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步兵后退的理由是皇军炮兵打起炮来没个准头，步兵不后退保不准炮要打到步兵头上。不管这个命令是怎么荒唐，步兵也只能服从。因为“皇军”是天皇的军队，应该听天皇的命令，而上官是天皇的代言人，上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岂能不服从？所以日本军队里是没有“抗命”这一说的。当然这是现在，后来就有了，英帕尔作战里面就有了师团单位的抗命行为。

步兵退了回来，当然苏蒙联军也跟着又回来了，这边炮兵也做好了准备，7月23日早上6点半以后在苏军炮兵的例行炮击以后，先由航空兵对苏军炮兵阵地进行轰炸以后日本重炮兵开始炮击了。

炮击的效果怎么样？当时日军驻诺门罕的炮兵分为两个炮兵群，第一炮兵群由三个重炮兵联队组成，其余火炮归第二炮兵群。我们来看看第一炮兵群指挥官，后任诺门罕炮兵团长畑勇三郎少将的纪录吧：

“殷殷炮声惊天动地，震撼着蒙北沙漠。第一线的步兵们，看见盼望已久的威力重炮兵的连续隆隆齐射和敌军阵地上升起的滚滚尘烟，不由得欢腾雀跃，拍手叫好。

炮兵首先进行了大约三十分钟的效力准备射击。目的达成后，八点开始效力射击，经过预定的两小时以后还认为（效果）不理想，又追加了一小时。

终于对敌炮兵的战果呈露了出来，敌炮兵被我压倒，沉默了下来。11点开始步兵勇跃地进击。炮兵主力在压倒震骇步兵面前的敌人阵地的同时，继续保持对仍在喘息的敌炮兵阵地的强压，帮助步兵能够一意专心地进攻。

敌人炮兵阵地在我集中强大火力的攻击下，人员作鸟兽散，停止了射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复活了火力，或者观察到从其他阵地开始射击。

但是敌人的十五加农炮部队完全没有转移阵地，而且从一直在连续射击上看，可以做出这种缺乏移动性的火炮肯定被十分坚固的共事所掩护了起来。”

扣掉一开始的吹嘘就可以看出，动用了精锐重炮部队进行的所谓“新战法”，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这三个小时是皇军打得最奢侈的了。一下子把所有五个基数大约一万发的炮弹全打掉了，从此开始又没米下锅了。辻政信回忆说：“步兵的欢呼声未落，敌人炮兵的还击开始了，我们打了一万发，敌人那天还了我们三万发，步兵刚刚开始进击，就遭到了从未有过了猛烈炮击。”

第64联队第三大队长金井塚勇吉少佐的手记是这样记载的：“敌军炮兵的有效射程在三万米左右，能够从哈拉哈河左岸地区向我炮兵阵地进行有效射击。而我炮兵的射程只有一万五千米左右，炮弹无法命中敌炮兵阵地，在中间就掉了下来。所以用望远镜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敌人炮兵阵地上炮兵在操炮时甚至光着膀子，没有任何掩护。

敌人弹药十分丰富，能够密集地破坏战线，使我军炮火沉默之后破坏我军步兵阵地再出动装甲部队陷我军于形同全裸之境地。

我炮兵有效射程如能与敌匹敌，弹药丰富，绝不会输于敌军。但是我军炮兵无法继续补充补给，除第一天一万发之外，每天每门就只有15发的弹药。”

金井塚身边每天有几个名为“直协炮兵队”的炮兵军官来联络步炮协同作战，早上九点钟来上班，下午三点钟回去。让他们加加班也不干。一天，金井指着正在换防的苏军装甲部队对炮兵军官说：“现在是好时机，请你们帮帮忙。”

回答是：“今天的炮弹全打完了。”

除了火炮的性能质量之外，航空兵的对于苏军炮兵阵地的侦察和观测的可靠性根本就不能指望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侦察机的飞行员质量本来就很可疑，再加上现在连这些可疑的飞行员都快没有了，整个第二飞行集团都快没有了。

诺门罕战役中是关东军首先使用航空兵力的。早在5月13日第二飞行集团就从海拉尔起飞轰炸了哈拉哈河东岸的外蒙古军队，后来又轰炸了外蒙古的达姆斯克空军基地，战果都不错。

和装甲部队一样，日本陆军对航空兵力的态度也很奇怪。1932年6月6日才成立关东军飞行队。可是1931年10月8日下午1点40分关东军就以12架轰炸机轰炸过锦州这是怎么回事？有不少人以为那就是“关东军飞行队”干的，其实不是。这12架飞机里面是八八式侦察机六架，石原莞尔中佐亲自乘坐的一架客机和五架20天前“爱国将军”张学良刚刚送给关东军的轰炸机。关东军仅仅扔了75颗25公斤的炸弹，就把张爱国少帅学良将军吓得拉了一裤裆，连滚带爬地逃进了关内。

