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毛澤東去世後，1976年10月就迅速發生政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毛遠新等人，均被華國鋒葉劍英合謀抓捕，一網打盡。而鄧小平此後又逐步篡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導權，在1979年底啟動改革開放。中國官方輿論的長期一貫立場，都是高調歌頌鄧小平，歌頌改革開放，想方設法為鄧上台辯護，掩蓋右派官僚集團的復辟進程。

但東亞大陸是非常龐大且高度複雜的政治實體，歷史的進程，相關的事實，是不是像改開敘事所說的這麼簡單？與改革開放進程相關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最大的差異到底是什麼？總體看下來，這種差異，應當是體現於對“階級鬥爭”的根本看法，以及對“資產階級”應當如何評價。

在這兩個問題上，毛澤東和鄧小平雙方是嚴重對立的。因此，這就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標籤來掩蓋問題的實質。儘管鄧小平理論名義上仍然在鼓吹馬克思主義，但它明顯是一種修正主義理論，甚至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篡改，其實質是非常反動的資產階級理論路線的產物。

第二個重要問題，根據東亞大陸以往高度複雜的歷史記錄來分析，鄧小平理論和毛澤東思想，對於階級鬥爭的作用，以及對於資產階級的評價，到底誰更接近真理？

我們先看一看明朝的歷史。明朝，最早是發源於地處華南內陸區的淮西軍事集團。在朱元璋成功建國後，明朝就大搞海禁，官方控制了一切航海貿易，嚴謹私人商船出海從事貿易活動。在這個過程里，在朱棣的時代，明朝的海洋貿易一度活躍，曾有過鄭和下西洋的舉措，但此後迅速歸於沉寂。

在明朝的整個歷史進程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嚴格禁止私人航海貿易活動的，明朝中期還大力打擊沿海地區的所謂倭寇，其實這些人只有極少數來自日本，大部分都是華南沿海地區從事走私活動的商人武裝集團。直到晚明的“隆慶開關”，1567年，明朝才正式開放海禁，不再限制私人海上貿易。但接下來沒多久，大概60年後，明朝內部就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又過了17年，李自成進北京，崇禎上吊，明朝滅亡。

再看看清朝的歷史。與明朝類似，清朝的發源也是在內陸區，但主要集中於北方，比如滿蒙地區和中原一帶。在清朝早期，進入康熙的時代，為了對抗鄭成功的海上割據武裝，也一度嚴格奉行海禁，直到康熙收復台灣之後，1684年，才開放海禁。但到康熙末年，又開始收緊。清朝早期的海禁政策不像明朝那麼持久，有放有收，但到了雍正和乾隆的時代，對沿海貿易以放開為主，逐漸形成了有控制的開放政策。

清朝中後期的這個沿海貿易活動，主要集中在廣州一地，尤其是歐洲國家，必須在廣州交易。但對於東南亞的貿易，就相對寬鬆一些。當時除了廣州，其它地區，比如福建，浙江，也有很多港口，私人商船可以出海貿易。而且，清朝的貿易代理商不完全是官辦機構，這和明朝海禁時期由政府完全控制沿海貿易的形式，也有區別。

從總體上看，清朝的海禁政策持續時間比明朝短的多，而到了雍正和乾隆時期，基本上是不搞海禁，但也沒有完全放開，而是奉行以廣州為中心的有一定控制的沿海貿易政策。到乾隆晚期，英國的特使馬噶爾尼訪問乾隆，企圖讓乾隆徹底放開海洋貿易，遭到乾隆的婉拒。這是個著名的典故。但到清朝後期，鴉片戰爭爆發後，清政府逐漸地失去了控制沿海貿易的能力。這個徹底開放沿海貿易的時間段，大體上始於1840年，尤其是到1861年，洋務運動興起後，達到了高潮。

仔細分析清朝放開沿海貿易後的政治進程，從洋務運動到清政府倒台，剛好也是60年左右，而從1840年算起，這個周期是71年。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明清晚期的解體過程，這個基本周期，其實是非常相似的。那麼現象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我們就回到主題，關於鄧小平理論跟毛澤東思想孰對孰錯的問題，以及階級鬥爭的作用和對資產階級的評價問題。

這裡的關鍵問題，體現於這一點：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一旦放開海上貿易，就會導致沿海地區私人資本的快速積累，聚集。這就會形成強大的商人集團，或者說，“改革開放”進程必然會催生強大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

當這種現象持續發展下去，經過大概幾十年的時間，這就會形成嚴重的地區差異，加劇兩極分化，經濟基礎的演變進而導致上層建築的變形，這也就是明朝末年的高層內鬥和決策癱瘓現象，以及清朝末年的地方分離主義趨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利益集團形成政策干擾，不斷引發連鎖反應，明朝西北地區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而清朝晚期，由於金融因素導致財政失敗，地處內陸的四川等地，同樣也爆發大規模動亂，最終造成清帝國解體。

因此，從明清的實際案例來分析，鄧小平理論，雖然貼上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標籤，但實質內容沒有什麼新意，實際上是更接近於清末“洋務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相比之下，毛澤東的思考，才是真正的創造性產物。在形式上，毛澤東是更強調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並不格外強調市場經濟和私人資本的主導地位，但這套制度安排又是圍繞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大民主制度設計方案而展開。因此，對於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正確路線，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快速崛起所隱含的制度瓦解效應，毛澤東遠比鄧小平看的更清楚。

回顧歷史，無論是明朝的理論和實踐，還是清朝幾個時期的不同政策，雖然都試圖控制資產階級，遏制階級鬥爭，但當時的決策者缺乏理論化和系統化的思考。只有毛澤東，通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創造性地重新詮釋了以往的理論和實踐，提出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又明確指出了東亞大陸的資產階級“軟弱妥協”特性。由此，毛澤東實際上是徹底否定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權及其政權的合法性。

尤其以鞍鋼憲法和1975憲法為例，毛澤東徹底改變國家體制，引入多層次的民主決策和制衡機制，在實踐中是試圖以計劃經濟模式為核心，促成以往高度中央集權的政體形態以平穩方式轉向多層次的分權架構，最終形成穩定的現代聯邦主義憲法結構。顯然，毛澤東遠比鄧小平高瞻遠矚，無產階級的政治主導地位以及聯邦主義的改革路線，這才是推動中國改革問題的關鍵路徑。而鄧小平刺激資產階級快速崛起的方案，雖然短期見效很快，本質卻急功近利，必然是自掘墳墓的虎狼藥。

結合以往的這些歷史，我們應當就能得出結論：毛澤東思想非常深刻，非常有創造性，非常符合東亞大陸以往的理論和實踐。而鄧小平理論，實際上是錯誤的路線，它本質上沒有任何新意，也就是在重複洋務運動的失敗道路。因此，鄧小平理論根本不可能接近任何真理，只有毛澤東思想，既足以代表真正的“新中國”即現代中國的特色，又足以深刻地揭示出現代世界蘊含的人類普遍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