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絕對是一種各向同性處處均勻的概念，也就是說在無限維的自然社會空間中的每個點和每個方向上（包括沒有方向性）都是一樣的才叫做絕對；而相對的概念本身就具有相對性，當一個系統中的某個變量偏離了前面所說的絕對性的時候，相對性就產生了，而且對絕對的偏離越大相對性就越高。

人類社會是由自然與人為的因素構成的一個非均勻且各向異性的結構。生活中持絕對主義觀點的人常忽略的一點是，人類社會的非均勻性與各向異性本身是造成人類社會文化的相對性的重要根源。人類社會的非均勻及各向異性的結構特徵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一個基本的方面是社會問題的形而上學的特性或者說動力學特性是隨着構成社會問題的人員數目的不同而不同的。

人類社會的最小單元是個人，個人所對應的數目是1。但是，一個人不成其為社會，這不但表現為一個人與自己不構成任何社會的交往，矛盾，或組織，而且表現為即便是在很多人的社會中一個人不能為自己作見證；無法由他人重複的個人對實踐的敘述不被認為具有科學性。在還沒有錄影技術年代曾困擾象笛卡爾這樣的大哲學家的“我思故我在”哲學思辨就是基於這個原本不具備社會性的1的基礎之上的。

所以，構成社會的最小基數是比一個人多出一點的2。兩個人就構成了基本意義上的社會，他們之間需要有最基本的社會性的交往，而且可以產生愛恨情仇，可以彼此之間做見證和相互提醒以跳出笛卡爾的迷思困境，甚至還可能產生下一代。兩個人之間還會產生出一些特殊的邏輯，比如，如果張三和李四曾爭論過三次而結果李四都讓張三贏了，那麼在第四次爭論的時候，概率分布的因素便會很自然地被引進到什麼是真理或什麼是正確的標準當中了，所以李四在誰對誰錯的理由中會非常自然地多了一條：怎麼可能總是你對？這種現象乍聽可能有點好笑，實際上不但在孩童的鬥嘴之間，而且在嚴肅的國際政治事務中都會出現這種邏輯的運用。這種邏輯的產生的根源是因為兩個人之間的不同見解缺乏更一般的社會評判，因而兩個人爭吵時常常很難分出是非來。比如，即便張三說糖是甜的，而李四非說糖是苦的，那麼如果他們倆從未與第三者有過交往，真的就無法得出到底糖是甜的還是苦的結論。

所以，為了具備對於不同意見之間的社會評判，我們需要有比兩個多出一點的3。由於三個人之間出現了對於不同意見的最基本的社會評判，所以三個人便具備了產生社會政治的最基本的條件，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政治的最小基數是3。雖然兩個人的時候就可以存在獨斷與兼聽，獨霸與公平，壓迫與反抗等基本的政治概念，但是，在缺乏第三者的評判的情況下，那都是不完全的政治，基本屬於兩人之間的關係問題。當有三個人的時候，就產生了我們今天所說的民主投票的問題，這時的政治才開始具備比較一般的社會性。

三個人基本上具備了非商業性社會的各種邏輯雛形，這可能也是為什麼中國的先哲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原因。隨着一個社會中的人數的不斷增加，社會政治和社會文化的複雜性就不斷增加。對於社會文化流型結構隨社會人口數目增加而變化的探討或許是一個很好的數學研究課題，但已超出本人的興趣與特長所在。

雖然當社會的人數超過三以後可能很難再找出具體的具有特殊社會意義的數目，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概念上判斷某些社會數目的存在。比如，我們知道在與外界從未有過任何交往的只有三個人的社區中貨幣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按需加按勞分配可能是最佳的分配方式。即便是在有着30個人的完全孤立的社區中，恐怕都不具備商品交易的基礎。但是，當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孤立社區中的人數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按需加按勞分配就會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而商品交易便會顯出效率及公平上的優勢來。因此，雖然我們無法確定這個數，我們可以想象得出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孤立社區中存在一個抽象的商品交易基數X。這個X可能是一個數或一個範圍的數目，當社區的人口超過那個數或那個範圍的數目之後，商品經濟便更有利於社區的發展。當然，如果有兩個分離的社區的話，情況可能複雜一些；但是，如果每個社區都只有三個人，而且兩個社區彼此之間還能和平相處的話，也不一定需要貨幣。所以，貨幣的基數（即現代意義上的商品經濟的基數）的哲學意義仍然存在，只不過多了一個影響變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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