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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把中组部下派社长送进牢里，我已经出国，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想起胡社长那张阴沉蜡黄的脸，加上这么残酷的遭遇，冥冥之中以为我的这个冤家，熬不到出狱的那一天了。

没想到十年后，在若大的北京机场出口处，碰到满面红光的他，正出差返京。是不是太巧了！

大惊大奇，我顺便邀请他到我住的酒店坐坐，还一起吃了顿饭。

原来他进去后，官场也在发蒙。法院、检察院的事，中组部，中宣部都插不上手。如果派去个调查组，由谁派？目的是什么？否定法院和团中央？调查组怎么个组法，谁出面？报社不配合怎么办？

当时全国仅五家大报，中青报发行四百万，民望排第一，你把它关了？什么理由？几百个干部怎么安排？如果不关，这些人每天要出报都团团在一起，怎样开展全面调查？

总之没有领导愿意涉足。

就算总书记，你以为他每天都在忙天下大事？耀邦就说他每天都在看小报告，看告状信，解决官场扯皮。很多没有对错的问题，在那里纠缠，国外有复杂的议会立法，中国就是一把手拍脑袋。

云南有个特大的项目搞了一半，被环保问题卡了在那不能动，没人愿意承担责任。胡耀邦最后的批示：“相信后人比我们聪明”，于是通过了。

文艺界德高望重的中国电影界皇帝赵丹，临死前投书人民日报：“层层把关，出不了好作品，党管文艺，文艺无希望”。80年代思想解放，人民日报居然给登了，不过报纸把党管文艺无希望，改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无希望”。

文联、作协都跟着起哄，要求党放文艺一马。政治局会议上想讨论一下，怎么个“松绑”？小平随口一句：“临死前还放个臭屁”。于是，文艺开放问题，一锤定音。

老毛晚年把厕所当书房，因为拉屎的时间太长，跟张玉凤拌嘴，一生气。在纸上写了一句：“让张玉凤滚蛋”。汪东兴正在为难，老毛又补了两个字上来：“回来”。

听起来像笑话，却都是真事。除了老毛的故事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朋友告诉我的，其他两个都是总编会传达的，以便掌握最新中央精神，别跟领导作对。

党中央做出来的事情，跟以前皇朝做出来的事情一样，太多荒唐的因素，荒唐的因果，下面一议论，中央往往变成了小丑。

胡社长的事，又是一例。上面扯皮，胡社长在牢里一呆一年，着实有伤官家体面和党组织尊严。

团中央的麻烦，江泽民凭什么去管，最后内参情况集中到胡皇储那里压着。

胡锦涛和胡社长有过几面之交，每天看官场内斗几十年，他心里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终于惜墨如金，谁也不指责, 庄严的批出五个字；“让他（胡社长）先回家”。

一锤定音，一了百了。一年后胡社长静悄悄转任肥缺；烟草专卖局付局，让他的精神面貌、健康状态焕然一新。

之后，法院、报社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一样。

这种批示都是机密，肯定禁不起讨论。谁要想在这里谈法律或者程序合法，那一定不是在中国出生的。

据李锐回忆，周恩来去世前最后一件事，就是让邓颖超去销毁他的批示。

胡社长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不是碰巧在机场遇到他，而且他又一激动，说出了秘密（多年前写过一篇《胡锦涛的不眠之夜》）国内至今还是没人知道，包括我的那么多中青报同事。

点评：锦涛同志五字批示，了解国情，避免内耗，极大的节约了我党行政成本，可谓字字千金。

习上台，才有了“妄议中央”这个罪名，听起来很不讲理, 这话习近平并不是随口说的，好些年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

他的行业打压政策，斗争哲学、鸡犬升天的做法，都没有法理根据。只要下面一提问一议论，都会漏洞百出、权威扫地。

但他如果直说：“不许议论中央”！那显得更不讲理。加个“妄”字，就把正常的事，变成了违反党纪。

和胡副局长在酒店感叹人世沧桑，酒后吐真言。

我说：“当年就是你把我挤走的”。

他说：“还是你现在自由，安全。你哪里会懂，共产党的牢不好坐啊！”

言谈举止多了不少人情味。

我俩你一杯我一杯。我告诉他加拿大的国策是酒税特别高，穷人没钱喝醉，治安特别好。可我们篮球队打完球聚餐，那个喝酒的钱比饭钱贵！洋酒又不对胃口。我在广交会买了一套白酒蒸溜设备，已经海运到加拿大，还要去广东学技术，买香料，因为广东把全国白酒勾兑香料垄断了。

老胡正管他们，当即拿起电话打到广东。我到广州后车接车送，好吃好喝，有求必应。还把我带到一个叫《十八号》的高档会所。里面服务生有两个1.8米的白种泰妹，号称是全广州最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