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是一场恐怖政治的群众运动，产生于极权制，有着深厚的极权主义历史渊源。一方面，其渊源包含大量的外来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的暴民政治，也是其产生的土壤，例如近代的义和团暴乱。虽然大跃进改变了中国极权制的经济和行政的操作，但极权主义本身，从基本思想到基本制度都是外来的。文革中爆发的宗教式的狂热，暴民的宗教狂式的迫害，是极权主义的果实，是外来影响和历史成分交互催化的结果。
极权主义的宗教狂和大迫害 极权主义与宗教式狂热是密不可分的。文化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宗教式的狂热。遍及全中国的宗教狂是随极权主义一道而来的舶来物。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其建党模式深受若干沙俄时期的重要制度成分的影响，包括东正教会以及历史悠久、从事暴力活动的政治秘密组织「列宁的哥哥即为秘密组织“人民意志党”的地方领袖，负责策划刺杀沙皇的行动——作者注」。东正教会比俄国历史更长久，影响力穿透俄国的整个社会。东正教教会类型的宗教式统治，教会式制度，及煽动宗教式狂热的手段，是列宁主义党的基本制度渊源之一。 东正教会跟罗马教会的制度上，性质相同。当然，他们对基督教的解释有差异，有权力斗争，而且在一些历史时期，双方都把对方作为异教徒绞杀。布尔什维克中的东正教会和政治秘密组织这些制度成分，使得列宁的建党原则、组织原则，与过去第一和第二共产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完全不同。这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作为敌人消灭。而中共的起源是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的国际部）在中国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 中世纪的东正教会和罗马教会，其共同的基本特点是以救世主代表人的名义，煽动信众的宗教狂热，同时迫害异教徒。他们不仅迫害教会外的异教徒，也对教会内的成员实施迫害，包括很高层的成员。任何人，只要与上级持不同的看法，对经典的解释和教会上层不一样，就会被认定为异教徒，遭到严厉的惩罚。惩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教廷即自己的法庭对异教徒判处极刑，另一种就是利用信众，即暴民，实施迫害。 中世纪，东正教会和罗马教会的信众普遍不识字，普通信众没能力，也不允许阅读《圣经》。《圣经》必须由专职的神职人员讲给信众听。只有神职人员才知道什么叫做主义，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主义是唯一的，而神职人员必须逐级执行上级直至教宗制定的中央方针大策。教宗定义的主义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人偏离教廷对宗教的解释，教廷就要煽动信众，对其进行残酷的惩罚。历史上，无数的异教徒被信众暴民以焚烧的方式处以极刑。 源于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理论基础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外，文革中最频繁被提及，直接被红卫兵、造反派模仿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俱乐部发明的“红色恐怖”。、 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列宁主义党，都极具重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之一的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于法国，比法国大革命稍早一点。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推广了这种思想和这类社会实验，共产主义引起很多人的广泛注意，其中就包括马克思。另一个对列宁主义党和文化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 ] 卢梭发明了一整套的理论，强调集体意志，强调个人自由必须让位于集体利益，强调个人要服从集体。卢梭看上去在鼓吹自由、平等、民主，实际上他影响最大的理论是集体意志决定个人行为。马克思和列宁都大量学习了他的这套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强调集体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绝大部分理论论述，都基于卢梭的理论。 卢梭的集体意志论是迈向极权主义的第一步，比理论更重要的是基于其理论的实践和执行。对卢梭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称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极端激进组织，其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自称是卢梭的学生。罗伯斯庇尔在集体意志论的基础上，发明了“红色恐怖”的概念和制度。他首创在革命组织内，以集体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系统地施行恐怖统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用恐怖的方式清除异己，并以此统治党组织的理念、政策和制度。被清洗的革命同志一个个被送上断头台。当所有革命党同志最终意识到，罗伯斯庇尔对所有人的威胁、对革命的威胁时，他的同志们则集体决定，判处罗伯斯庇尔死刑，并将其送上了断头台。 虽然法国大革命失败，但是法国革命产生的雅各宾俱乐部式的组织，通过列宁主义的传播，在全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下，系统地使用“红色恐怖”的概念、做法、机制和手段。第二共产国际的领袖卢森堡和考斯基等都曾指出，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系统地重现了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俱乐部。文化革命中，一度最流行的最高指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就是这个精神的表现。