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惡對於社會大眾來說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不但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常常被認為是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而且人類歷史上的各種流血或不流血的革命也都是為了要推翻或改變被認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不過即便如此人們對於制度的正義能力常常會表現出比對於人的正義能力更大的信心。這裡的原因比較複雜，主要有這樣幾方面的因素：1）歷史上和現實中人們所表現出的多變性使得人們更容易相信死的制度而不是活的人；2）歷史上在非民主的時期的制度即便其本身能夠具有民主時期的制度同樣的各種功能，由於制定的過程缺乏民主性而無法反映廣泛的民意，會被人們認為是用來管束大眾的工具，因而那些制度中的不合理性很容易被看作是制定者或者制度所維護者的不正義的表現。因此，當人們要推翻這些制度時，他們心目中的主要敵人其實並不一定是制度而是制度背後的人；3）不論制度如何不合理，傳統上人們所面對面地直接接觸的還是執行制度的人，這也會在人們心目中產生制度的壞是由於人壞所造成的看法；4）相比於對於人的信任來說，對於制度的信任更符合公平的原則，因為名義上大家都按照制度來做就會讓人感覺得比較公平。這第四條對於生活在現代民主社會的人們來說尤其重要。

由於上面所提到的種種原因，人們常常把解決現實中各種人為的不如意的希望寄托在建立各種制度之上。儘管結果往往是一個制度剛建立時似乎很合理過一段時間就成為了適應了新遊戲規則的該制度的新寵兒們用來對付他人的有利工具了，人們一般地還是會一往情深地希望能夠通過完善制度來達到理想的境界，這是因為對於很多人來說，制度化是他們對於實現人間公平的唯一希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儘管現實中的法治社會從來都存在着各種不公平，在法律面前從來不是人人平等（就連小小的交通罰單，都會是看人開單的），很多人仍會把建立一個公平社會的希望寄托在一個所謂的法治的社會上。

實際上如我在前面題為“簡述社會的原罪”[1]一文中所指出的，社會性的存在本身就有着自身的原罪，而制度所具有的超出了個人力量之外的惡就是社會的原罪的一個典型例子。當然，由許多個人組成的社會的制度的惡顯然不會是與個人的惡之間完全無關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獨立性。比如，在很多時候，人們明知某件事是不合理的，但卻因為是制度規定的就使得該事件的實際當事人中沒有一個能夠改變其不合理的現狀。這種情況隨着科技的發展使得很多制度被電腦程序化了而變得更加嚴重，這也就是社會的原罪的意義在高科技的後現代變得更加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人類對於形式與本質的區別（尤其是當有着公平的力量的介入的時候）獲得共識的能力是有着先天缺陷的，人們在用形式代替實質的時候常會忘記了根本的目的是實質而不是形式。人們常會明知制度不合理甚至可以對個人或團體造成巨大的災難，也要為了維護制度而去犧牲個人或團體的利益甚或生命。

而這種可能會被很多人認為是因為制度的公平而產生的不合理的副作用本身其實是在表面公平掩蓋下的不公平，這是因為不論是文字上明確的制度還是被電腦程式化的制度都並不真的總是完全不可被打破的，只是普通的人尤其是底層的人無法改變制度的約束而已，具有一定地位勢力或特權的人總是能夠找到不受制度約束的途徑而且常是合法地或合乎制度地打破制度的約束。另外，制度化本身也可為個人的惡提供有力的藉口。當占有了制度的便利的人們利用自己在制度上的優勢來損害他人的利益或做些放在個人的行為操守來說為惡卻有利於他們自己的事情的時候，他們不但可以理直氣壯地在別人面前用制度來維護自己，而且也可在自己內心中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心安理得。

實際上，生活中的大奸大惡雖然不一定容易對付，卻通常很容易識別。相對來說，一些表面上很合理甚至聽起來很公平，有時公平到你可以為之而死但是實際上卻具有惡性的社會存在可能會很難被識別出來。與個人的惡相比起來，制度的惡就可以具有不但讓人們不易識別甚至能讓人們心甘情願地為其表面上的公平而獻身的力量。

與個人的惡相比，從本質上來說，制度的惡由於有着先天的社會性優勢而實際上更難以克服因而也更加可怕。由於一個人的惡會隨着那個人的肉體的消失而不存在，因此在歷史上人們還會寄希望於惡人遭到惡報或出現一個所謂的英雄人物或中國人心目中的青天老爺來改變現實中的不正義所造成的苦難；但是制度的惡則遠比個人的惡要難以改變，因而弱勢群體在制度的惡面前會感到更加的無力和無望。

當然，本文對個人的惡及制度的惡進行討論並不是要否認個人的善和制度的好。本文的目的在於通過揭示制度的惡來幫助破除人們對於制度的迷信，就象很多人通過討論某些具體的個人的惡來破除對一些個人的迷信一樣。實際上，任何想要通過人類自身的努力來實現理想社會的願望最後帶來的恐怕都是失望甚至絕望，不論是寄希望於個人還是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以及制度與制度之間確實存在着好與壞以及優於劣的區別，哲學分析的一個重要的功能及使命就是要使這個世界的人們和制度變得更好，而破除對於個人及制度的迷信就是為了這一使命來行使這一功能的重要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