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里，“左”與“右”只是方位名詞而已，並且是“相對立而存在”---沒有“左”就無所謂“右”，沒有“右”也就無所謂“左”。“左右”平衡才能長久站立；“左右”交替才能邁步前進；“左右”伸展才能充分擴充；“左右”齊全才能方位明確……

而在中國豐富的文字寶庫，有關“左”與“右”的成語也層出不窮，比如，“左右逢源”、“左右為難”、“左思右想”、“左顧右盼”、“左膀右臂”……雖然條目繁多，但基本特徵還是“左”與“右”的“平起平坐”， “左”與“右”的難分難離。

一

但不知從何年何月開始，中文裡的“左”字逐漸成了褒義詞，好像“左”就代表正確、革命、前進；而“右”字卻漸漸成了貶義詞，意味着錯誤、沒落、反動……

估計這種“變遷”源自幾十年前，那幾次政治運動多以反“右”為主。比如，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傾；“文革”的主要對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然又是反“右”。即便是林彪事件爆發之後，人們也曾激烈爭論林彪集團的性質到底是屬於“左”還是屬於“右”？最後結論是林彪集團執行的是形“左”實“右”路線，結論還是“右”……在“批林批孔”中，批判孔子提倡“克己復禮”，鼓吹“復辟倒退”。連中國古代聖人也被打成了老“右”。

據說“文革”期間“紅衛兵”提出的口號還要邪乎：列隊口令要更改，不能再喊“向右看齊”，必須改為向“左”看齊；馬路上車輛行駛要靠“左”，而不能靠“右”；軍宣隊、工宣隊進入基層單位都去“支左”，而絕不可能“支右”…… 所以，在那個年代，大陸中文詞彙里的“右”字已經與“壞人壞事”聯繫在了一起（比如“地、富、反、壞、右”）。“右”字就代表了“復辟、倒退、反革命”等等。而“左”字則總是與革命派、無產階級、先進分子聯繫在一起。

萬維網友歐陽峰曾經撰寫《完整大腦與後信息時代 《A Whole New Mind》讀後》一文。其中談到在工業化時代，人們最重視的是“左半腦”的能力。而在現今的信息化時代，計算機和網路越來越重要。設計、想象、遊戲、美感等等都離不開“右”半腦的發達。人們的競爭和進步更加側重於“右”半腦功能，所以就要注意強化和開發人類的“右”半腦……讀完此文我不禁冷汗一身。換了幾十年之前，歐陽峰這種鼓吹“右”腦重要性的文章還不是十足的“右派言論”？

二

假如將“左”與“右”引申到政治經濟領域，通常的解釋是“左”代表激進、衝動、變革。而“右”則代表着傳統、保守、守舊。但這絕對不等於“左”就代表正確、進步與革命，“右”則代表錯誤、落後與反動。因為“左”也包括着不符合客觀現實、超越客觀實際的含義。

縱觀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歷史，“左”的傾向給中國帶來的災難還少嗎？先是土改，公私合營，最後出現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這一“社會主義革命”的結局就是徹底剝奪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但社會的生產力與人們的思想認識水平都遠遠無法跟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迅速變遷，其結果是極大地打擊了群眾的生產熱情，嚴重超越了社會生產發展的客觀水準。至於在後來的反右、反右傾以及“文革”運動中，“左”的危害就更不用去說了。於是，改革開放之後又實行土地承包，又容許私人經商，一切又回到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就是在努力糾正先前的“左”。

在中國文化與思維習慣之中，似乎有一種“寧左勿右”的傾向存在。脫離客觀實際、超越客觀現實的“左”字號風氣很容易得到提倡與盛行。比如，一旦提倡增產就要“畝產萬斤”；一旦提倡“招商引資”，每個城市都要組團出國；一旦號召建立高科技園區，每個都市都在大干快上；一旦提出“發展是硬道理”，每個地方都開始大興土木，拼命建造各種樓堂館所、拼命追求GDP……對此，萬維網上山脊匹夫的《市場經濟的歧途》一文做了精彩的論述，他寫到“近代中國，一件新事物出現，常常接着便是‘一窩蜂’似的都跟風。在提倡市場經濟和產業化之後，就一窩蜂地什麼都產業化。不該產業化的產業化了，而最該產業化的卻沒有……看看當前關乎民生的三大問題，教育、醫療、住房。最不該產業化的是教育和醫院。最該產業化的住房卻很不徹底……”在我看來，這種“過猶不及”的社會現象或許就與“寧左不右”的思想方法有着密切關係。

