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说起毛我是很厌恶的， 凑个贴，这是不久前已离世的熟人王康老乡写的，关于毛屎的文章。  打扮成红卫兵的少女手持《毛主席语录》，在北京一家名为“红色经典”的餐厅中的毛主席像前表演（2006年4月7日）我今天自投罗网，漫话毛泽东诗词。先作几点说明。第一，明年毛泽东死40年，文革发动50年，在中国大陆公开独立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文章诗词，还很犯忌。海外中国人，因为人生经历各异，价值观、审美意识不同，对毛观感的分歧不小，我不愿陷入类似分歧，但也不回避争论。第二，本人少年时代曾是毛的狂热信徒，——整个中国恐怕找不到几人不是毛的崇拜者或恐惧者；但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林彪事件，本人跟很多人一样猛然惊觉，成为一个对毛深恶痛绝的青年，终身不变。第三，本人曾自定规矩，不再引用毛任何话语诗词，今天是自废规矩。现在言归正传。 1976年10月1日，毛泽东死后中共第一个国庆（江青还有6天才被拿下），余英时先生引毛诗句作了一首七律：“帝子乘风御翠华，不周山下万旗斜。倦随夸父追炎日，漫访吴刚问桂花。恒鸟已尝玄圃水，嫦娥空守炼炉砂。苍茫大地无情甚，欲主沉浮愿总赊。”毛有“帝子乘风下翠薇”，“不周山下红旗乱”，“吴刚捧出桂花酒”；“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恒鸟”指老干部，“玄圃”，在昆仑之巅可通天，老干部们已饱尝毛式共产乌托邦滋味，“嫦娥”指江青，毛死，江青空守长命不死的仙丹炼炉。 余先生是历史学家，但难以克制对毛的厌恶，称其“对毛的成见牢不可破”。他认为毛具有秦始皇和明太祖的“所有负面”，在20世纪世界史上与希特勒和斯大林“属一丘之貉”，而其“终极性历史命运”将远不及希特勒和斯大林。中国人看重“德业”，毛的评价“不容乐观”。 40年过去，看来余先生对毛的历史命运的评价有些乐观了。2011年6月30日，薄熙来在重庆奥体中心召集10万人歌咏大会，邀请了全国108个“自发组织”的红歌队，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一半歌曲是歌颂毛泽东的红歌，其中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忆秦娥·娄山关》。年近90岁的亨利·基辛格也坐在主席台上，他肯定不能与10万中国人齐声高唱，但那种震天动地的气势，恐怕震撼了这位前美国国务卿。——21世纪，那里还可见到这种场面？重庆3200万人，唱红歌25万次，1.8亿人次参加。 看看近期习近平对毛泽东、马克思的重新评价可知，毛泽东不仅阴魂不散，分明正卷土重来。最近，听说台湾政客宋楚瑜和柯文哲见面，竟背诵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真是匪夷所思。  北京一个礼品摊上，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纪念盘并列（2014年6月4日）一．毛诗时代背景：忧患时世，宏词大句时代 文章本天成，诗人都是灵心善感之徒，但再天才的诗人也是时代之子，既难抑内心冲动，也需听从时代呼唤。“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 赋离骚……诗三百首，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圣贤如此，枭氓也如此，毛泽东即一例。不了解毛的时代，就不能了解毛的思想渊源，就不能读懂毛的诗词。南怀瑾说他的时代是“亦旧亦新”，应再加“亦东亦西”，新旧东西，大概可以概括毛时代。 这个时代，忧患之深，危机之重，变异之剧，前所未有。就文章诗词言，“微言大义”、“言近旨远”“温柔敦厚”等传统标准已难以应对，中国进入极端言辞、宏大叙事时代。试略举例。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魏源：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康有为不仅力主变法图强，还以实现世界大同、人类公理自命；梁启超：四千年大梦之惊醒；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鲁迅：中国历史就是一场人肉筵席，中国文化即“吃人”；平和谦逊的胡适也有这种诗句：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连四川无行文人吴虞也出口就“打孔家店！”；另一名川人李宗吾把中国智慧概括为“厚黑”二字。一言以蔽之，老大中国不行了。 毛是湖南人，湖南是中国近代最保守又最激进的省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经世致用”主要落脚在湖南，王夫之“道随器变，因时万殊”尤其为湘人所重。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王闓运、胡林翼、谭嗣同都是慷慨激烈、“老谋深识，烛照不遗”且孜孜建功立业之辈，毛早年即袭用胡林翼字号“润芝”为其字。毛泽东曾无数次仰望的岳麓书院门楣横联“唯楚有材，於斯为盛”，睥睨天下，口气无两。 与毛先后同时的中共人士也皆好写诗明志。陈独秀：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李大钊：试看将来之寰球，必是赤旗之世界；董必武：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地自由花；周恩来：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郭沫若：宇宙，你浓血污秽的屠场，悲哀充塞的囚牢，群魔号叫的地狱！ 