关东军航空兵的诞生和成长壮大，充满了“爱国将军”张少帅的滴滴心血。以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在1935年12月2日“关东军飞行队”改称“关东军飞行集团”，接着从1937年8月2日开始又改称“第二飞行集团”，后来从1942年4月15日开始改为第二飞行师团。

 “第一飞行集团”一个多月以前的1939年6月1日才刚刚成立，所以当时的第二飞行集团是日本陆军仅有的飞行集团，集团长仪峨彻二中将，下属119架作战飞机。面对苏联航空兵的151架战斗机和116架轰炸机。

和装甲兵炮兵一样，关东军的航空兵也处于数量上的绝对劣势。但和装甲兵炮兵不同的是关东军的航空兵处于质量上的绝对优势，无论是飞机的质量还是飞行员的训练质量。开战初期，关东军航空兵是连战皆胜。空袭达姆斯克基地是如此，空战也还是如此。

但是和粗鲁蛮硬的外表相反，老毛子的战略战术其实非常柔软。初战的失败立即引起了苏军统帅部的高度重视，从莫斯科派来了48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鸟飞行员和机械师分析原因，指导改进，参加作战。老鸟们找出了菜鸟们的主要问题是经验不足，长机和僚机不能配合，基本上是单独行动。而单独行动时单翼的I-16比日本的97式速度快但是回旋性能不好，而双翼的I-15回旋性能好但速度太慢，于是提出了I-15和I-16配合的作战方案。

关东军航空兵除了拥有数量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补充数量。日本军队在二次大战时期的军工生产方面始终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始终不能在可以控制质量的条件下进行大批量生产。要么干脆生产不出来；要么生产的东西不错，但无法大量生产，零式战斗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不知道质量控制的意思是保持质量的稳定，而不是仅仅追求精雕细作。

飞机是这样，飞行员也是这样。关东军确实拥有一批技术高超的老鸟飞行员，但是俗话说：“众手打死老师傅”，关东军的飞行员技术再好，架不住连续出击带来的疲劳，因此从6月22日以后日苏的空中优势逐渐就翻转了过来。

更加重要的是，关东军航空兵在作战指导哲学上的落后。

日本陆军喜欢拚刺刀，陆军航空兵是陆军的一部分也染上了这个毛病。飞机和人拼不了刺刀就和飞机拼刺刀。第二飞行集团的作战始终以苏军的航空兵为对手，而苏军航空兵则在整个的战斗过程中始终是以扩大地面部队的战果为作战目的。就是说当时的菜鸟苏联航空兵已经是一支有现代化意识的空军，而关东军航空兵则还沉醉在单独打斗的“武士道”迷梦里。这样从数量，补充，哲学上一比较，双方高下立分。到日本重炮兵粉墨登场时，关东军已经没有了空中优势了。

到了8月2日，将军庙机场受到约50架I-16的空袭，前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飞行第十五战队长安倍克己中佐被当场炸死。关东军现任作战主任参谋服部卓四郎请求参谋本部许可再次空袭达姆斯克机场。

这次手续齐全，8月7日第336号大陆令（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大本营陆军部就是陆军参谋本部，大本营海军部则是海军军令总部）以天皇的名义许可关东军攻击苏军达姆斯克空军基地。

可是这个大陆令没有得到执行——已经没有可以执行命令的飞机了。

日本重炮兵的阵地比苏军阵地低，观测苏军炮阵地和校正弹着点都要靠侦察机。第二飞行集团的12架侦察机到7月20日为止已经全部被苏军敲了砂罐。关东军没办法，只好使出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办法——升气球。

升起来的气球，成了I-16的极好猎物。

于是在7月25日，关东军不得不把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其实还是个哑子的重炮兵撤出战斗，不打了。

对了，7月5日从哈拉哈河西岸撤回来以后，辻政信一直在些干什么？

7月5日撤回将军庙以后，因为要协同步炮问题。一直随步兵团行动的关东军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少将，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辻政信少佐就和从新京（长春）赶来的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交换，回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去了。

辻政信走到哪儿，哪儿就出怪事。他刚刚离开诺门罕，7月16日晚上，据说一架苏联轰炸机轰炸了富拉尔基的嫩江大桥，扔了八颗炸弹。桥是没炸坏，但是炸到了边上白俄人的民房。

