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條英機看來，星野直樹，松岡洋佑和岸信介都是精英官僚，比石原莞爾周圍聚集的黑社會似的大陸浪人要強多了，怎麼可能再讓石原莞爾來插手。可是石原莞爾一來是自認“滿洲國”是他“親手締造”的，二來又看不起東條英機，因為東條英機的在校成績不如石原莞爾，而沒有注意東條是比他在陸軍士官學校高四期的前輩這一點在日本文化中很重要的事實。

一次岸信介找東條英機來討論成立農業合作社的問題，石原莞爾也自說自話地來參加了。這邊岸信介剛剛匯報完，石原就大大咧咧地作總結了：“不錯，就這樣定了，那個人是憲兵（指坐在邊上的東條英機），他懂什麼合作社，就這樣就行了”，弄得東條只能苦笑。

後來成了甲級戰犯的大川周明是石原莞爾的同鄉，到滿洲出差時先來看望石原莞爾，說完話以後順便問了一句：“東條參謀長的辦公室在哪兒？得去和他問個好。”

石原莞爾的回答是：“噢，那個東條上等兵啊，就在對面”。

（當着當着就成這樣了）

應該說如果不看石原和東條爭執的內容而僅僅從表面來看的話，失禮的是石原莞爾，不管怎麼說東條英機是他的長官。尤其在軍隊這種靠嚴格的上下級關係才能賴之以存在的團體中，石原莞爾的舉動是有悖常識的。但由於石原一貫的為人，大家倒也不覺得新鮮，問題是東條有沒有那麼大的度量了。

東條是那種心機很深，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他對石原雖然十分不滿，但絕不像石原那樣表露出來，而是用他最拿手的方法：使用憲兵來解決問題。當然即使是東條也還沒有辦法在那時侯就公然使用憲兵來監視關東軍參謀次長，但是和石原來往密切的人都受到了憲兵的關照，就連石原本人寄給原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的信，從新京（長春）到東京居然走了40多天。

在東條這邊看來，石原對他本人的態度是問題，對東條太太勝子的花錢問題不依不饒的追究當然也是問題，但最重要的是怎麼看石原怎麼像赤化分子，所以對石原必須充分注意。

其實這是東條英機由於爭權奪利太激烈了以後產生的一種幻覺。在滿洲國的作用問題上東條和石原有分歧，但在滿洲國的具體運營上兩人並沒有什麼區別，石原莞爾和赤化分子是八竿子打不着。兩個人都是陸軍大學校畢業的參謀出身，思維前提是一致的——都是軍國主義的思維。兩人都是靠關東軍在運營着滿洲國，甚至連關東軍主管滿洲國事務的人都沒有變過，都是片倉衷，只不過從片倉衷大尉成了片倉衷中佐罷了，兩人的衝突主要在對那個“協和會”的看法上面。

協和會的來歷和石原莞爾密切相關。9.18事變以後在石原莞爾的指示下山口重次和小則開作把原來自發的“滿洲青年聯盟”解散而代之以關東軍資助的“協和黨”，板垣征四郎參謀長親批了兩萬大洋的第一筆經費。石原莞爾不信任政黨，認為所有政黨到最後都會被財閥收買而不利於軍部的統治，所以一開始就應該有一個代表軍部的“政黨”。

但這個“協和黨法”一直也不見發布，當時還只是中佐的石原莞爾喊來了“滿洲國總務長官”駒井德三問清了原委後嚇了一跳，不發布的理由是溥儀不同意。

石原莞爾可真昏過去了：“溥儀是什麼東西？他不同意就不同意了？”

駒井德三無可奈何：“道理是這樣，但名義上怎麼着他是‘滿洲國執政’，他不同意也沒辦法。”

這激起了石原莞爾的好奇心：“溥儀為什麼不同意成立協和黨？”