在这一最高指示的指引和蛊惑下，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堂而皇之地高喊“红色恐怖”的口号，系统地实施“红色恐怖”这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做法、机制和手段，并且将其发展到更大的规模，更深的残暴。( S8 c$ V- M0 p) _' ^ 在文化革命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狂热时期，巴黎公社被神话成将要创造的新社会的榜样。1967年初，在毛泽东和他的主要追随者的直接支持下，上海造反派在全国率先推翻了中共上海党政政权。当年2月5日，百万人见证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试图由此在全国推广这种模仿巴黎公社的、全新的政权，取代老式极权主义制度的党政政权。模仿巴黎公社的上海人民公社，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扩大版。无论上海人民公社还是农村人民公社，其统治模式，都是部分学自巴黎公社，另一部分来自布尔什维克。在公社里，由“革命群众”组成的统治委员会（例如称为革命委员会）决定要镇压的对象。 巴黎公社只短暂生存了两个月，其在法国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巴黎公社的重大价值在于它启发了马克思，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即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发生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是他在巴黎公社时期为媒体撰写的、关于巴黎公社的专栏文章的文集。书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自巴黎公社的实践，是对巴黎公社的创造的总结。马克思认为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学习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批评巴黎公社，认为他们使用暴力不够，认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讲民主，浪费了时间，没有用暴力把敌人消灭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等，这些来源于巴黎公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成分，是文化革命的理论基础。 源于中国历史的暴民运动 仅只是外来的暴力理论和影响，不足以在中国产生如文化革命这样广泛和残暴的暴力运动。原本就深深扎根中国历史的暴民政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总结中国历史时曾说，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没有革命。因为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暴力造反，其目的都不是改变社会，而是改变皇帝。要么为的是打倒在位的皇帝，自己做皇帝；要么图的是被皇帝招安，然后升官发财。在后者，暴行针对的是所有皇帝的敌人，甚至包括外国人。 在两千多年的各色造反的历史中，充满了暴民政治的传统。其中，对文革中影响巨大的暴民政治运动之一，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期的义和团。在短短几年里，义和团屠杀了240多位外国传教士，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烧毁教堂无数；与清军联合，杀戮外国驻华使节，攻击其驻华使领馆。当年义和团的宣传说，“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女无洁意，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并江山。”充分显示义和团暴民的极端种族歧视，极端仇视外来宗教，和极其残酷、残暴的本质。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义和团之类的暴民造反就已经被添加上了马列主义的血统，当作反帝的革命传统，是中共革命的先驱。例如，周恩来在1955年对来访的东德总理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文革期间，义和团更是被大张旗鼓地鼓吹为反帝运动。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戚本禹，在文革期间批评电影《清宫秘史》，在其发表在中共党刊《红旗》（1967年3月30日）的文章说，“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实际上，当时所谓批判《清宫秘史》的运动，变成了鼓吹义和团暴力的工具。义和团这个历史榜样极大地推动了暴民政治的兴起、扩张和覆盖范围。许多学校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从穿衣到口号，模仿义和团的“红灯照”，在学校和社会施暴。在义和团全面排外暴行的示范和鼓舞下，外交部的造反派采取了与义和团相似的暴行：火烧英国驻京办事处（即使馆），殴打并威胁英国驻华外交官。 但是，文化革命的暴民政治与义和团的传统暴乱有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文化革命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极权主义制度下长期系统培育的，并且由领袖择机煽动起来的。 比义和团更直接、更有力的榜样，是毛泽东曾经亲自领导的湖南农民暴动。农民暴动的基本特点是针对有产阶级施行暴行和恐怖政治，以暴力剥夺财产，以恐怖的方式进行打击和统治。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刚刚兴起时，范围只局限于校园，方式只限于大字报和批判会。江青、康生等文革小组领导们，在公开集会上引用毛泽东30年代发动农民暴动的言词：“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一方面煽动“革命小将”的情绪，另一方面以实例，教授施行暴力的方法。告诉红卫兵、造反派们，能使用暴力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的进步，离不开对文革的反思。认识文革的历史渊源和运行机制，是保护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防止文革复发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