不厌其烦引用，不外证明，忧国忧民、救世救人是毛时代的主题，并非只有毛才志在改天换地。 毛时代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是内忧外患、亡国灭种。这种危机既不纯粹缘自中国历史传统，也远非中国独有。亚洲大部分民族——包括人口、土地仅次於中国的印度——已被殖民，向全球扩张的欧洲自身也陷入空前危机。哥白尼、伽利略等天文学家证明，地球并非居於宇宙中心，达尔文考证，人类并非万物之灵。西方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诗歌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的西方文明，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道生、蓝波、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 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斥之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大限将至的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正在加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坚信，人们所能肯定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诗人的预告。 历史表明，19世纪诅咒并破坏世界最激狂最“成功”的西方“诗人”，是德国犹太青年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喜欢复述《浮士德》里魔鬼靡菲斯特：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在其诗作《人之傲》（human pride）里宣告：我把轻蔑的匕首刺进世界的心脏，任凭这侏儒般的巨人倒下，我要像神一样穿行於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足够强大时，我将与上帝平起平坐！ 请留意“当我的话语足够强大时”，一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凭什麽向世界宣战？那时《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还属子虚乌有。凭一种愤怒、仇恨、意志、气质，一种诗人气质。历史还表明，现代人类，征服世界除了帝国势力、坚船利炮、金钱、科学技术，最后出场并翻天覆地的，却是思想、理论，是诗。 苏联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作品，第一乐章。文学诗歌是苏联的国家事业，共产党人的统治重器。（列宁1924年去世，苏联在1925年设立“列宁文学奖”，奖金10000卢布，相当於普通工人三年工资。1939年斯大林60寿辰，苏联设立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金100000卢布。中共作家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贺敬之《白毛女》先后获奖，都是腥风血雨的农村土改。（顺便提一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文学艺术的狂热之徒，造诣还不浅。）就才华和气质而言，毛泽东大概居三流诗人，但他拥有某种诗外功夫，却为所有诗人莫及。 二．《沁园春·雪》：毛的政治宣言 中国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孔子称“思无邪”，历代诗论词论汗牛充栋，举世无双。《毛诗·序》、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安《淮南子》、曹植《典论·论文》、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欧阳修《六一诗话》、王若虚《滹南诗话》、袁枚《隋园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几乎道尽作诗填词的奥妙精髓。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乾脆以词喻诗词，集联晏殊《蝶恋花》、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辛稼轩《青玉案·元夕》三句词，总结诗词“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上境界，毛多而不少具有，他还有两法，史无前例。 毛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词作是《沁园春·雪》。这首词写於1935年底，10年后带到重庆，通过四个渠道公之於众：《新民晚报》文艺副刊《西方夜谭》编辑吴祖光、中苏文化友协理事、中共地下党员王昆仑、《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夏衍和南社诗人柳亚子。对诗词并无造诣、年轻左倾的吴祖光在按语中推重毛词“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柳亚子则称之为“千古绝唱”，谓“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柳亚子曾在1945年重庆期间称颂毛泽东“中山卡尔双源合”，开中共颂圣谀词先河。