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除了知识人中的文学爱好者外，知道老舍的人恐怕已不太多了。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的几十年中，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老舍在中国很像今天的“网红”一样具有颇高的知名度。这不仅因为他确实写出过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小说与剧本。如：《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方珍珠》、《春华秋实》、《茶馆》……等等。更因为此人从1949年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后，便从一个拿笔杆的文人一变而成为一个功夫十分了得的“运动健将”。我这里所说的“运动”，既不是拳击武术，也不是球类或田径，而是毛泽东和中共没完没了发动起来的以整人害人为目的“政治运动”。而老舍在这些运动中，每次都是听党号召，闻风而动，冲锋陷阵，专打同道，手毒心狠，且无往而不胜的悍将。但却在毛泽东发动的最后一次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一败涂地，最后自杀身亡。这实在太富讽刺意义，不妨从头细说。

1950年，虽然全中国大陆已为共军占领，但它当时在世界上还是十分孤立的。除了苏联“老大哥”和东欧的几个“卫星国”小伙计外，世界上从联合国到奥委会都没多少人理它，实在是一副孑孑寂立失道寡助的样儿。而毛泽东向来就是个好大喜功的主。1950年中共当局要在北京召开所谓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当然想要造出－点似乎是作家文人“群贤毕至”、“四海归心”的假相。正如前文所述，老舍在当时已有相当大的名气，自然是中共极力要想弄来“壮门面”的人。不过从1946年起，老舍便已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直在美居住。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祖籍北京（满族正红旗）。常用笔名老舍，还有絜青、鸿来、非我等笔名。老舍的父亲是个“义和团”的忠实成员。追随义和拳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最后在北京与八国联军作战时被击毙。而老舍因所受的教育与阅历，其认知自然与其父不可同日而语。从他1946年后一直在美不归也可看出，他对共产专制这一套并不是很“感兴趣”。而且他在抗战时期还与中共高层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些大人物都过从甚密，自然亦知共党专制的残酷。因此回不回大陆当时还在犹豫不决中。但老谋深算的周恩来，却抓住了老舍的一个“心结”，利用一个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将老舍连魂带人勾回了大陆。让老舍从此走上了一条政治与人品堕落的不归路。周恩来利用的这个人就是美女兼文人的赵清阁。

这位赵女士为何会有这么大的神通？用今天的话来说，她就是插足于老舍家庭婚姻中的“第三者”、小三，而老舍则是－个婚内“出轨者”。事情还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起。当时的老舍婚后本来正带着妻子胡絜青在济南谋生。他的大女儿就是在济南出生的，因此名叫舒济。而不久后老舍却一反常理抛下弱妻幼子（长女4岁，儿子2岁，幼女还不满3个月），只身离开——去了武汉。此中隐情无人能知。而人们知道的则是，老舍到武汉后便担任了一个亲共组织全名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而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合法身份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在老舍到达后便给他“介绍安排”了一位“秘书”。

这位“秘书”名叫赵清阁（1914-1999）。是位颇有点才气的美女。又是作家、画家。曾从事文学创作，发表过剧本等作品。此人当时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中共玩这种“美人计”，不用说是世界超一流水平。所以没多久，有妻室、有儿女的老舍便与赵清阁勾搭成奸，甚至公开同居。后来两人来到重庆，同样在北碚公然同居。如此不顾廉耻与伦理，在当时中国的传统道德还未被共产意识彻底破坏的年代，自然只能为正人君子们所不屑。直到五年后，胡絜青终于千里迢迢带着三个孩子辗转到了重庆，赵清阁才被迫匆忙“撤离”移迁他处。不久，赵清阁又离开四川，去了上海，从此露水鸳鸯，劳燕分飞。

1950年的周恩来当然不会忘记他当年埋下的这个“桃色伏笔”的杰作，此时正好派上用场。1950年春夏之交，正在美国，对是否要回中国大陆犹豫徘徊不定的老舍，突然接到了一封信。拆开一看竟是周恩来亲笔所书。周热情洋溢盛情邀请老舍回国，“共商建国大计”。更使老舍心花怒放的是，还附有一纸赵清阁女士的问候函。这更像一块大磁铁一样，把老舍的心吸向了北京。于是老舍立马动身，星夜兼程，先赴香港，再自港投向中共的怀抱。