辻政信在早上三点钟收到的电报。但《关东军作战日志》记载的却是三点三十分有一架飞机扔了一颗炸弹。飞机还没开始投弹辻政信就已经收到了电报？那电报是谁发来的？守桥的伪满警察能在半夜里联系到关东军参谋部？明眼人一看就是阴谋，苏联《真理报》在7月23日发表塔斯社声明，指出一个事实：如果是苏联飞机的话，来回航程超过2000公里！

辻政信想干吗？这几天哈拉哈河边的战斗又给辻政信打了强心针，他没有意识到苏军的沉默只是在忙于积蓄力量准备大举反攻，他以为日军最拿手的夜袭近战战术奏效了。他想扩大战果，想忽悠关东军司令部出动齐齐哈尔的第七师团和佳木斯的第四师团把哈拉哈河两岸的苏蒙联军全部消灭。

关东军也有此意，7月18日应召去东京的关东军矶谷参谋长和参谋本部的中岛次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参谋本部的意思是出动两三个师团当然可以消灭现在面对的苏军，但是苏军进一步增兵怎么办？展开日苏全面战争？现在不是三十年前打日俄战争那时候了。从中国内地抽师团回来打？那蒋介石和共产军会不会也一起赶到满洲来搞观光旅游？皇军还过不过日子了？所以坚决不许再增兵，不许过哈拉哈河。空中只许打苏联的越境飞机，不准轰炸蒙古内地（当然这个不许后来也成了空话，但是关东军却倒也是没力气去轰炸了）。还告诉矶谷说已经让外务省想法子找苏联人谈判去了，可能会采取划定非武装区的办法。

中岛次长最后警告矶谷，在这段时间内关东军无论如何不准轻举妄动在挑起其他事端。

矶谷虽然是一万个不满意，也还是只好把参谋本部的解决意见带了回来。

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要拘束关东军，一定要大命，起码要有正式命令，就这样上下嘴皮一动，就想指挥关东军了？”

当时的参谋总长是昭和天皇的叔叔闲院宫载仁亲王，已经75岁了。那就是一尊菩萨，不管事，也管不了事。1936年2.26事件时闲院宫处理失当，被小他35岁的侄子昭和天皇骂的狗血淋头也就只是嘿嘿傻笑。参谋本部实际权力在参谋次长手里，现在的参谋次长中岛铁藏本来就是陆军次官东条英机为了控制参谋本部而找来的一位缺少决断力优柔寡断的主。结果关东军和参谋本部就这么处于了分裂状态，关东军一马当先地在前进。

矶谷回来了就开始试验那个“重炮战法”了。谁知道不但打不哑苏联人的重炮，定下心来一琢磨才想起来原来前两天辛辛苦苦用五千多具尸体换来的地盘又归了苏联人，这下总算发现吃亏大发了，又要步兵们去夺回来。

苏军在诺门罕这一段相持中有个怪战术，就是夺了阵地以后不去死守，而是实在不行了就撤退。撤退时肯定在阵地上树一面膏药旗起来，本来的目的是为了给炮兵指示目标，后来发现日军看到膏药旗就像西班牙的斗牛看到了红布，马上兴奋起来。于是苏联人就更变本加厉地到处树膏药旗，好在缴获的膏药旗不少，倒也没有不够用的情况。

7月24日就发现了691高地附近有一面膏药旗在高高飘扬，小松原师团长马上命令71联队去把那个阵地夺回来，71联队长长野大佐肚子里嘀咕着“八嘎”就去了。那块阵地原来就是71联队的，前几天说炮兵要开炮了，愣逼着撤了下来，说是三小时以后苏军的炮兵就全没了，就只要再费点脚力拿过来就行了。结果三十个小时都过去了，苏军的大炮照样还在乱叫，这是怎么回事？

说是说，师团长的命令还是得执行，长野大佐11点钟刚刚带人上了那个地图上都没有标出名称的小阵地，苏军的炮弹就冲着那膏药旗飞过来了。和大佐一起行动的通信小队全没了，长野大佐的左腿也飞走了。撤下来一点数，第三大队村田大队长也没了，速射炮中队的林中队长也不见了。

第71联队再换一个联队长，森田彻大佐。

更可怜的就是那些皇军士兵们。7月21日第23师团进行了四千多名士兵的补充，还从第七师团把芦塚长藏大佐的第28联队给调来了。第七师团有两个联队在这里，就派了第14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来了，现在就跟着第28联队行动。

军队里有句俗话：“补充是送死”。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出大的意外，新补充来的兵死的最快，这是因为新来乍到，不能进入情况的原因，而原来活下来了的老兵，因为他们能够适应这片战场，反而继续能够活下去。

