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18日）傍晚七点几，仍逗留油尖旺区的人，口中只得一个口号，就是“入理工，救学生”。理工是一个围城，在它旁边的尖东百周年纪念花园内，人潮蠢蠢欲动。这个平日相当冷清的休憩处，这一夜成为重要的战略据点。花园一边是通往理大的行人天桥，十几防暴早已武装驻守，五十米外有一处光灿灿的铺头，专卖生煎包和冰豆浆，不论催泪弹放得几狠，那条排队的人龙也没有少过。热食永远给人生活“正常”的错觉，因此这一小块空地可算是整个花园最富安全感的地方。

然后有个男人大喊：“不如家长行前坐低，非家长的退后，我们连结起来！”

接着像退潮一样，一张张特别伤心的面孔，在人群中乍现。有传道人紧紧拥住一个抽泣的女人，说着比聊天大一点的声线，用一种颇有力量的腔调，在祈祷。有一个带墨镜的妇人，呆站良久，有几只手搭着她的肩膊，在安慰。很多微小的动作会让你发现，哪些人的孩子正在理大里面，他们的慌张失魄，在空气中渐渐浮现。

几十人坐下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年龄层，不年轻也非白发斑斑。我问一个戴手术口罩的女人：“你的孩子在里面？”她点点头，眼光一触碰，她就泪盈于睫，“孩子读中大，上星期明明在中大安全出来了，但说要支援手足，又走入理大里面了……”女人说着有乡音的广东话，一脸忧戚，她问我：“点算？”我轻轻搂一搂她的肩膊，半句话也答不上来。

又有另一对坐在地上的夫妇，表情木然，我只能用相同的开场白去问那个男人：“你的孩子在里面？”一个答案显然易见的提问，把他带回苦难的现场，男人按捺不住，带着哭音说：“我个女只是中学生。”他身旁的太太立刻把他按住，男人摇摇头，不再说话。

牵头请家长集结的男人，是位牧师。他跟众人商量要开一个whatsapp group还是Telegram group互相联系。大家听到Telegram后有点面面相觑，最后还是觉得whatsapp比较容易。于是他们轮流出去，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同一时间，另一批人涌至，他们大叫：“入理工，救学生！”而百几米外的漆咸道南，正传来好几下施放催泪弹的枪声，呛鼻刺激的气味飘至，取代了安全的生煎包油烟味。很多家长警觉的表示，要不要另觅地方静坐，本来一种静止的茫然不知所措，瞬间变成了恐慌的逃亡。

香港这半年以来，现场往往就是充斥着这类型流动的、善变的气氛，平静和动荡，安全与危险，无缝交接。你以为自己站在后方，但立即就可以变成前线；这刻还可以买一串鱼蛋，下一秒钟已经拔腿要跑。这是一个五维空间，层层叠叠的横轴、纵轴、竖轴，重重把你包裹。

想亲眼看清楚政府所为的女人

之后四个几钟头，在百周年纪念花园四通八达的五个进出口，不断重覆着这种作战模式。广场内有人征召巿民一齐走路入理工，而这些人实际上只手持雨伞，真正带上防毒面具等装备的示威者，仅二三十人。这边号召了几百人朝科学馆出口行去理工，那边踏出去不够一百米，就遭防暴警连连施放催泪弹，于是人潮又咳着退回来，大家站在东海商业中心外墙挂上“PEACE”字样的圣诞灯炮下，狠狠地咳嗽、洗眼，口中对防暴加以咒骂。

接着在南洋商业中心一边，又传来持续的枪声和起哄声，几粒催泪弹突然在两幢大厦之间给丢进广场，在花槽中爆了，猛地又激起了众人的情绪。众人大叫：“有狗！”，便冲去堵塞那一道大厦之间的窄街，太阳伞、椅子、桌子、树枝、花盘等瞬间叠高，意咪着广场内的人又少了一个进出口，也不知是更安全还是更危险。

然后是朝海旁那边的么地道，仅一条街上就有四间酒店林立，远看又是好几百个攒动的人头。我仔细看他们的脸孔，三十几、四十几岁，放工的打扮，一手持伞，一手传递砖头。以前拿砖头叫勇武，现在运砖是小事，我脱下面罩，问一个穿着黑色针织毛衣的女人：“来这里不怕？”她同样是一秒间眼中有泪，“我要亲眼看，看这个政府对人民有几麻木不仁。”