老舍回大陆不久，便向中共当局献上他的新作话剧《龙须沟》。该剧通主人翁“程疯子”在所谓“旧社会”遭受“压迫剥削”，由艺人被逼成了“疯子”，而中共在大陆夺权建政后，此人又从“疯子”变为了艺人。老舍编的这个剧情故事，其实就是中共一贯煽动阶级仇恨，宣扬“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而宣扬什么“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套骗人歪理邪说的图解。既是胡编捏造事实，那就更没有什么艺术价值，比起老舍早年的那些比较成功之作品，显得十分低劣。但由于此剧符合了中共的“政治标准”与愚民洗脑宣传的需要，满足了中共所谓的“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对党、对政府的拥护和热爱”这样的“政治正确”的要求。于是不但被当时中共官媒大肆追捧，一炮走红大陆文坛，老舍更被中共当局立马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如前所述，老舍本来就是个欠缺道德操守，名利财色薫心之徒。在其“不得志”时，其德行操守上纵有些瑕疵，也往往不为人注意，人们更多的是因其文学才华而加以宽容。但这样的人一旦“得志”攀上权贵，他那些道德品质上的痼疾，便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恶性膨胀，从而充分地张显出来，成为危害他人与社会的极端丑恶行为。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中国，恰逢毛泽东暴政当局为了控制、“改造”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使其驯服、奴化来为中共极权专政统治服务，而不断掀起“运动”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在这样的以整人害人、压制、禁锢民众思想为目的迫害狂潮中，必须要有一些能为当局卖命、能痛下杀手、整人害人不眨眼的打手。而老舍生逢其时，正赶上了这个有他“用武之地”的“好时光”，就像姚文元遇上了文革－样。

所以老舍在他被当局册封为“人民艺术家”之后不几年，便迫不及待地脱下了作家文人斯文的外衣，赤裸裸露出一副打手的嘴脸。把他的文学创作之笔，“磨”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凶残地刺向了中国文艺界他昔日的同袍友人们。1955年当中共当局把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原党政军人员或残杀、或关押基本告一段落后，便决定向所谓的“旧知识分子”开刀，文艺界则首当其冲。

1954年7月，作家胡风写出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经国务院文教委员会转呈共党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即三十万言上书），被中共视为是在向“党的领导”挑战。而就几乎与此同时，胡风的老友舒芜向当局交出了一批他与胡风私人间的信函往来。胡、舒二人私人间信函（按当时中共的法律）本应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然而，1955年毛泽东把这些信函中某些牢骚调侃之言，以及玩笑戏谑之语，加以放大、曲解，然后按其本人的臆断，上纲上线地加上所谓“按语”，一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并冠以大标题诛语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如此荒唐、武断，无法无天地违背当时中共自己的法律，明目张胆侵犯公民人权，对公民进行政治迫害的行为，不仅在当时国际上引来普遍的鄙视与嘲笑，即在中国大陆广大知识人群中，虽然畏于淫威无人敢发异议，但都在惊诧与观望中。

这时的老舍作为胡风的老朋友，却不顾起码的常识与道德，竟向老友痛下杀手。他接连发表两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对胡进行诬蔑与谩骂。一篇题为《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另一篇则题为《都来参加战斗吧》。在这两篇文章中，老舍既不顾别人这是私人间朋友通信这一不争的事实，更不讲起码的道理，信口雌黄认定胡风等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请看：毛泽东都才认定胡风为“反党”，老舍就在文中宣布胡风及其友人是“暗藏的反革命罪犯”，要求中共“应依法予以严惩”！如此皇上还未急，太监就先急了。这样的奴才真是比主子都还凶恶，还更无耻。

一年多以后，所谓的“反右”运动开始，老舍更成了“反右”运动中的急先锋，大打手。中国著名的剧作家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原本是吴祖光朋友的老舍，不但对吴落井下石，而且更使出人身攻击的语言来羞辱对方。他在题为《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文中写道：“当我看了有关他（指吴祖光——笔者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老舍在此显然认为自己是跟着党走、受中共宠爱的“红色贵族”，而已被打成“右派”的吴祖光则是政治“贱民”，根本不配与其为友，所以对他才是一种“侮辱”。这种发自其内心深处的傲慢，说明此人已铁了心要卖身为奴，认党作父，坚决要一条道走到黑。所以接着更恶狠狠地骂道：“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

老舍不仅对旧时老友如此“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坚决斗争，以表忠心。即便对一些青年作家、文化人，老舍同样是毫不留情地给予罗织罪名。他写道：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刘绍棠与从维熙，在1957年“反右”时，都是两位才步入文坛又很有才华的青年作者。老舍对他们如此棍、帽齐飞加以“定性”，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可见决不是迫于形势，或随大流应付场面。而是－心要在政治运动中“火线立功”，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正因如此，所以在毛死亡，四人帮垮台，文革收场后，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便将郭沫若、老舍、臧克家、冯友兰列为中国大陆四大无耻文人。这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也基本符合实情。不过这其中老舍的下场却最惨。一贯会整人、投机取巧当政治运动打手的老舍却未能过得了文革这一关。

