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与红高棉的“权宜婚姻”，让红高棉从地下走到台上，从非法叛乱走向“合法”内战，打着西哈努克旗号招募红高棉队伍。很多西哈努克的支持者加入红高棉，西哈努克反而在国内没有一兵一卒，他的政治资源被移花接木变成了红高棉的资源。西哈努克不久也就明白了这一切，但他无可奈何，他对西方记者发牢骚说:“他们（红高棉）把我置于他们一边，是因为我可以为他们效劳。没有我，他们就没有农民（资源）。”柯袍也说:“1970年7月我带了一支60人的队伍去了暹粒省农村”，而4个月前柯袍的队伍“仅仅有20个人”。可见，红高棉队伍有了可观的膨胀。甚至，留在金边的西哈努克的子女们也有3人投奔红高棉，要为“西哈努克复辟”出力。柬共本是北越的豢养，但北越并不在意中共扶助红高棉，因为北越认定的唯一敌人是美国。而中共却暗中瞄定了两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和北越。

周恩来防范北越。1970年9月24日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转告范文同，“周总理想尽快知道:如果柬埔寨爆发战争，北越将支持西哈努克（红高棉）还是朗诺？如果中国继续支持西哈努克（红高棉），北越将怎样看待？”范文同答:“我们不承认朗诺，我们承认西哈努克。我认为说服苏联和其它共产党国家来共同支持西哈努克，现在正是时候。”显然，周恩来在提防可能出现的某种危机，他对北越并无诚意。当然他更不同意联合苏联──他知道中国人永远斗不过俄国人，他对黎笋、范文同说:“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联合阵线，苏联就将会很快控制住这个阵线。”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立场上，周恩来没有理由选择红高棉，也没有理由敌视朗诺政权。那么周恩来究竟为什么要以超常的积极性，给柬埔寨布下圈套，要扶助红高棉和颠覆金边政府呢？也许，他的表面理由是“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但如果理解了周氏支撑自己的韬略，也就可以理解：他长期经营“输出革命”而无一成功，拉拢北越的前景也越来越黯淡，此时他的心结就是千方百计不能让自己在毛泽东的价值视野里贬值。一份重要文件清楚地表明，借柬埔寨事变之机策划向柬埔寨“输出革命”，以便吸引毛泽东注意力的，正是周恩来。在西哈努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1970年3月20日）周恩来亲笔写密件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现在两越（北越和南方越共）最不争气，一切都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只有柬共是坚决要走武装斗争道路的，不过力量还小，经验还少，需要鼓舞其决心，增强其信心，在东南亚终究会打开一个局面……。”在这份清晰证据面前，周恩来对柬埔寨的历史责任难以逃脱。在对外行事方式上，毛泽东是藐视公理，诡谋阳发，大开大阖；而周恩来则是表面君子，内里蛊毒，阴损大师。两人的风格截然不同。

毛的注意力果然被柬埔寨事情所吸引。当年5月1日劳动节，当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会见了西哈努克，兴致勃勃谈话两个小时。毛泽东不出现在城楼上，天安门广场预定的放焰火活动就不能开始，提前五小时就奉命集合在广场、准备给毛泽东表演歌舞“献忠心”的十五万北京群众在夜风中瑟瑟发抖等待着，莫名其妙发生了什么事，全国人民也守在收音机前等待着。后来西哈努克竟然赞颂毛泽东无视群众的行为是给西哈努克的一个“礼遇”，他说:“毛主席同一个小国元首（西哈努克指自己）的谈话让中国人民多等了几个小时。”在休息厅的谈话中，毛泽东极力主张西哈努克与红高棉联合，他担心西哈努克变卦，因而一再劝说，甚至拉西哈努克加入共产党。在稍后，5月中旬毛泽东再次对西哈努克说:“你好像有共产党员的资格。”西哈努克很机警，没上当，推辞道:“毛主席，我真的不行，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但是毛不死心，西哈努克不得不说:“我肯定不行。我是个真正的佛教徒，请原谅。”最后毛只好说:“不要紧。我还是喜欢你。”