偶尔在苏军的炮火间隙中送给养，弹药的汽车回去时把重伤员带回去，但坚决拒绝运死尸，理由是汽车还要运给养，弄脏了没法洗。时间是七八月，死尸就这么堆在阵地上腐烂发臭。重伤员无法全运下去，就在阵地上等死，包扎卫生用品用完了也补给不上来，轻伤员转成重伤员。最让皇军们想不通是吃饭问题，刚刚做得了盛到碗里，那丧尽天良的老毛子他放大炮。就算没打到人，饭碗也成了沙包，还吃个鸟。

这时关东军总算想到要“筑城”了，就是要修筑永久性工事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冬天说来就来，和苏联人耗也要有个耗子窝啊。可是筑城的材料在哪儿啊？这里是大草原，什么没有，背后的大兴安岭上树倒是不少，可是怎么运过来呢？没有汽车先不说他，就算有了汽车，对面的老毛子他就让你拖着木头到处跑？所以那个“外来户”，第七师团来的须见联队长就提出放弃哈拉哈河沿岸阵地，退离哈拉哈河30公里，跑到苏联人重炮射程之外的将军庙去“筑城”。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将军庙的地形比诺们罕高，皇军的重炮如果退到将军庙，就算是还是五短身材，但也能居高临下，威胁苏蒙联军不敢随便到诺们罕来，最后达成一定的互不侵犯的协议。

但就是这个主意其实也是不可行的。冬天要到了，要解决几十万分散在各地的关东军的冬营问题，连现在在支援第23师团给养弹药的汽车都要抽回去，那还有汽车来帮忙拖建筑材料呢？

有时候想想也真弄不懂，现在的这个“汽车问题”和四年以后太平洋战争中的“回船问题”几乎是一模一样，怎么皇军们就不长点记性。

在辻政信看来须见大佐的这个建议简直“在政治上极其错误”，属于右倾逃跑主义，缺乏对敌斗争勇气，长老毛子威风，灭自己志气，这还了得。后来须见大佐为这个倒霉主意付出了巨大代价。

这儿还在扯皮的时候，朱可夫开始行动了。

8月1日，这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积极进攻的苏蒙联军突然向最左端胡鲁斯台河南岸的第72联队的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轰炸机，重炮的轰击以后是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和数百名步兵的攻击。

第二天轮到山县联队了。

就这样从8月1日开始一直到8日。日军的三十多个阵地从南到北都受到了苏蒙联军的同一模式的攻击：轰炸机，重炮，然后是坦克装甲车掩护的步兵冲锋。时间持续不长，有几次几乎都可以说刚刚接触就立即脱离。

这是朱可夫在进行实力试探。

辻政信有点扯淡，但绝不是笨蛋。他判断出了苏军要全面进攻，虽然他估计的时间比朱可夫的实际行动时间要晚了四天。但他还是没把苏蒙联军迫在眉睫的进攻当回事。现在他知道苏蒙联军的背后有铁道支援，但是他依然不相信苏联人有那么多汽车来运送火车上卸下来的物资。他现在知道苏联人在他面前布开了三个师，从战死的苏联军官身上得到的地图告诉了他一切。

可是辻政信的结论依然是：要么朱可夫只能以一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要么只能以三个师的兵力发动仅仅为期三天的攻势，因此：老毛子算个鸟。

大本营倒不像辻政信那么轻松，还是干了一点事：8月4日组建了第六军，以荻州立兵中将为军长，配上藤本铁雄少将为参谋长，浜田寿荣雄大作为高级参谋——加强组织建设。

被加强了的就是组织，其他什么没有。第六军管辖第23师团，第八国境守备队和海拉尔的第一第二两个陆军医院。和建军前一模一样，一个兵不多，就多了套官僚机构。这就叫“架床叠屋”，多一套办事机构，多一套文档，多一帮人。

那为什么要这样？应该说日本陆军在更大的程度上像个官僚机构而不像一支军队，一切以升官进爵为目的。日军的最大作战单位是师团，在大的作战行动时组织方面军，在方面军和师团中间再编制军一般都是为了照顾某某人的位置。比如这次就是这样，荻州中将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武汉战役，据说立下“赫赫战功”，想不出个合适的位置来摆这尊菩萨，正好那边在打仗，你就官升一级，到那边去当军长吧。至于这三位从来没有到过满洲，更不要说看到过蒙古地方的草原沙漠这件事就没人管了。

8月20日早上5点钟开始，苏军轰炸机向日军的高射炮阵地发动了攻击。接下来就是像疾风暴雨似的苏军地面炮火向由于迎战而暴露了炮位的日军高射炮阵地的猛烈攻击，三十分钟以后日军的高射炮全部毁灭。