“文革”的全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无产阶级”那是乱贴的政治标签，所谓“文化大革命”，实则是毛泽东发动一帮痞子、流氓以及愚昧无知的青少年来“大革文化命”。自然又是文人们首当其冲，除了极少数能投机幸免外，其它基本全倒霉。而名气越大，平时越张扬的人会越惨。老舍从1950年回大陆后为当局歌功颂德，出尽风头，被封为什么“人民艺术家”自然是走资当权派的宠儿。而且在历次运动中他都充当急先锋打手，更是十分高调张扬。自然也就树大招风，再加平日整人树敌不少。所以“文革”一来要揪文艺界的黑帮，老舍当然在劫难逃了。

1966年8月23日下午，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们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到北京“文联”来揪文艺界的“黑帮份子”，老舍与三十多个作家、文人、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面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又是辱骂，又是毒打。自从回大陆十多年来天天都风光神气，历次运动中都是专门用歪理斗人、整人的老舍，这回却遇上了这批更不讲理的红卫兵。他怎么忍得下这种气？所以当其他人都规规矩矩接受批斗时，老舍便开始反抗，当红卫兵口口声声骂老舍为“反动作家”时，他反驳道：“我哪是什么作家，作家是搞创作的，我写的东西都是按每个出版部门的出版意图写的，我顶多是一个笔代，哪能算作家，更谈不上文人。”老舍说的也确是事实，也有道理。在共党专制下，其官方媒体上的任何文章、作品，都不是作家、文人自己思想意志的独立表达，而是充当专制当局的一个麦克风、传声筒而已。看来老舍是清醒的，但可惜此时才醒悟太迟了。而且对那些红卫兵这样讲，更是对牛弹琴，人家根本听不进，只落得个狡辩顽抗的罪名。只会招来更多的辱骂与毒打。老舍气急，便取下挂在胸前“牛鬼蛇神”的牌子向红卫兵甩去。虽然并未砸伤人，但那种环境下自然被定性为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不但当场遭到群殴暴打，接着又被押回市文联，立马给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老舍被折磨至次日凌晨被放回家时，从脸颊到肢体已是遍体鳞伤。

但更令老舍绝望和崩溃的是，他的家人起初是不开大门，让他在门外“凉”了很长时间。后来开门让其进去后，别说热饭、热水没人给，连句关心的话也没有，更有甚者，其妻还叫他“好好反省”。其妻胡絜靑也是个文化人，为何如此无情？这就应拜“周公所赐”了。正如前文所述的当年周恩来给他安排的“秘书”赵清阁，老舍抛开妻子、儿女数年不顾不管，而与赵同居，已使其妻伤透了心。再加1950年老舍回国后，仍与赵藕断丝连，不时暗渡陈仓。此时老舍红得发紫，其妻只好隐忍。所以当老舍一旦倒霉后，便祸起萧墙，于是乎最后－点“退路”也因他自己的放荡荒唐而被堵死了。我在前文中提到的老舍的大女儿舒济，毕业于北京石油学校，与笔者曾在一个单位同事。在私下闲谈中她也证实其母亲确因此事与老舍感情破裂。老舍正是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接到红卫兵通知，勒令他8月24日上午必须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至此，老舍已感到天地虽大却无一席容身之地。24日清晨，他独自出走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手中抱着一本毛泽东诗词，在湖边一直坐到深夜，红卫兵没发现他，家中也无人过问。夜半，老舍遂投湖自尽，终年67岁！

平心而论，老舍应是一个有才华的文人。不但写出过不少好作品，而且对一党极权专制也有一定认知。所以在1949年当时不少政治人物、知识分子纷纷投向北京当局的时候，他则一直留居在美“按兵不动”。据知情者云，他当时一直在考虑是去北京，还是去台湾。而且据说他还是偏向去台。一些先期赴台的大陆文人，也劝老舍来台湾。但老舍却担心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幻想与中共建交放弃台湾，恐去台仍难以自保。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抢先一步，施展美人计将老舍“色诱”回了大陆，让老舍走上了堕落的不归路。老舍回大陆已是1950年5月，再有一个多月时间韩战便爆发了，美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终于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而坚决支持中华民国台湾，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海，使中共不敢武力攻台。假如老舍能在周恩来的美人计面前，再坚持一个多月，则老舍便不会落入周的陷阱，自己也不会从堕落走问灭亡。而且老舍此后应该还有好的文学作品问世的。这既是老舍色令智昏的悲哀，也突显周的狡诈。不得不令人惋惜慨叹！

作者·林傲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