三

小時候曾經非常崇拜“法國大革命”。長的之後方才知道，這種激烈“革命”往往會造成難以彌補的人間災難與社會動亂，其後遺症極可能導致引發又一場激烈的“革命”。有人曾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總結為“窮則變，變着富，富則修，修則敗，敗則反，反則亂，亂則窮……”這種改朝換代的歷史只圖“革命”的痛快，不求改良的漸進，其結果常常是徹底摧毀了“舊世界”，卻無法建設“新世界”。而西方好些國家的政治變革未必完全依靠疾風暴雨的極左“革命”，而是通過漸進的右傾改良。

到了國外方才知道，在英語裡，人們習慣將保守派稱之為“右派”，而將自由派、民主派或激進派稱之為“左派”。即便如此，“左”和“右”好像也沒有絲毫的貶褒之分。更沒有明文規定“左派”就一定是好人，代表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而“右派” 就一定是壞人，代表着“倒退”和“復辟”。

人所共知，美國的主要政黨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前者通常被稱之為左翼，後者則常常被稱之為右派。類似的政黨分布幾乎遍及所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比如，加拿大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與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英國的工黨（Labour Party）與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澳大利亞的工黨（Australian Labour Party）與自由黨（Liberal Party）等等。

我非常討厭西方議會上兩黨互相扯皮的低效率、慢節奏的施政方法。但或許正是因為始終有個對立面存在着，所以才能夠避免一黨獨大、一家獨裁，才能避免制定政策時產生嚴重的單向傾斜。

上帝在造人的時候之所以讓每個人都有左右兩隻眼睛，或許就是為了擴大人類的視野，保持客觀平衡；之所以讓每個人都有左右兩隻耳朵，也是為了“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其實，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也非常注重左右平衡、陰陽協調以及中庸之道。八卦圖不就是陰陽合一嗎？

四

前不久，萬維網上曾有過一場很有意思的討論，討論的焦點是究竟“人”重要？還是“制度”重要？具體而言，假如人的素質還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是否可以實現某些先進的制度……這或許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制度”是“人”制定的；而“人”制定“制度”的目的又是為了約束或限制人的某些行為舉止。

在我看來，假如借用“左”與“右”來比喻形容人與制度的關係，那麼人或許就代表着“左”，因為人類的貪婪是無休止的、夢望是無止境的。從電燈、電話到電視、電腦……人類的異想天開與喜新厭舊總在層出不窮。但是，假如沒有必要的制度與法律、法規加以必要的限制，人類的奇談怪想就必然超越客觀實際，違背自然規律，甚至出現“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極左”思潮。其結果就是人類遭受自然規律的報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約束人類行動的法律、法規、制度則可能代表着“右”。

這就好比手機的流行與廣泛使用給人類的通信交流帶來極大便利，但也因此引發了不少交通事故。假如一味強調手機的好處而不加限制的肆意爛用，或許就是“左”。反之，假如因手機造成的弊端就無條件地限制手機，恐怕就是“右”。比較正確的態度就是出台必要的法律條文，適當限制在特定場合里使用手機……人與制度就是在這種漸進的方式下不斷地互相監督、互相制約而走向完善。

總之，按照我的理解，無論是人與制度，還是民眾的素質與制度法規，都不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樣單純的傳承關係，而是一個互相依賴、互相牽制的互進與互動。用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來說，人與制度就像是一個人的左右雙腳---人的願望代表着“左”，總是有着異想天開；而制度則代表着“右”，總要束縛或限制人的胡思亂想。民眾素質的提高與民主制度的健全也就像一個人走路---左腳邁出之後造成了右腳的滯後，邁出右腳之後又發現左腳滯後..... 於是，一左一右，一前一後，互相促進又互相帶動，導致人類的前進與社會的進步。

