子被洗坏的高棉留学生包了架飞机要回去建设祖国，兄弟俩也在其中，一下飞机就悉数押到附近的树林枪杀，无一倖免，兄弟俩的父母在赤柬进城后不久就被杀，全家被灭门！

     我从小就被蛊惑被欺骗，以为中共为国为民，社会主义是金光大道，离开父母自願去接受洗脑，当时可以说是虽九死而不悔，幸亏很早(大概是是在67年左右)就醒悟过来了，从此不再对这个邪恶集团抱有任何幻想，刚开始误入歧途，后来却如凤凰般的浴火重生，现在他们不论如何花言巧语，再也没有可能骗得了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隔壁的黄先生倒是很早就知道中共不可信，把两个儿子送到自由民主的法国，却不料他们却在法兰西喝了左倾思潮的毒酒，大陆文革时，法国的学生也跟着兴风作浪，闹得很凶，黄家兄弟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父母安排他们走进一座华丽的殿堂，他们却掉进殿堂的粪坑里，种下玫瑰，却收获了罂栗，人生选择的道路真是无法预测会把你带到何方，塞翁得马，又焉知非祸？

    泼水节的欢乐少女，应该是在五十年代中拍摄的，到了六二年我离开金边时，街上的摩托车都是大排量的本田了，轮子和车子都要大上两号。那时金边没有计程车，载客全是这种三轮车，可以坐两个大人，再坐上两个孩子车夫也照载不误，顶上的篷隐藏着一卷捲起的油布，下雨天可以拉下来为乘客挡雨，这种三轮车是我当年常坐的交通工具，很多車夫在下雨时也不披雨衣，就那么淋着雨，我们这些孩子每逢雨季开始那头几场雨都会穿着裤衩，甚至光着屁股在雨中追逐玩耍，称为洗雨水澡。

   金都大戏院位于我家到端华学校的必经之路，几乎天天都经过，这家戏院放映一些日本电影和印度电影，西哈努克亲王导演甚至参加演出的电影也在这里放映，亲王就是高棉的陈后主和隋炀帝，人很聪明，喜欢搞艺术，能当导演，会填词作曲，可以不用稿子滔滔不绝讲上两三个小时，比他能侃的全世界大概只有一个卡斯特罗了，包子这种拿着稿子还打嗑巴的蠢货跟我们的亲王完全没有可比性，他当然也喜欢美女，更是个专业的亡国之君，可是他在高棉还是很得人心的，他每年都要去一些乡村访贫问苦，后面跟着两辆卡车，装满了格子浴巾(几乎每个高棉农民都会在脖子上繫上一条，随时可以冲凉)拖鞋，汗衫裤衩，万金油和白花油等东西，每到一处，就会滔滔不绝表示你们的王如何爱你们这些百姓，在他的努力下，又有那个寿头要拿出多少钱送给柬埔寨，再列举一些大国援助的项目，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他甚不用像列宁那么骗人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在他的治下，高棉还真的越来越好，柬埔寨本来就是个鱼米之乡，稻米一年三造，只要有水的地方连我们这些孩子都能摸到鱼，很多农村种稻子甚至不用插秧，只需犁了地，撒下稻种就等着收割了，我们潮州人均耕地面积很少，潮州老农是出名的农业专家，被很多地方请去指导种田，中国也挑选了一些老农去柬埔寨指导耕种，我回乡时听到一个曾经的专家搖头苦笑说，帮助他们提高了产量，明年他们就会少种一季，帮不帮都一样。很多树上一年四季都结着菓子，根本就饿不着人。 加上那些年由于越南战争之故，柬埔寨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对越战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中美苏都争相送钱给西哈努克，亲王也毫不客气照单全收，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金边被称为小巴黎，柏油马路笔直宽阔，两边种满了花卉，那时真的不记得金边有乞丐，以致我六二年经香港去大陆，在踏入罗湖看到那一群群鹑衣百结的饥民时感到诧异莫名，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在身上挂些破布在大街上遊荡。那时在香港住了几天，住在九龙的二伯父带着我们去到处参观购物，那时我觉得香港很落后，很多住宅都破舊不堪，坐车经过一些徙置區，整幢大廈外挂满晾晒的衣服，花花绿绿的裤衩漫天飞舞，煞是壮观，市容远远比不上金边。二伯父是资深的国民党员，在香港的黑社会中有些地位，父亲把我们留在大陆让二伯父埋怨了他许多年。后来我和在北大荒吃了几年苦头的三姐申请到了香港，一次陪同爸爸和二伯父在茶楼饮早茶，听到伯父不无得意地对父亲道：“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又看了看三姐和我搖头叹道：“浪费了十几年青春哪，书都没读几本，真不知道你们那时中了什么邪？”

    我见过亲王两次，一次是他在金边独立碑前的群众集会上的演讲，家里的一个工人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看热闹，那时看不到什么安保，也没有拉上警戒线，更没有群众演员，要来就来，想走就走，只有十来个宪兵在那里维持秩序。另一次在北京，我是夹道欢迎群众中的一个，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没看我一眼，他们甚至没想到欢迎群众中有一个竟是他的臣民。

    亲王每次演讲完毕，那些不值钱的礼物个个有份，百姓视之为菩萨，比起习近平只会去揭锅盖，高下立判。如果不是中共把亲王和红色高棉撮合在一起，波尔布特没机会成功。

那个时代金边的电影院已经是泾渭分明，甚至势不两立了，有的电影院专门放映台湾电影和香港七日鲜(只需七天就可以拍摄完成的电影，曹达华是那个时代的大明星，后来这类电影被称为粵语残片，我曾经在香港无线翡翠台看到一齣粵语武俠片，男主角说：师妹，你口渴了？我去摘个波萝给你吃。说罢施展轻功蹭地跃上一棵大树，摘下一个波萝跳了下来，让我笑了两天。)我家附近有家金凤戏院则是专放大陆片，什么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都是在那里看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不是周末只在晚上放映电影，白天金都戏院门口那块空地上摆满了小贩的摊位，各种冷热食品，卖斗鱼金鱼的，卖蟋蟀的，卖水草鱼虫和其他一些猴子鹦鹉八哥等小动物的，甚至还有卖蟒蛇的，我放学经过时常在那里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