当年5月21日上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集体会见西哈努克，然后一同前往天安门城楼听取“毛泽东关于柬埔寨事情的声明”。已有50万北京群众为这个集会从凌晨起就奉命等待在那里。上午10时，林彪拉着长声开始胡乱讲话:“现在我讲讲关于越南问题……两个越南……半个越南……”，之后停顿，话筒咯咯作响，然后正常，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5月20日声明”。在这个声明里，毛泽东以“世界领袖”的口气，支持西哈努克，号召世界人民起来“打败美帝、苏修及其一切走狗”。西哈努克则乖巧作戏，用事先背诵的简单中文，几次怪腔怪调呼喊“毛主席万岁”，以此讨欢。此后一周内，中国各地奉命举行了拥护毛泽东“5月20日声明”的集会游行，高达4亿人次。据当时在“柬办”工作并参与起草“5月20日声明”的工作人员称“这一切都是周恩来的部署”。“柬办”负责人也证明，对于柬埔寨的事情“周总理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点滴不漏。‘柬办’工作全部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周总理统筹办理。”

周氏对柬埔寨内战“事无巨细”的关心，扶助红高棉、包养西哈努克，那么中国人民的生活是什么状态呢？“在四川省，干部们走进一户农家，那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房子缺了一面墙，用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吃饭的破碗和一个空空的柜子”；“在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小村庄，10户人家有4户没有门板，3户没有桌子，68个村民中的40人没有过冬的棉裤。”

金边政府对越共的抵抗，对于美国来说，是个铲除“胡志明小道”的好机会。如果美国接管柬埔寨东部地区，越共将无法再进行对南越的游击战。如果“朗诺政变”提早发生，则越战的历史可能全部改写。但“朗诺政变”来得太迟了，尼克松（注：当时的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都急于从越战中抽身，美国人民也不愿意对越南战争继续投入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越南问题。为了逼迫北越进行和谈，在无意保护柬埔寨安全的政策下，尼克松把弱小的柬埔寨拖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5月21日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越共基地都迁移到边界21英里之外，但美军受限于“不得超越21英里”的规定而不能扫荡那些地方。6月9日金边政府请求韩国派部队到柬埔寨抗击越共——韩军在越战中令越共胆寒。但韩国拒绝卷入柬埔寨战争，韩国出兵南越只是报答美国在朝鲜战争时的救命之恩。6月17日周恩来把柬埔寨战争归咎于美国，他说:“现在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和整个印度支那了，不是北越，不是西哈努克，也不是中国把它扩大的。是美国扩大的。好哇，那就让战争扩大吧。”法国政府则承认朗诺政权，同时愿意接纳西哈努克流亡法国。下台的戴高乐也把自己的回忆录送给崇拜者西哈努克。事实上戴高乐未能从他对越战的搅局之中取利，反而丢失了法国在柬埔寨的影响力：他把一个恢复法国荣光的追求，变成了一个标记法国尴尬的展览。

在北京，西哈努克的实际工作仅仅是：攻击美国和享受中国赐予。他不断辱骂美国和朗诺等人，他说:“尼克松总统花费341万美元援助柬埔寨（金边政府）的屠杀，是美国取得外国帮忙的最好投资”； “朗诺和施里马达，允许尼克松用高棉人的死尸代替美国人的生命”等等。历史研究者们一致指出:“西哈努克的不诚实令人难堪”。

这年（1970）7月，周恩来把北京“友谊宾馆”交给“流亡政府”使用，每年向西哈努克及其“流亡政府”提供生活费500万元人民币（当时等于5万名市民的年最低生活费），还免费提供服务员和汽车队。周氏又把原法国公馆（东交民巷15号院）改成“元首府”，让西哈努克一家住入。

周恩来安排西哈努克游遍中国各大城市和各名胜地，所到之处都有“群众欢迎”和盛大招待，极大地满足了西哈努克的虚荣心和享受欲，引开了他对柬埔寨国内事务的注意力，实乃中国古代惯用的“乐不思蜀”计策的翻版。中共官方还提到，“当1972年西哈努克50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向宾努讨教，宾努说至少要请50位和尚念经。于是，周决定找50个和尚为西哈努克念经。但‘文革’已把中国全部寺庙都毁了，和尚都被赶出寺院，到农村劳动。最后寻找到5个还能念经的人，临时剃光头发来代表50位和尚。周还安排专场文艺晚会，指名专人为西哈努克跳柬埔寨舞蹈。”