五

萬維網友西岸曾在椰子的博文《萬維網站導讀有傾向性是好事還是壞事？》底下留言寫到“相對絕對簡單化的整體來說，其實就是兩類人，對生活持有optimistic態度還是pessimistic的態度……”

也就是說，面對同一事物，由於各人站立角度與看事物的焦點不同，有的人比較積極樂觀，看到光明面多一些；有些人則比較消極悲觀，看到黑暗面多一些。比如同樣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有的人看到其中的“精華”多一些，覺得應該發揚光大；有的則看到其中的“糟粕”多一些，覺得應該批判革新。魯迅一輩子都在揭露中國文化里的糟粕，柏楊撰寫《醜陋的中國人》來敲響民族文化的警鐘，他們或許過於悲觀，但誰也無法否定他們對中國的熱愛！

中國古代曾經有過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假如仔細分析比較，諸子百家的各方一定也有某種程度上的保守或激進、偏左或偏右之分。更何況，即便同一個人對不同事物的看法也會有所不同。比如，有人無法理解同性戀婚姻，說明他在同性戀婚姻問題上趨向保守的右翼；但他卻竭力支持在世貿遺址建立伊斯蘭的清真寺，說明他在言論自由與宗教信仰方面又是趨向自由的左派。

總之，矛盾的對立雙方是相比較而存在，相較量而發展的。生活里的左與右是一種自然平衡，缺一不可。無論“左”“右”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因此，實在不必厚此薄彼，更不能對一方肆易地抬高吹捧，對另一方則隨意地指責打壓。尤其是在學術討論之中，更加不必輕易給他人冠以“左派”、“右派”、“極左派”、“極右派”等等“桂冠”。這樣的穿靴戴帽不僅不會讓對方輕易地改弦更張，接受你的觀點。相反，只會增加雙方的對立。

六

西方流行這樣一句俗語：If you're not a liberal when you're 25, you have no heart. If you're not a conservative by the time you're 35, you have no brain （假如你在25歲時不是自由派，那麼你就是沒有良心；假如你到了35歲還不是保守派，那麼你就是沒有腦子）。由於西方的自由派通常被稱之為“左派”，而保守派則通常被稱之為“右派”。所以這句話也可以通過“等量代換”變換成“如果在年輕時你不是左派，那麼你就是沒有良心；如果在中年時你還不是右派，那麼你就是沒有腦子”。

我個人極其喜歡、欣賞以上這句俗語，我覺得它比較符合生活的規律---年輕人總是充滿了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期盼着“破舊立新”，期盼着心想事成。所以年輕人通常喜歡跳槽、更換工作、搬遷新居。而到了中年之後就會期盼並追求安定、安穩、安居樂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年輕時代的亢奮激揚轉向人到中年的平和淡泊，也是一件陰陽協調、左右平衡的自然過渡。所以，一個人“暫時”身為“左派”似乎也不值得過份的驕傲或自豪，而“已經”淪為“右派”好像也不值得過於自卑或自悲。當然也有例外，有些人過了三十五歲依然保持着“青春的激情”。比如台灣的李敖就是上了年歲的“憤青”，據說他的新作是《陽痿美國》。

萬維網友歐陽峰曾寫過一篇博文，題目叫做《人到中年：從耕種到收穫的過渡》。文中寫他曾經對“海歸”創業蠢蠢欲動，但最終還是選擇了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方才與“創業夢”告別。他在文章里寫到，“年輕時相當於春天的播種耕耘。那時的辛勞是為了將來的回報。同時，春天也是充滿希望和憧憬的時光。而人到中年，就好像到了收穫的季節。不管年成好壞，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總是有着無可替代的滿足……”從““蠢蠢欲動”的“海歸”之夢到向“創業夢”的告別，或許也是一種從“左”向“右”的轉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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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我曾在歐陽的博文《好文轉貼:《百萬美元寶貝》（Million Dollar Baby）評論》的留言說我正在撰寫《閒話“左右”》一文。六個月來，寫寫、停停、想想、寫寫……從初春動筆到夏末完稿……本文只是對思維方法的思考，無意針對任何具體觀點展開探討。

初稿寫於 2010年初春

完稿於 2010年夏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