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博士董時進向毛澤東和中共高官致公開信，並抄送至其他各黨派領導人。董時進在信中強烈反對把中國社會說成是“封建地主制”： “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一個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私有制度，這些條件並不足以構成封建性。因為在有財產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車輛船機器牛馬等，無一不是如此。對於這些物品既不認為是封建性，何以獨認為土地是封建性呢？……在以前帝俄和許多歐洲的國家，土地大多為貴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買賣，乃是由那些貴族大地主，像一個一個的小國家一樣，將它一代一代的傳襲下去。地上面的農民也沒有遷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須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隨同土地被出賣給另一個貴族。那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說是封建性的。中國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買賣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約行為，地主也不是世襲的貴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階級及任何貧苦人戶出身的。這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實在太與事實不相符合。” 董時進還進一步實事求是地分析道：“地主富農之所以成為地主富農，除少數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為他們的能力較強，工作較勤，花費較省。雖有不少是由於其祖若父的積蓄，然而自身由貧農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於其祖若父的積蓄，亦必須其自身健全，否則必然衰敗。這即是說，地主富農多半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是促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國家所應保護和獎勵的。但這決不是說，貧農都是低劣的分子，因為在戰禍綿亙，百業不振的情況之下，多數人都沒有改善他們的境遇的機會。但是，無論哪一個貧農都沒有不願意成為地主或富農的，若說他們之所以沒有成為地主或富農，乃是因為他們的道德特別高尚，不願意剝削他人，則決不足信。國家當然應該幫助這些貧農去改善他們的境遇，但幫助他們的正當辦法，是在和平恢復之後，努力發展生產建設，多創造就業的機會，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夠賺到豐富的進款，而不是分給很少幾畝土地，把他們羈縻在小塊的土地上面，使他們繼續留在農人已嫌太多的農村裡面討生活。他們耕種那樣小的一塊土地，終年勞苦的結果除去了糧稅及各項開支以後，根本還是不夠維持最低的生活。” 在其上書的最後，董時進以揶揄的口氣寫道：“新民主主義不是還要更進一步轉變為社會主義麼？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還要轉進到土地社會化和農業集體化麼？那末，何必多此分地一舉呢？現在像割肉似的將土地從地主和富農身上割下來，已經使他們很庝了，割下來分給貧民之後，不久又要從他們和大家身上再割下來，那恐怕困難更多了。何如現時不必分，待將來真要實行社會主義時，直接把土地連同他種生產工具一齊社會化呢？”對此，董時進在另一文中做了如下的鞭辟入裡的闡釋： “共產黨的真正目的，並非是要耕者有其田。這不過是他們一時應用的一種策略，是在革命過渡時期用來拉攏一部分的貧民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們的真實意向是要將一切土地社會化，這即是收歸國有。將來一切人都不准有土地，一切土地都歸共產黨的政府，使那個政府變成獨占全國土地的大地主。這並不是什麼秘密的計劃，而是早已在他們的許多書刊上公開宣布了的。他們用來暫時安慰人心的話是說，這是要待將來才實行。至於好遠的將來，他們並沒有說，也是不肯說的。實際是十年八年也不知，一年兩年也可能，總之要看他們的所謂‘客觀環境’是如何而定。假使明年他們認為阻力已經消除，準備已經搞好，他們明年就可以實行。一旦田地社會化了，什麼人也沒有田地。這與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恰恰相反。……換句話說。在共產制度下，農人都會成為奴隸，也等於當了耕牛，甚至於還有不如耕牛的地方，因為耕牛隻須在鄉下耕田，不必去前線打仗，但是農人卻要去替共產黨打仗。共產黨對農人說：‘我們分了田地給你們，你們還不去幫我們打仗麼’？於是他們把農人都拉去參軍了。結果農人打死的打死，殘廢的殘廢，最後田地仍然要交還政府。共產黨好比一個漁夫，他利用田地作為釣魚的蚯蚓，農人當了魚，魚上了釣，蚯蚓仍舊是漁夫的。”

董時進在第一時間察覺到形勢不對，就於1950年逃難到美國，完美避開了中共建政後前三十年內亂，終得以頤養天年。而其同輩學人，凡滯留中國大陸的，鮮有不受動亂禍及，或自盡、或死於動亂、或飽受非人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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