駒井德三也是哭笑不得：“溥儀反對‘黨’的稱呼，他原來就是被革命黨趕下皇位的，所以對‘黨’這個字過敏，什麼都行，就不能黨”。

所以從此以後就叫“協和會”，不叫“協和黨”。那可能是溥儀對日本人唯一說過的一個“不”字吧。

在對政黨的看法上，東條英機和石原莞爾完全一樣。東條英機也是支持近衛內閣解散全部政黨而代之以“大政翼贊會”的主張的。但和一直在感激協和會在滿洲事變幫了關東軍大忙的石原莞爾不同，東條英機覺得那就是一夥成不了事的地痞流氓，也只有像石原莞爾那樣的流氓才會和他們情投意合。東條覺得在某種意義上，協和會是比共產黨更加危險的不穩定因素，特別是石原這個協和會後台還一直在企圖通過北京大學教授鮑明鈴想和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取得聯繫以便打開日蔣談判的路子。

對於石原莞爾持這種看法的人其實不止東條英機一個人，所以在1938年5月東條英機走馬上任陸軍次官的時候，關東軍參謀長這個職務由石原莞爾代理了半個月，但最後不是像不少人所猜想或擔心的那樣由石原莞爾接任，而是由和東條英機私交甚厚的第十師團長磯谷廉介中將來接任，因為對日本陸軍來說，石原莞爾已經沒有用了。

1938年6月，石原莞爾向新上任的參謀長磯谷廉介提出了包括加強協和會，約束日本人官吏和廢除關東軍第四課（就是那個片倉衷中佐為課長的主管滿洲國事務的部門）這三個構想的改革方案，磯谷參謀長的回答十分明快：“不贊成這個構想，這是個理想的方案，但是立即實行只會引起大混亂。現在不是做詩的時候，解決國家之間的問題靠的是力量，可能在遙遠的將來會變得象你所說的那樣，但是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解決現在的問題”——東條也是這麼說的。

這樣，剩給石原莞爾的選擇就只有請辭了，可是這個石原莞爾卻來了個不請而辭。8月15日，因為不喝酒所以開宴會時經常託故不到的石原莞爾居然請了小澤開作他們幾個人來喝酒，第二天脫下了軍裝換上和服留下了一封辭職報告就轉道朝鮮羅津回日本了。

這又是一個爆炸性新聞，或者說是醜聞。突然辭職走人不要說是一個少將參謀次長，就是個民間企業的管理人員也不能這麼隨便行事，為了保護昔日的盟友，也為了把這件事情帶來的負面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只好強迫石原莞爾住進東大附屬醫院，對外宣布石原少將由於膀胱疾病而回日本進行治療。當聞知此事的人趕到醫院去探望石原莞爾時，看到的卻是一個精神抖擻的石原莞爾在逢人就說：“我沒病，就是那個倒霉的板垣大臣把我硬弄到這裡來的”。

估計東條次官可能在想：“我還想把你弄到精神病院去呢”。

1938年12月5日，石原莞爾被新任命為舞鶴要塞司令。要塞司令是個閒職中的閒職，倒是有座辦公樓，但是一個兵沒有。本來嘛，“要塞”是為了準備敵人進攻用的，現在沒有敵人攻過來，可不就是廢物一個嗎。

說來有趣，石原的這個職務是板垣征四郎任命的。而原來石原莞爾對他這位盟友的評論是：“板垣人太笨，如果不是投機滿洲事變，大概沒幾年就該去做東京要塞司令了”，現實卻是這位已經被他宣判了要塞司令命運的人卻以陸軍大臣的身份來任命他做要塞司令，而且還是檔次比東京要塞還要低的舞鶴要塞。

任命發表十天后的12月15日，東京憲兵隊襲擊了麻布的“滿洲國大使館”，把在那裡邊的協和會東京事務所人員一網打盡，關在了憲兵隊的地下室，罪名是“亂軍”。其實在石原回日本時，東條英機與其心腹，東京憲兵隊長加藤泊次郎大佐和特高科長大谷敏二郎少佐就提出要以“違反軍紀，臨陣逃脫”的罪名處分石原莞爾。但是板垣陸相不同意，吵了半天以後板垣來了個各打五十大板的辦法——石原莞爾住院，東條英機也調去當陸軍航空總監去了。

