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科学救中国的观念出自陈独秀,并得到胡适无保留支持。1919年初,陈提出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并且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从结果看,如果民主科学能够救中国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说,民主科学救了中国事情至今没有成功。中国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峻。
民主科学救中国所包装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民主象征着先进的上层建筑,科学象征着先进经济基础。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在根本上是错的,民主科学求中国的药方就不可能灵验。
在逻辑上,民主科学是末而不是本,都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政体的产物。没有自由在前,就不会有民主与科学在后。所以,舍自由而求民主,这个观念将本与末倒置了。
在方法论上,这个观念诉诸的是机会主义、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把民主和科学工具化,把国家目的化。其实,抽象的笼统的中国直至今天从不存在。救中国里的中国在当时只能是中华民国,在今天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救的对象都不明确,救的效果就不可能发生。此外,不仅民主科学救中国的观念是错误的,各种救国论都是荒谬的,因而也不可能凑效: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基督教救国、社会主义救国。这些救国论,由于其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本色,在效果上都是缘木求鱼。
在概念上,这个观念没有赋予民主科学任何准确的可操作的内涵。终于,民主与科学沦为空洞的口号与膜拜的偶像。结果民主与科学被极端滥用:民主变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和全过程民主;科学沦为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发展观。
最后,从信仰上看,这个观念错误地把民主与科学当救世主。民主与科学是救世主的产物,而不是救世主本身。如果拜错了救世主,得救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其结果,中土今天的救赎状态甚至远远不如这个观念提出的那个年代,反而使中国人离造物主更加遥远,更加沉沦堕落。而这个症状正是观念中毒的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