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柳一边在《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继续称颂毛“开天辟地”，一边表白自己不是“夺席谈经”的多嘴之徒，也非“无车弹铗”索取无度之辈，而是“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的有功之臣；一边向新皇以索要颐和园为名争列帝师之尊：倘使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一边要挟毛，若不识其材遂其志，便要仿效严子陵隐居游钓：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毛刚刚登基，就一反其在重庆书赠其《沁园春·雪》给柳时称其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的谦卑之态，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讽劝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沁园春·雪》表达的貌似一个老旧主题：江山与美人。直接的灵感当然来自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江东去”四字，境界开阔而浑然天成，后续寥寥数言，不仅囊括毛覆盖毛，兴叹之沉郁、吟咏之悠远更远非毛可比。东坡只叙周郎一人，新婚燕尔，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字句灵动飞扬跌荡回环，毛罗列帝王暴君，铺排风景，合掌犯复，不厌其烦，——苏、毛之间悬隔，何可以道里计？故国神游……人生如梦，毛何曾有这等感喟。 “江山多娇”就必然“折腰”？毛的反应过於本能化，被一种生物性占有欲念支配。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秦风》）。纯美真情常存於彼岸，无限之美游荡在无限空间，可远观爱慕，任何炙手征服皆成亵渎。山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1960年代由关山月、傅抱石绘制，挂在北京人大主会堂，是神化毛诗词的第一件作品。毛所思所求，只在据为己有，格调下流自私，毫无浪漫高贵可言。毛《沁园春·雪》的源头，则系孔子一句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毛一类狂徒，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有说《沁园春·雪》轰动重庆，国民党组织反动文人围攻，其实蒋介石对舞文弄墨写诗填词没有兴趣，诗骚歌赋词曲统归“集部”，在中国正统文化中只居其末。重庆报纸曾有十来篇和词，主要为郭沫若、柳亚子等左翼文人，批驳者王新命、易君左等不过反感毛在抗战结束百废待兴之际，鼓吹帝王崇拜。毛泽东后来为自己辩护，《沁园春·雪》是反对封建主义，歌颂无产阶级，——人们实在难从“文彩”、“风骚”、“风流”里看到普通工人农民的影子。其实，《沁园春·雪》是毛的政治宣言：继承历代帝王，统治中国。1945年，很少有人把毛关於江山美人的寓意当真。人们不会仅仅根据一首词作判断作者的政治意图，——毛的冒险天性蒙蔽了世人目光，人们不太拿如此露骨的帝王意欲当回事，——不过是毛诗人的浪漫文字而已。 公开评毛诗词，只有重庆一次。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毛泽东诗词与其人其事一样，再无人能够评论。在海外，也无人管窥毛的思想与其诗词的主从关系。 关于《沁园春·雪》，有说是胡乔木所写。胡在晚年曾出版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忸怩作态，恐怕没有什麽人读过。1964年《人民文学》突然发表胡16首诗词，胡称他写旧体诗词，“由一时风尚”。其实就是毛泽东、郭沫若几人发表格律诗词以作政治权争工具的“风尚”。1961年，胡倒是写了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除了颂圣，还为毛文过饰非，——中国已饿死四千万人。胡称毛“对其习作终日把玩推敲”，并逐字修改，“点化成金”。1966年江青曾训斥胡乔木说，主席为你的诗词费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干扰主席工作。毛若在（即便江青在），胡敢说《沁园春·雪》是他的作品？中国有太多无聊无行无耻文人，这也是毛忘乎所以的时代土壤。顺便提一句，有说“重庆谈判”是场“鸿门宴”。若真是“鸿门宴”，蒋介石就应有手段，做一次不守诚诺的小人，不放毛回延安，《沁园春·雪》恐怕就真成毛泽东的“千古绝唱”了。 三．毛“诗外功夫”：泛滥成灾  北京货摊上出售的昔日宣传知青上山下乡的脸盆、毛主席语录、诗词等红色物品目前中共官方指认的毛泽东诗词大约60首，有人算过，3997字，毛写作时间60年左右，大概一年一首，作为诗人，产量不高。毛诗正式公开发表於1957年《诗刊》，18首；196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37首，1976年增为39首，1986年毛泽东死10周年，邓小平题写书名《毛泽东诗词选》，50首。其间其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等机构陆续刊发，大約60首。文革前发行量已超过5000万份。 文革是毛泽东诗词泛滥的巅峰时期。除马恩列斯鲁迅外，全中国只有毛一人，数以亿计的毛语录、雕像、照片、宣传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辟“毛泽东诗词歌曲”专栏，从早到晚广播各种曲目的毛诗词歌曲。