5点45分左右150架苏军SB轰炸机在14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对哈拉哈河东岸的所有日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6点15分左右轰炸机回去了，地面炮火又来了，这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才停止，到8点45分轰炸机又来了，炸完以后重新开始的苏军地面炮火开始向日军的后方阵地射击。而前方阵地面前是像蝗虫一样扑来的苏军坦克和在高音喇叭里放着的国际歌的伴奏下高喊着“乌拉”向前冲锋的苏蒙联军步兵。

这次的攻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因为辻政信卜的卦是苏军不可能在8月26日以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第六军还在准备第二天对苏军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呢！所以到6点半为止，惊呆了的日军一弹未发。

其实有这么件很大的事情：8月21日深夜，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给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中将（后来也是甲级战犯）打过一个电话，说由于欧洲局势的“无可奈何的原因”，德国要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大岛浩大使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说：“德意日共同防共协定中秘密协定第二条不是规定了任何国家在与苏联签订新政治条约时要得到另两国的同意吗？你们这是违反三国条约，我要抗议。”，但里宾特洛甫好像没听见，很亲切地向大岛浩大使道了晚安后，彬彬有礼地放下了电话。

条顿人这次算是把黄皮猴子给结结实实地涮了一次。有了这个《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朱可夫元帅向苏军总参谋部要的增援师团从欧洲部分派到了远东，关东军则要满地找牙了。

苏军的攻击首先从两翼开始，最左翼胡鲁斯台河南岸的第71联队的日军在苏军的炮火中眼睁睁地看着苏联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转眼就在哈拉哈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接下来200多辆坦克和1000人以上的步兵就冲到眼前了。这时候天上的苏军飞机还在不依不饶地用机枪在反复扫射。744高地上的第一大队的弹药粮秣仓库也被没良心的苏联人给炸了个光光。

这时候还有130辆坦克和两千左右步兵在71联队的左翼向东北方向运动，明显是要包围第71联队。

第一大队到9点钟为止所有的中队长（连长）全部战死。

最右翼的721高地方面，苏军的行动更早，但隐蔽得也更加巧妙。苏军从8月17日开始就架起了两座浮桥，出动了第七装甲旅加上苏军第601狙击步兵团和外蒙骑兵第六团对伪满骑兵第二团和第八团进行攻击，到19日晚上就迫使伪满军后撤到将军庙去了。

这种佯动作战没有引起日军注意，而20日苏军又增派了第九装甲旅和第六装甲旅的一个营对721高地的以井置荣一中佐指挥的第23师团师部搜索队进行了直接攻击，一公里见方的阵地上每分钟落下来120发苏军炮弹。

小松原的手中已经没有了机动部队了。

20日深夜，小松原找来了第26联队长须见大佐。要求他到第71联队的左翼沿哈拉哈河东进打击苏军右翼，为71联队解围。

须见大佐的回答是：“师团长是不是以为二十六联队还有两个大队的建制？其实经过这两个星期的战斗，26联队满员兵力现在不到一个大队，集中起来只有两个中队”。无法进行这样的作战。

只好把第26联队按原来的理论建制上的中队分开，分别去增援各个阵地。现在的中队到底实际上是一个小队（排）还是一个分队（班）就没有人知道了。

这一来山县武光的第64联队的正面防区就扩展到了9公里，好在苏军还没有在正面施加压力，可是胡鲁斯台河南岸742高地上的第八国境守备队从22日开始就没有消息了。长谷部理叡大佐和他的手下从20日开始就不吃不喝不睡地在苏军的攻击下挣扎，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就在这时候第六军司令官荻州立兵中将给关东军司令官的电报中是怎么写的呢？

“1.敌军的进攻没有什么气力，马上就要过去了。我军除在右翼略有退却外，其余阵地固若金汤。

2.我军预定24日开始进攻。

3.敌军对我军后方的搅乱工作没有效果，不足为虑。

4.我军将士斗志旺盛。

5.20日以后的战场指挥非常顺利。”

植田司令官看到这封电报可真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赶快派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和辻政信到现场去，两人在23日下午坐飞机到了海拉尔。辻政信一到海拉尔换了侦察机就去了前线。

但在将军庙遇上了苏军战斗机。好在驾驶员技术还行，被击中了以后还是在草原上迫降成功。逃出命来的辻政信拦了一辆卡车一边蛇形前进躲避飞机的扫射一边往战场赶，躲过了飞机躲不过坦克，苏军这次出动的坦克全是装备了柴油机的中型和重型坦克，日军的燃烧瓶扔上去没用，真正的刀枪不如，因此来往如无人之境，卡车被从右翼来的坦克炮火击毁了，辻政信只好徒步往第六军司令部赶。