话未说完，就看见一条蓝色水柱在二百米外射出来，水炮车开进酒店的门前。接着是一轮无间断的催泪弹，以及汽油弹的还击。撑伞裸面的巿民，蹲下身子一步步朝水炮车推进；他们一直推至距离防暴警三十米的距离，那是即使我戴住面罩、挂上记者证，也怯于上前的位置，怕弹壳横飞、怕汽油弹丢错，也怕蓝水之刺痛，但眼前背景大概跟我没两样的“巿民”，竟然走得这么前，而且觉得理所当然。

不再回覆短讯的中学生

与此同时，油麻地和旺角战况更惨烈，碧街的人叠人事件，也是在这个钟数发生。而另一个场景，则是为数五十几人的中学校长，心急如焚地用尽方法进入理大，想亲自带自己的学生撤离。

夜晚十一点半，尖东帝苑酒店对出的么地里，仍有近百黑衣人和防暴警对峙，互相以汽油弹和催泪弹攻击，街上被呛鼻的白烟笼罩之时，百几米以外的千禧新世界酒店，则有不少中学老师、主任和副校长聚集大堂等候消息。

我急步朝空荡的大街走了分半钟，中途被布防在么地道行人天桥的防暴警察，用强力电筒照射，而我则尽量以桥趸和花丛作掩护，远看实在是非常愚蠢的姿势－－意思是我的一举一动在居高临下的防暴警眼中根本曝露无遗，而我仍妄自为求心安而借助街上的障碍物遮挡自己，即使我作为一个穿反光衣的记者，本来光明正大，但当刻内心根本非常怯懦。脚上的球鞋在短短百几米的路程中，便踢到好几颗催泪弹壳，并且总是小心翼翼别踩到砖头、玻璃樽碎片和形状尴尬的雨伞骨。

越过另一排布防的防暴警，我推门进入酒店，发现里面的催泪弹气味，完全不能疏散，呛鼻的气体已在冷气系统中，循环不息地输送。在这里上演的，又是另一个故事，现场的中学主任和副校，正用另一种途径拯救理大里面的学生。

原来五十几位来自不同中学的校长，在傍晚时已经聚集一起，希望能够进入理工大学跟学生见面。开始时的讯息，是校长可以领属于自己学校的未成年学生，登记个人资料后离开理大，而警方不作即时拘捕。扰攘几个钟后，讯息变成校长可以领任何学校的未成年学生离开。直到接近零晨时份，新消息又再传出来，有副校的手机响起：原来理大B座谈里面的中学生，情绪极度脆弱和激动，他们甚至把校长拒诸门外。中学生有感离开是一种背叛，而且自觉无罪，更加不信任警方的任何协议，也有较年长的抗争者，开口大喊学生应齐上齐落，并质疑校长容让警方登记学生资料，等如将他们送死。

也有学生跟老师透过短讯留下说话，坦言会用其他方法逃走：“我不要被告暴动罪！”之后就不再回覆。有学生明明说好了走，把姓名校名身份证号码发给老师后，突然又改变主意：“我都系决定唔出嚟。”亦有父母透过电话筒声泪俱下，求孩子离开；甚至有一个母亲聘了律师，也在这个时刻，突围了三道警方的防线，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竟直闯理大，带走了自己的孩子（但最后出来时，孩子被警方拘捕）。形形式式的处境，在周一夜晚爆炸性地同时发生，那是全体香港人无眠无泪希望尽失的一个夜晚，我深深地相信，这不是偶然之下素昩平生的你我的一场巧合，这种世界彻底溃败的共同经历，大概是避无可避的宿命。

一对争吵的夫妻

半夜十二点半自酒店出来，赫然发现街上竟空无一人，防暴警不知往哪里去了，抗争的人潮也一个不见，这里的战事稍歇。我穿越只剩下零星十几人的百周年纪念花园，地上是大战后的遗痕。一对夫妻的争吵声，划破了诡异的宁静，从他们言谈之间，得悉其女儿正被困理大。

我忍不住上前问了一些情况，告诉他们刻下有校长可以把未成年的中学生领出来。那父亲大声说：“好，女儿立即要出来！记者小姐，有什么方法可带她出来？”那母亲却哭着说：“不要，爸爸不要这么，要先问问女儿意见。”原来母亲正用手机跟学校社工联系，父亲却一把抢过其电话，把它丢在地上。我和现场另一个记者见状，只能把夫妇分开，请他们冷静下来，好好商量对策。

