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绝对是一种各向同性处处均匀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无限维的自然社会空间中的每个点和每个方向上（包括没有方向性）都是一样的才叫做绝对；而相对的概念本身就具有相对性，当一个系统中的某个变量偏离了前面所说的绝对性的时候，相对性就产生了，而且对绝对的偏离越大相对性就越高。

人类社会是由自然与人为的因素构成的一个非均匀且各向异性的结构。生活中持绝对主义观点的人常忽略的一点是，人类社会的非均匀性与各向异性本身是造成人类社会文化的相对性的重要根源。人类社会的非均匀及各向异性的结构特征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基本的方面是社会问题的形而上学的特性或者说动力学特性是随着构成社会问题的人员数目的不同而不同的。

人类社会的最小单元是个人，个人所对应的数目是1。但是，一个人不成其为社会，这不但表现为一个人与自己不构成任何社会的交往，矛盾，或组织，而且表现为即便是在很多人的社会中一个人不能为自己作见证；无法由他人重复的个人对实践的叙述不被认为具有科学性。在还没有录影技术年代曾困扰象笛卡尔这样的大哲学家的“我思故我在”哲学思辨就是基于这个原本不具备社会性的1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构成社会的最小基数是比一个人多出一点的2。两个人就构成了基本意义上的社会，他们之间需要有最基本的社会性的交往，而且可以产生爱恨情仇，可以彼此之间做见证和相互提醒以跳出笛卡尔的迷思困境，甚至还可能产生下一代。两个人之间还会产生出一些特殊的逻辑，比如，如果张三和李四曾争论过三次而结果李四都让张三赢了，那么在第四次争论的时候，概率分布的因素便会很自然地被引进到什么是真理或什么是正确的标准当中了，所以李四在谁对谁错的理由中会非常自然地多了一条：怎么可能总是你对？这种现象乍听可能有点好笑，实际上不但在孩童的斗嘴之间，而且在严肃的国际政治事务中都会出现这种逻辑的运用。这种逻辑的产生的根源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不同见解缺乏更一般的社会评判，因而两个人争吵时常常很难分出是非来。比如，即便张三说糖是甜的，而李四非说糖是苦的，那么如果他们俩从未与第三者有过交往，真的就无法得出到底糖是甜的还是苦的结论。

所以，为了具备对于不同意见之间的社会评判，我们需要有比两个多出一点的3。由于三个人之间出现了对于不同意见的最基本的社会评判，所以三个人便具备了产生社会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政治的最小基数是3。虽然两个人的时候就可以存在独断与兼听，独霸与公平，压迫与反抗等基本的政治概念，但是，在缺乏第三者的评判的情况下，那都是不完全的政治，基本属于两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有三个人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投票的问题，这时的政治才开始具备比较一般的社会性。

三个人基本上具备了非商业性社会的各种逻辑雏形，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先哲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原因。随着一个社会中的人数的不断增加，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就不断增加。对于社会文化流型结构随社会人口数目增加而变化的探讨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数学研究课题，但已超出本人的兴趣与特长所在。

虽然当社会的人数超过三以后可能很难再找出具体的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数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概念上判断某些社会数目的存在。比如，我们知道在与外界从未有过任何交往的只有三个人的社区中货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按需加按劳分配可能是最佳的分配方式。即便是在有着30个人的完全孤立的社区中，恐怕都不具备商品交易的基础。但是，当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孤立社区中的人数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按需加按劳分配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而商品交易便会显出效率及公平上的优势来。因此，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个数，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社区中存在一个抽象的商品交易基数X。这个X可能是一个数或一个范围的数目，当社区的人口超过那个数或那个范围的数目之后，商品经济便更有利于社区的发展。当然，如果有两个分离的社区的话，情况可能复杂一些；但是，如果每个社区都只有三个人，而且两个社区彼此之间还能和平相处的话，也不一定需要货币。所以，货币的基数（即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的基数）的哲学意义仍然存在，只不过多了一个影响变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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