赶到了第六军司令部，司令部里洋溢着一片欢乐气象，荻州司令官正忙着和藤本参谋长在编制明天的全面反攻计划呢，见到辻参谋赶来了，乐呵呵地递上一杯威士忌：“来得正好，有功劳落不下你，明天就要彻底解决老毛子了。”

荻州们的计划是用第64联队在中央拖住苏军，其余步兵主力后撤三公里左右再重新汇合沿着哈拉哈河往北攻击，“全歼苏蒙联军”。 辻政信也只是觉得他们的计划在细节上“是出于没有实战经验的人之手”，而在指导方针上没有觉得什么不妥。

现在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在全线受到实力远胜于己方的强敌压力，面临全线崩溃危险的时候怎么还在做进攻和全歼的美梦？其实这是日本军队由于其特别的短暂而又顺利的历史造成的一个特征：不肯撤退而又不善防守。在受到攻击时的首选对策就是反攻击，像这次这样反攻击无法奏效的时候给他们剩下的出路就仅仅是“玉碎”了。这种作风贯穿了整个二次大战的几乎所有作战，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

23日下午2点，第23师团下达了进攻命令。这个经过辻政信修改的命令是争取把苏军引向左翼纵深，然后集中步兵炮兵火力将其歼灭。可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居然没有人想到：苏蒙联军的数量已经不是日军的左翼纵深能够容纳得下的了。早已经溢出来了，日军的所有部队根本就没有办法脱离和苏军的接触。到了晚上才有可能偷偷摸摸地退下来。

参加进攻的步兵部队从编制上来说有四个联队加两个大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部分。左翼包括第71，第72联队，由步兵团长小林少将恒一少将指挥，右翼包括第七师团的第26和第28联队，由第七师团的第十四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指挥。其实经过连日苦战，所剩兵力不到八千人了。甚至就在接到攻击命令以后，在退出阵地的8小时中，第71联队的第三大队又被苏军全歼了。第71联队总算拼死接下了第三大队的阵地，但是已经动彈不了了。

在左翼的西北面的展开的苏军，已经以780，792高地为中心构筑了宽度达十公里的铁丝网纵深阵地。而日军甚至不知道苏军对日军的包围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对苏军的攻击，而是如何从苏军的包围中突围的问题了。

师部的进攻命令，没有能够送到右翼支队，也没有能够送到第八国境守备队的长谷部大佐和最右翼的师部搜索队的井置中佐手上，因为派出去的传令兵全部在半路上死了。所以大家还是坚持皇军光荣传统——各自行动。

最左翼的第71联队长森田彻大佐看到右边的长谷部大佐没有动静就马上知道那边没有收到命令。不敢随便后退，一后退就把整个长谷部的整个侧翼给暴露了。再说也无法后退，从21日开始苏军的压力就没有停过，就这样还要抽出一个第一大队到师部所在的753高地去做师团预备队，30公里的路第一大队走了30小时，路上损失了两个中队和机关枪队，总算在指定时间20小时以后的24日深夜到达了师部。

这时候在744高地附近的三角山的第三大队也被全歼了。缺了两个大队的第71联队只好撤退。这一下长谷部就被苏军完全包围，阵地成了一个圆圈。

荻州司令官想起来了早就撤出战斗了的炮兵，在命令步兵后撤进入进攻准备的同时又命令炮兵前进到进攻阵地上去。炮兵本来在中间的山县武光联队的后边，正要行动的时候，左翼全部垮了，酒井的72联队又已经后推到了进攻准备位置了，这一下炮兵门户大开，好在天色已晚，如果是白天被苏联人看到了可能百把辆坦克就要过来了。气的畑勇三郎少将跳着脚骂街，结果是本来就拉的七零八落的山县第64联队再抽出一个大队去填酒井联队的空白，保护炮兵。

就这样，71联队被钉住了，26联队收不起来，左右两翼的预定四个联队的进攻部队就只有一边一个联队，先讲右翼由小林恒一少将指挥的酒井第72联队。

第72联队的进攻路线要通过5公里的开阔高坡。酒井大佐很清楚，等不到到达苏军阵地，这个大队肯定被全歼，但是军令如山，只好前进。果然到了半路上就被苏军的15榴给压在沙草窝子里了，这时候三十余辆装备了喷火器的苏军BT坦克就压了过来，右翼一个联队就这样没了。一直到太阳下山以后辻政信带了四十几个人冒死冲了上去在死尸堆里把联队军旗和奄奄一息身受重伤的酒井大佐找了回来，小林少将却生死不明，回到师部以后才知道昏迷不醒的小林少将已经被人抬回来了。