但男的暴怒，女的哭丧，突然电话接通了正身处理大的女儿，透过手机我听到女生的歇斯底里。母亲把手机递给父亲，请他跟女儿说话。但男人怒气未止，仍在高声怪责女人的软弱，再次挥手把手机拨走；女人则大哭着叫男人冷静，又嘱电话中的女儿，先不要挂心爸妈的争吵。

男人上前连连说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接着他用语带乡音的说话，倾诉了一些家庭背景，以及养妻活儿的辛酸。他坚持把女儿的姓名和校名交给我，请我帮忙联络校长，把女儿带出来。但女人却警觉地不想男人随便把女儿的名字，交给陌生的记者。接着再次在同一块东海商业中心外墙的“Peace”圣诞灯饰下，开展了另一场激烈的争吵。

那是半夜一点几的尖东百周年纪念花园，几个钟头之前，这里是警方／政府和巿民的战场，几个钟头之后，这里上演着一个家庭的内战。我的脑袋混乱，身体觉得冷，意识上非常内疚，作为一个香港人，我有感对这家人有着极大的亏欠。

半夜寻子的母亲

我和后来碰上的一个记者，双双在尖东周围踱步，视察一下战后的灾情。我们两人走在漆咸道南往海旁的方向，后面是防暴警跟加连威老道示威者的对峙，前面一条大路却空无一人，清风徐来，仅二百米之遥，一边是战争一边可以是静土。我们拍拍照片，看看弹头，突然却从么地道走出来十几个防暴，我立即心头一紧。他们用长靴猛力踢起一些障碍物，并朝我们问：“你边间（传媒）？”再咄咄迫人地说：“有冇影？有冇影？影啦！影烂成点啦！”

这已经不再是只有违法者才害怕执法者的香港了，我能回得去吗？香港能回得去吗？

那个夜晚，油尖旺的理工反包围行动，我只窥见了其中一个小小的现场。但事后听过不同位置记者的忆述，从他们深锁的眉头、重重的叹气、“不想多说”的表情，以及递上手机迫我睇片的动作，就知道那一夜有几激烈和伤痛。还有抗争者从天桥游绳逃亡的片段、冲出正门跟防暴对战的情景，全部都在那几个小时内发生。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特殊时份，带着什么样的隐喻？这个时空在历史中眨眼一现之后，却于俗世遗留下几广、几阔、几深的创伤？

零晨三点几，我行经加连威老道、弥敦道、梳士巴利道、红磡绕道等，各处皆分别聚有数十人潮。运动至今半年，我还是头一趟看见这一带的道路，烂得如此触目惊心，还有连环给焚毁的车子。路上有几个记者、有FA急救员、有黑衣人、有街坊，有很多家长车，大家却非常平静，毫不惊慌。我此刻才明白，在战火频仍的地方，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就是得一时的安逸就是一时，把那一时当成永恒。

在路上碰到几个中年男人，耳朵系着蓝芽耳机，神色凝重，他们上前问：“记者记者，理大情况点？反包围的人散未？”我面有难色，试问自己所知道的，根本不比别人多。不过后来我懂了，大家不过想在方寸尽失的时候，互相交换几句温暖的说话而已。果然，这几个男人知道的更多：“我们度紧路线……救走他们。”详情不透露，最后我们看进彼此的眼睛里，说道：“小心，保重。”

走到接近黄埔海旁，一个女人上前，没头没尾的问：“被拘捕的人，会拉去哪个警署？”我问：“你意思是，在理大被拘捕的人？”她点点头，递上手机，要我看一个手机追踪的GPS位置，连珠炮发的说了一大堆话。原来她念中学的儿子，跟随校长离开了理大，妈妈从手机的显示中，看见儿子的位置在畅运道，惟个几钟头却没移动过，致电也没人接听。女人急了，遂于半夜三点几，在街上闯荡寻子，她声音颤抖：“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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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以来，身边很多朋友都或深或浅，牵涉在理大的事情上。有被困的人、被捕的人、游绳的人、受伤的人、逃脱的人。有老师告知，当日他明明在劝学生某某随校长离开，谁料翌日学生竟爬坡成功逃脱。我听着那个逃亡故事，但觉悲凉又荒谬，更恨自己再流不出眼泪。不是不够伤心，而是伤心已经没顶。当下理大里面仍有留守的人，他们是每个香港人的一部份。几位九月时曾经来港采访的外国记者，我跟他们个几月没有说话，那天却给我发来短讯：“The world is with Hong Kong. Don’t feel weak or powerless.”全世界，都看见了香港的这一个夜晚。

——立场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