所以這是在石原莞爾離開東京以後，加藤大佐來報仇來了。有板垣在，動不了石原本人，但抓幾個石原的追隨者總是可以的。

（石原和“滿洲協和會”的追隨者們，前排右起第一人就是小澤開作）

石原莞爾當了要塞司令以後成天招待新聞記者，宣傳他的“東亞聯盟”理論是一個目的，還有一個目的就是：“這裡的景色多好，但是是軍事禁區，禁止攝影。卻又開放參觀，參觀不讓攝影太煞風景了，你們記者多拍幾張照片，也算我當了一任要塞司令”。

順便談談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理論。這個理論在談到石原莞爾時經常被談到，有時候被稱道的神乎其神，這個理論到底是個什麼理論呢？7.7事變以後，日中進入了全面戰爭，無可奈何地面對着他的“最後戰爭理論”的破產，石原莞爾寫了一篇名為《支那事變解決的根本策》，想提出一個在已經壞死的肢體上抹爛膏藥的的方法，內容主要有三點：

1．日中互相尊重。

2．經濟一體化。

3．日滿中組成亞洲的共同防禦。

先不要談這三點在當時只是石原莞爾的一種幻想，就這種幻想在1938年1月近衛文麿發表聲明宣稱“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以後也完全破滅了。但是一部分石原的信徒對這種理論很有興趣，戰後當過田中角榮內閣的建設大臣的木村武雄當時是眾議員，他領了幾個人在赤坂的溜池結了一間房間就掛了一塊牌子叫做“東亞聯盟協會”開了張。1940年底木村還帶了18名國會議員組成了一個“東亞聯盟促進議員聯盟”跑到中國大陸來活動企圖打倒東條內閣。結果被南京的總軍作戰參謀們拿着軍刀找上門來：“我們在天皇陛下的命令下打仗，有什麼可反省的”，要把他們全部撕拉撕拉地，後來是板垣總參謀長看在石原莞爾的份上才算饒了這幫議員，讓他們活着回了日本。

（石原在向“東亞聯盟”的盟友們解說滿洲事變的過程）

這些議員中有一位就是1919年在北京發表著名的“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講話後來1960年被右翼分子刺殺的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先生。

這個東亞聯盟在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在思想上受石原莞爾指揮的基本顏色是反東條的一個組織。戰後辻政信接過了這個組織的信條再改成“自衛中立”的口號又開始熱鬧過一陣，甚至後來的左翼學生運動中在著名的“日本赤軍”的精神信條中都可以找到受東亞聯盟影響的痕跡，這也可以解釋劫持“淀號”飛機的學生領袖們為什麼要指定平壤作為避難地的理由。

要塞司令還有一個日常工作就是弔孝。中國大陸戰場的戰事越來越激烈，侵華日軍的死亡人數也越來越多，各地成天就舉行些“慰靈祭”什麼的活動來迎接骨灰。要塞司令官作為地方軍事長官，所有這樣的活動都要參加。石原也就成天跑來跑去，拿着副官寫好的堆滿了“勇敢戰鬥”，“赫赫武功”的八股文章照着念，倒也閒不下來。

八個月以後的1939年8月，石原莞爾晉升為中將，調任京都的第十六師團長。看起來已經走到了終點的石原莞爾這次起死回生，重返師團長的要職，是即將去南京就任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的板垣征四郎送給他這位盟友做的最後一件禮物。

（第十六師團長石原莞爾中將）

可是這件禮物對石原莞爾已經沒有意義了。石原莞爾已經厭倦了這支軍隊，厭倦了這場由他本人打起來的戰爭。特別是只有像石原這樣的高級軍官才能看到的陰暗面更是讓人噁心。

戰爭越來越激烈，軍費也成了天文數字。國家預算已經不能滿足需要，得發動老百姓捐獻才能過日子了。各個地方，公司捐錢買坦克飛機，然後用這個地方或公司的名字命名，交給軍部。京都有個著名的歡樂街叫宮川町，宮川町的女人們也愛國心切，捐出來了兩輛坦克，命名儀式和捐獻儀式在京都的深草練兵場舉行，作為京都師團的師團長，石原莞爾當然得參加。