这时期，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新闻影片不断介绍西哈努克游玩各地的活动。当时在整个中国的广播和电影里只有“文革”的宣传。因此，频频出现在广播和新闻影片里的西哈努克，居然成了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明星”，被唤做“嘻哈先生”。不久，在中国各地流传开“西哈努克要求娶两个中国女青年演员做小老婆”的传言。日后，柬埔寨日报以“中国制造的西哈努克”为题，刊载了在红高棉文档中发现的3张西哈努克流亡北京时的照片：一张是西哈努克身着短袖衫和白裤，喜笑颜开，正在与一群中国女青年跳舞，扭腰摆臀，蠕动在一起；另一张是在大批中共官员的簇拥下，西哈努克由两个中国女童陪伴，在一个盛大的群众欢迎广场上边走边鼓掌；最后一张是西哈努克出席一个盛宴，10人一桌，共有几十桌，西哈努克在首桌，正起身鞠躬答谢。这些照片公布后，柬埔寨人都很奇怪西哈努克既知道祖国陷入战祸的巨大苦难，居然还有如此好的兴致？

但西哈努克也有尴尬难受的一面，他对红高棉在柬埔寨的活动一无所知。他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以为乔森潘是红高棉最高首领。在北京，有意大利记者直接问西哈努克，“你是柬埔寨国王，又是佛教人物，你也要充当中国的傀儡吗?”

1971年夏天，中国国内态势越趋紧张，因为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产生了分歧，在“国家主席”的设置上互不相让。周恩来除了主持日常政务之外，他也正在加紧向美国政府释放“和解”信号，同时他还须“事无巨细”地操控柬埔寨事务。繁琐忙碌和精力消耗迟早会拖垮他。此时周恩来秘密要求红高棉“党中央”派人驻在北京以全面接管柬埔寨事务。英萨利愿意前往北京。9月中旬，英萨利夫妇以“柬埔寨革命组织”（红高棉的化名）的特别代表身份到达北京，操控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英萨利在北京化名“豪”。

途径河内时，9月7日越共中央第二号人物黎德寿会见了英萨利。严肃沉稳的黎德寿提醒英萨利，他说:“我现在想告诉你和柬埔寨同志们，注意历史的教训。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苏联和中国都保持国际团结。目前，中国认为它有两个敌人是苏联和美国。如果我们卷入中苏争执，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站到中苏任何一边都将是有损无益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英萨利没有理会黎德寿的劝告。

在北京，英萨利指挥秀木等柬共分子组成帮夥，监控西哈努克，封锁消息，切断对外渠道，把持“流亡政府”的全部事务。在西哈努克出席的对外宣传柬埔寨事态的公共场合上，英萨利和乔森潘公开蔑视和羞辱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很害怕这个来历不明的英萨利。1973年6月西哈努克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爆发了他对英萨利的憎恶，他说:“在这里有个红高棉特别代表（英萨利）。他从早到晚跟着我。我知道这个人是来监视我的。我知道他对我恨之入骨。咳！我知道这个人是我的最可怕敌人！但这对我又有什么重要呢？即使他们（红高棉）有朝一日要暗杀我，那也随他们的便。我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说他们是我的敌人，就像那个寸步不离我左右的讨厌家伙（英萨利）。但是无论怎样我都没有其它的选择余地。”西哈努克天性不愚，在无奈中他以个人之力所能做的唯一，就是利用一切机会甜蜜阿谀，甚至屡次作词作曲奉承中共，例如他自制一首歌《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自弹自唱:“啊！可爱的中国，我的第二祖国。它的全力支持使我完全相信，对未来的悲观失望一扫而光。”这很投合毛泽东的心理：中国特别看重外国人的赞扬。

但周恩来不受迷惑，1973年2月他与基辛格再次谈起西哈努克时，周说:“在北京，他（西哈努克）把中国称为他的第二祖国。虽然他写了这样的诗，我们却对他不抱幻想。我还劝过他不要使用‘第二祖国’这种太过分的字眼，但是他坚持要用‘祖国’来称呼我们。我们必须有所准备，防备他哪天翻脸否认这些事情。但这些都是他自己写的诗歌，与我们没有关系。当然，他现在说我个人是他最好的朋友，但是这些都不算数。”几年后，在西哈努克被迫返回金边前夕，他老调重弹又写下诗歌《我亲爱的第二祖国》:“啊！光荣伟大的中国！我向你致敬，我衷心热爱你，把你当做我的第二祖国！”但谁也没有料到，西哈努克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追捧居然在日后成为救他性命的意外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