左翼的芦塚大佐的第28联队就更倒霉了，本来就是新来乍到，加上右翼的酒井联队被消灭后，侧翼暴露给了苏军，三面受敌。这时候第26联队总算赶到了，但是要知道26联队满打满算就只有两个中队，赶到了也就是在为苏军准备的点心里再加几块肉而已。

就在这种情况下，辻政信仍然命令左翼的森田支队单独进攻。辻政信很知道战场上的现实，知道日军已经无力进攻了，但是他不能违反“皇军不后退”的信条。后退就在自己的履历上记下了一个污点，只有前进。至于前进就是自杀这一点与他无关。

两天打下来，28联队的中队长全员阵亡，小队长一大半没了，第三大队大队长藤冈少佐也没了。应该说日军老联队的战斗力确实很强，指挥官几乎全没了，但是部队还在打。反过来因为部队还在打，又成了被小松原师团长，畑勇三郎炮兵团长和服部卓四郎攻击的对象，说他们是指挥官无能。

被苏军钉在阵地上动单不得的71联队长森田彻大佐26日早上八点半左右被苏军狙击兵打死，正好在师团司令部报告情况的东宗治中佐被任命为联队长代理火速返回阵地。左翼缺少了掩护的重炮部队现在成了苏军的攻击对象，首先遭到攻击的是穆陵关东军重炮联队，联队长染谷义雄大佐在25日傍晚切腹自杀，关东军重炮联队全灭。接下来另外两支野战重炮联队也全部被苏军装甲部队摧毁。

现在第23师团唯一还成建制的部队就只有山县武光大佐指挥的第64联队了，和山县在一起的还有伊势高秀大佐的野炮第13联队。一开始山县还是想分散突围出去，命令手下的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和联队本部分开突围。山县的本意是想用两个大队作为掩护，但和往常一样，两个大队突了出去，这位陆大毕业的精英又慢了一步，没突出去。

山县武光大佐参加了诺门罕的全过程。作为陆大毕业的皇军精英，很有点贪生怕死，数次犯下了动作缓慢，见死不救的错误，就在最后还有点想牺牲部下独自逃生的嫌疑，但是实在是逃不出去了，还是表现得不错，没有束手被擒。山县和伊势两位大佐焚烧了军旗以后双双自杀。

日军最基本的作战单位是联队。当时的联队还不多，联队旗还不像后来那样找块布就撑着走，那时都是天皇亲授，决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的，实在不行了就烧了它，叫“奉烧”。64联队的联队旗被奉烧是一件很大的事件——这是第一面在对外战争中被奉烧的亲授日军联队旗，当然到太平洋战争后期就不稀奇了。

值得提一句的是这位第三大队长金井塚勇吉少佐，他后来做到第220联队大佐联队长，在新几内亚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是指挥部队存活了下来，说明此人是很有指挥才能的，但是因为没有陆军大学校的学历，在日本陆军里爬不上去。

这时候辻政信第五次到了位于将军庙的第六军司令部，浑身充满威士忌臭味的荻州司令官醉醺醺地对他说：“辻君，我希望小松原死！”

这句话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因为身为师团长应该对作战失利，成千上万的部下死亡负责。另一种解释就是死了的师团长将成为英雄，而英雄的长官是不会被追究责任的。应该采取哪种解释谁也不知道。

这时候小松原师团长离死很近，师部已经被苏军包围了。刚从第71联队长提升的参谋长冈本德三被苏军扔过来的手榴弹炸断了右腿，师团军医部长村上德治大佐正打着手电筒在战壕里帮他做截肢手术。由于条件太糟，后来还是去见天照大神去了。

因为已经知道苏军狙击手专门找军官亲近，日军军官们全部摘掉了肩章，脱去了军官制服。

师团司令部以北两公里的地方是包括伤员在内还有大约200人的第71联队。代理联队长东宗治中佐奉烧了联队旗以后，不是高喊“天皇陛下万岁”，而是高喊着“东中佐本年49岁”，带领17名军官向苏军坦克作最后的自杀冲锋。

天黑了，苏军停止了攻击，小松原逃了出来。

第二十三师团全部，第七师团的两个联队，第一师团的一个野战重炮旅团就这样干净全部地被歼灭了。

这时候第七师团已经在诺门罕附近进入阵地，第二师团的一部分也已经到达离诺门罕40公里的地方，其余部分也已经从海拉尔出发向诺门罕开动，第四师团也在从佳木斯到海拉尔的路上。