練兵場上擠滿了這些一般在白天看不到的女人們，最討厭這種官僚儀式的石原莞爾今天也沒有像在這種場合那樣拉着一張撲克牌臉，而是帶着一臉很陽光的笑。酒色財氣，石原莞爾是隔一樣愛一樣：石原不喝酒不貪財，但特別喜歡逛花街淘閒氣。當年在陸軍大學校時，石原每個月發了工資都是原封不動的提到歡樂街，當着姑娘們的面打開來，留下自己的伙食費以後，讓姑娘們自己去分的。這次京都歡場大聚會，石原能不來嗎？

可是石原師團長一看到那兩輛漆得鋥亮的坦克笑容就凝固了，他認出來了那就是扔在倉庫里報廢了的兩輛坦克，重新漆了一遍給拉到這裡來了：“這是怎麼回事？”

手下趕緊報告說：“買坦克的錢是收了，可是有更加要緊的用途要用，這兒就是做個樣子。”

石原不能接受這個理由：“這不是在騙那些可憐的女人嘛。”

手下還在找理由：“也不能那麼說，軍隊需要的也不光是坦克。從大局出發，把錢用到更加重要的地方也是應該的”。

石原忍不住了：“胡說八道，怎麼可以這麼幹，那可是那些姑娘們的褲襠里出來的錢。那錢肯定又是作為了什麼機密費被哪個八嘎牙魯拿去喝酒去了。甚至這些可憐的女人從褲襠里省出來的錢又被塞回了褲襠都沒準”，說完氣哼哼地就走了。留下了京都的歡場姑娘陪着兩輛假坦克發愣。

一次，天皇到關西視察，石原莞爾奉命陪同。也不知道石原到底是從哪兒找來了一輛破破爛爛的車，哼哼唧唧地混在一串高級車裡特別顯眼。《大阪新聞》的記者中所豐問石原師團長：“為什麼要乘這麼破爛的汽車，關繫到師團長的臉面呀”。

石原的回答是：“天皇巡幸與軍事無關，師團長的汽車只能用於軍事目的，軍事目的意外的行動不能使用師團長的汽車，所以才找了一輛已經報廢了的汽車。”

又有一天，石原在京都大學講演時讓聽眾膽戰心驚：“敵人不是支那人，敵人也不是美國人。敵人是日本人。正是那些被自己的野心和功名心驅使，拿着武器的東條英機，梅津美治郎之輩才是日本的敵人，他們是世界的敵人，他們全都應該槍斃。”

正好在場的京都府知事赤松小寅嚇得面無人色，趕緊站起來說：“這句話就是在這裡說說，大家出去以後不要亂傳”。

石原莞爾毫不在乎：“沒關係，我的意見就是要公布天下，讓大家來批判的”。

這種公開地對軍部頭目的挑戰，東條英機當然不會視而不見。一天，陸軍省兵務局長田中隆吉給鍾紡株式會社的津田社長寫信，警告鍾紡不得再在經濟上支持東亞聯盟運動，同時透露說東亞聯盟的思想領袖，第十六師團長石原莞爾即將被解職編入預備役。

（石原師團長和京都東亞聯盟運動支部的幹部們在一起）

1941年2月，陸軍省人事局長野田謙吾少將帶着三月份人事變動的草案特地飛往南京徵求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的意見。向駐外將領徵求對於陸軍中央的人事方案的意見是很罕見的，板垣馬上知道了野田的來意：“是不是要裁掉石原？”