无数红卫兵、造反派用毛诗词字句取名，甚至用毛用过的词牌取名：满江红、蝶恋花、西江月、菩萨蛮、水调歌头、如梦令、沁园春。  中国陶瓷雕塑再现文革中红卫兵批斗学者的情景，学者胸前的牌子上写着“打倒反动 学术权威”武斗死人，必用高音喇叭播放《蝶恋花·答李淑一》或《蝶恋花·从汀洲岛长沙》：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陈寅恪暮年，红卫兵在他床头播放《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被强迫喝自己的尿，并听任红卫兵在他耳边高吼《七律·送瘟神》。广西宣武县造反派一边唱毛泽东诗词歌曲一边吃“地富反坏分子”。湖南道县红卫兵一边唱《毛主席语录》歌一边用斧头柴刀砍杀。 我为自己算过，文革十年，平均每天听一首毛诗词歌曲，计有3600次，毛诗词60首，每首听了60次。这60馀首诗词4000来字，每个字上大约有10000多颗人头。如此普及，灌输，古今中外所有诗人，谁有如此“诗外功夫”？ 四．杨朱“贵我”与“通今”：深契毛心 从毛泽东诗词的精神世界看，贯通毛一生创作的是一种古典和现代诗人不曾有过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毛说，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当然指以他为首的中共——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只有这时，中国人才找到了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一种最科学最先进的宇宙观（近期习近平外访西方时，称世界上没有什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知是忽悠世人还是意味着放弃马列主义）。 毛泽东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天性和早期人生哲学形成大有关涉。1913年，20岁的毛就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时，在《讲堂录》论及杨朱，即孟子所称“天下之言，不归於杨即归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贵我”祖师爷。杨有诗人脾性，临岐路而泣，极端多愁善感，但真正打动毛的是杨朱的是非价值观。杨朱不否认舜、禹、周、孔为四大圣人，桀、纣是两名暴君，四圣流芳千古，二暴遗臭万年。但前者“苦以至终，无一日之欢”，而后者“借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御群臣，威足以震四海。言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於寝宫，纵欢於长夜，不以礼义自苦，此天人之逸荡放纵者也！（死后）虽称之弗知，虽毁之弗知”，不就是毛得天下后的写照，——当然远不是完整写照。 毛发挥道，“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与乎无愧於己而已。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所谓守死善道是也”。毛以杨式圣贤自命，称“古之有为於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毛由衷欣赏“杨朱所以背驰於东西而不相谋也”，并进一步阐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毛於是得出两点结论，一，贵我，“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二，通今：“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中国古代影响毛的首推法家，其次就是杨朱，毛是杨朱的真正传人。 毛青年时代在长沙、北京、上海网漏吞舟地读过一些经日本传入的欧洲19世纪的杂乱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叔本华生命虚空论、尼采超人哲学、赫胥黎天演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罗素经验主义、杜威实用主义。德国思想家菲特勒·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最契和毛的心智。北大教授杨昌济把此书作教材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讲授时，他肯定始料不及，他未来的女婿从中获得的灵感将把中国引到何种田地；泡尔生也绝对想不到，他居然会有一名东方弟子，把他的伦理学发挥到何等荒谬绝伦的程度。毛泽东为《伦理学原理》写下12000言心得（用白话文恐需20万字），超过一生所读。 泡尔生几乎一劳永逸地塑造了毛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我是宇宙唯一中心，万物因我也为我而存有，此为世界伦理之最高范畴；二，在我之前之后的世界，我不能得而知之，因此皆属虚妄，我不予思考也不对其负责；三，破坏乃最高创造法则，必须毁灭旧式民族、国家、世界乃至宇宙，才可重建一切。此三者，不仅为宇宙法则，也是最高和最后之人类道德。毛举一反三：宇宙间可尊者唯我，可畏者唯我，可服从者唯我。毛以“深谷的强风”、“恋人无可压抑的性欲”形容“真正伟人的本性”，认为和平令人难以忍受，混乱才是历史生命进程的动力，深信“宇宙之毁於此者必成於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新得宇宙，岂不愈於旧宇宙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