大本营从中国内地调来的第五师团，第十四师团也在向满州一带移动。

但是9月1日苏蒙联军在他们主张的边界线上停止了前进，没有越界进攻。

现在要不要再打下去？

8月30日的大本营命令中就明确指示：“处理支那事变期间，必须维持北方边境的平静”，而且明确了中岛参谋次长将亲自去关东军传达天皇的“大命”。

31日中岛突然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接受了关东军参谋们的战况及其将来计划的说明。

关东军的企图是在哈拉哈河结冰的两个月中再进行一次作战，保证不渡河，目标是将遗弃的尸首抢回来。要求参谋本部同意投入更多兵力。

中岛一开始答应了矶谷参谋长的要求。但在得知从30日左右第23师团残部已经和苏军脱离接触以后，立即改变了主意，坚持现在是停战的最好时机。返回东京以后9月3日的第349大陆命明确规定终止诺门罕作战。与此同时外务省和苏联进行外交谈判。9月15日东乡茂德驻苏大使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达成协议，16日发表了日苏联合公报。

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停战后，在哈尔滨举行谈判划定边界，而在要签订议定书的1940年1月30日，苏蒙代表团突然不辞而别，留下了一个解不透的迷。

谜底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当时“满洲国代表团团长”，时任“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处长”的龟山一二。可是龟山坚决不肯透露苏蒙代表团匆匆离去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9月，确信辻政信已经死了以后，当时是岐阜县关市市长的龟山一二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1月29日晚上，辻政信让一名白俄给苏联代表团团长波哥塔诺夫少将捎去口信，说如果明天签了议定书的话，就要在哈尔滨暗杀苏蒙代表团的成员。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波哥塔诺夫少将在告诉了龟山一二真相以后，31日一早就起程回国。

因为波哥塔诺夫少将知道辻政信不是在开玩笑，“满洲事变”以后旧国联派来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不就几次险遭受雇于关东军参谋的大陆浪人的暗杀毒手吗？

关东军在诺门罕事件中受了多大损失？先来看看参战的高级军官。

阵亡的有：第23师团初任参谋长大内孜大佐，继任参谋长冈本德三大佐（伤重不治而死），71联队继任联队长森田彻大佐，代理联队长东宗治中佐，战车第三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穆陵关东军野战重炮联队长染谷义雄大佐，第64联队搜索队队长东八百藏中佐，飞行第十五战队长安倍克己中佐。

自杀的有：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野炮兵第13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第八国境守备队队长长谷部里叡大佐，师团搜索队长井置荣一中佐。

第71联队长长野荣二大佐重伤。

其余少佐以下中级军官无数，光第二飞行集团就死亡47名佐级飞行员。

第六军军医部当时发表的数字是：“出动人员58，925；战死7，720；战伤8，664；战病2，363；失踪1，021；共计19，768名”，全体损失率27.7%，第23师团的损失率为70.3%。

损失率非常高，尤其是第23师团就是被全歼了。

但是，这个数字是假的，被极力缩小了。1966年10月3日《朝日新闻》就报道了根据从靖国神社出来的消息说实际上战死了18，868名，这才是真正的数字，骗谁也骗不了靖国神社，死了人必须把人名报给他们，不然家属到神社找不到名字可是要闹事的。

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教授说：“骗国民一直骗了快三十年。”

战死了这么多，责任谁来负？大家互相推，就像荻州中将设想的一样。第72联队联队长酒井大佐身负重伤，住在医院。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辻政信离开后酒井美喜雄大佐开枪自杀。日军军官有兵败自杀的传统，但公开逼迫败战军官自杀，这是唯一的一次。

战后交换战俘，负责甄别处理的是第六军参谋长藤本铁雄少将和辻政信，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伍长以下关20天禁闭，功勋没有，但被俘一事也不记入《军队手帐》（一种像个人档案似的东西）。曹长以上和尉佐级军官则送上军事法庭，审判完毕以后宪兵会给他们一支手枪，送到一件单人牢房去。为什么要逼军官们自杀？这是在杀人灭口，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一线军官的作战不力上以掩饰自己的决策，指挥失误。

有没有拒绝自杀的？有，第26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就拒绝了，从此被解除军职。辻政信直到战后还在《诺门罕》一书中继续栽赃陷害，说须见大佐上阵不带军旗，在战场上喝啤酒。但是时间已经是战后了，大本营参谋不能一手遮天，当事人出来澄清了事实，迫使辻政信在第二版时不得不删去那两件不实记载。

其余人是怎么处理的呢？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作战部部长桥本群中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和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被转为预备役。

但是挑起事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中佐以及这些参谋们的上级负责参谋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稻田正纯大佐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只是换个地方。没受到任何处罚。

辻政信少佐被调到了武汉的第11军，在冈村宁次中将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