野田沒有直接回答：“閣下也可以放下一個包袱了”。

板垣自言自語地嘟噥了一句：“並不是這麼回事喲”。

野田好像看見坂垣轉過身去擦了一下眼睛。

3月1日，石原莞爾中將被編入預備役。

退役後的石原莞爾受立命館大學中川小十郎校長的邀請，在立命館大學講授《國防學》，同時創立了“立命館大學國防研究所”，把他過去的講演，筆記整理為《戰爭史大觀》和《國體國防論》出版。結果是兩本書被禁止發行，而且立命館大學也受到壓力，被要求停止聘請石原莞爾。

結果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的1941年9月，石原莞爾回到了他的故鄉山形縣的鶴崗。在東條英機派來的憲兵的監視下，繼續搞他的“東亞同盟”，發表反東條言論。因為“滿洲事變的英雄”和“前陸軍中將”這兩頂光環，憲兵們除了監視之外，也不敢直接對石原莞爾有什麼不恭敬的行為。

1941年12月8日，東條內閣開始了太平洋戰爭。石原莞爾的評論是：“如果說這場戰爭需要1萬元的話，英美實際上有100萬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這種差異只能用戰略來彌補，而不能用什麼‘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口號來彌補。

在戰略上除了尋找敵方的弱點之外，還必須認識到我方所擁有的條件，戰法，戰士，特定兵器及其他戰爭手段的優點，只有依靠這些優點才能擴大敵人的弱點。

軍當局在第一階段作戰計劃完成的現在提出下一階段的戰爭計劃，這個戰爭計劃必須包含必要的生產增強數量和實行的手段方法及其可能性。”

但是這時候已經不可能有人聽得進石原的話了。

石原再次被人想起來是在1942年6月中途島海戰日本海軍失敗以後，瓜達卡納爾島戰役開始之前，那時昭和天皇的弟弟，海軍大佐高松宮宣仁親王徵求過石原的意見，石原是這樣回答的：

“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場戰爭的勝負了，我軍的作戰已經超越了攻擊停止點了。有一條原則是戰鬥力和從根據地到戰場的距離的乘方成反比，進行持久戰一定要在一開始就確定攻擊停止點。但是從支那事變到這次戰爭，根本就沒有考慮過這點。東條打的這場戰爭完全是在胡鬧，世界上怎麼會有往肯定會失敗的戰場上派兵的傻瓜?”

那麼怎麼辦呢？石原是這麼建議的：

“現代戰爭在沒有制空權的地方不可能得到制海權，制空權既然已經落到對方之手，我軍就應該立即從瓜達卡納爾島撤退，陸軍也應該立即放棄所羅門群島，裨斯麥群島和新幾內亞。這樣我軍可以確保補給線，西面從緬甸邊境開始，中部放棄菲律賓，堅固以新加坡，蘇門答臘為中心的資源地帶，並且把本土周圍的塞班島，特尼安島和關島建成難攻不落的要塞”。

還是沒有人聽，結果就像石原預言的那樣：“不聽我的話，連船都要沒有了”。

（已經無法站立行走，只能坐輪椅的石原莞爾）

1942年12月，突然有一個不速之客到鶴崗來拜見石原莞爾。這個人就是東條英機的心腹甘粕正彥原憲兵大尉，當時的“滿映”社長。甘粕正彥和石原莞爾其實是老朋友，當年石原莞爾操持滿洲事變，甘粕正彥沒少跟着賣命，在瀋陽，哈爾濱製造襲擊日本領事館事件就是他，可是後來抱上了東條的粗腿就不和石原莞爾來往了。這次甘粕造訪是負有東條英機的使命：東條無論如何要見上他的死敵石原莞爾一面。

話說到這份上了，石原莞爾只能跟着甘粕去東京見東條。東條見了石原以後首先就向石原試探：“你對大政翼贊會有什麼看法？”

石原的回答是：“這個問題不應該問我，大政翼贊會是你在運營的，是一個官僚運動。國民運動如果不是從下到上的話將沒有任何價值”。

石原莞爾的回答其實有點不太厚道，東條的運營方法其實是從石原莞爾哪兒學來的。當年的“滿洲青年聯盟”不就是被石原莞爾解散弄成了“協和會”嗎。這種弄“官制群眾組織”是日本人的傳統，就是1994年細川護熙內閣通過的《政黨助成法》還是讓人想起石原莞爾的“協和會”，正好細川護熙首相也是一個忠實的石原粉絲。

東條接着問的問題是：“對今後的戰爭指導有什麼看法？”

石原莞爾的想法很現實：和東條談戰爭構想是沒有用的，東條聽不進去，只有直接勸東條下台，於是石原莞爾直截了當地說：“從一開始就知道你不具備指導戰爭的能力，這樣下去日本會亡國的，所以請儘早辭去內閣總理的位置”。

雖然兩人的會面時間比預定的長了很多，這是兩個人大概是頭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互相推心置腹。但是東條沒有打算也沒有勇氣按照石原的忠告去做，而是一直到1944年6月塞班島失守以後才在7月份灰溜溜地辭職下台。

接任東條內閣的小磯國昭曾經很認真地考慮重新起用石原莞爾的問題。小磯在一開始準備重新徵召石原莞爾回現役然後啟用為陸軍大臣，還專門派人去聽取了石原的意見。石原的意見是放棄所謂菲律賓決戰的計劃，立即和蔣介石談判，這樣可以在手頭還有點兵力作為討價還價的資本的條件下同美國實行停戰談判，可以爭取到一個好點的條件。但小磯的看法首先是萊特灣海戰日本不一定沒有勝利的可能，其次是現在提出和蔣介石談判未免有點太自欺欺人了，太平洋戰爭以前蔣介石都不肯談判，到現在日本敗象盡露的今天用腳趾頭也能想出談判結果，戰爭既然打到了這兒，除了在敗中求勝之外已經無路可走了。

小磯拒絕了石原的建議。石原在聽到山下奉文被任命為防守菲律賓的第14方面軍司令官的消息時說了一句：“可憐的山下奉文，他要當俘虜了。”

戰爭在繼續進行或者說在繼續失敗着，這樣石原莞爾的崇拜者也在繼續不斷增加着，就是軍部派來監視石原莞爾的憲兵中也有不少人成了石原的信徒。

1945年8月14日一大早，山形縣特別高等警察課課長堀田政孝到石原莞爾家造訪，石原第一句話就是：“戰爭結束了？”

堀田愕然：“已經知道了？”

石原笑了：“想着你這兩天就該來了，是不是怕這個石原串通周圍的海軍特攻隊和陸軍部隊搞政變？我一直反對這場戰爭，這個時候怎麼會反對停戰呢？”

堀田結結巴巴地說：“不是，上峰怕石原先生太激動。石原先生的號召力又是那麼強。”

8月17日成立了東久彌宮內閣。石原任仙台的第四聯隊長的時候，東久彌宮是師團長。東久彌宮想起用石原莞爾當內閣顧問，特別準備了臥鋪車廂把石原莞爾接到了東京。

但石原莞爾的身體已經經受不了旅途的勞累了，一到東京就被送進了遞信病院，醫院的診斷是膀胱癌。石原住院期間一直有美軍檢察官員來訪，這種跡象似乎表明占領軍總部GHQ正在把石原莞爾列入戰爭罪犯的名單，所以東久彌宮只好打消起用石原莞爾的念頭。

（晚年石原莞爾）

但是最後公布的戰爭犯罪者名單中沒有包括發動“9.18事變”，製造“滿洲國”的石原莞爾。

1946年4月26日是昭和天皇的生日，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

1948年12月23日是皇太子（現在的平成天皇）的生日，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東條英機等七名甲級戰爭罪犯死刑，這七人中包括了石原莞爾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大將和“滿洲國”的黑手土肥原賢二大將。

1949年8月15日早上4點35分，石原莞爾中將在口述完名為《新日本的進路》的遺書後，在山形縣飽海郡高瀨村自己家中死於膀胱癌引起的尿毒症。終年6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