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開春，由於公司業務擴展，我被派往位于越南的新廠。 “天不怕，地不怕，東南亞；想高升，想致富，美歐日。”這是公司內部流傳的出差金句，說的是被派駐國外時，大家只會爭搶去歐美日這些發達國家的名額——那裡生活環境好，治安讓人放心，而且補助也高，每天有200美金；而若是被派駐到非洲、東南亞那邊的發展中國家，就是另一番天地了，除了氣候讓人難以適應，還有各種各樣的暴力事件頻發，雖然說每天也有200元補助，但那是人民幣。所以很多老油條在去過一次後，下一次就堅決不去了。 那時候我剛入職不足一個月，這些潛規則我還不是很清楚。總監委派我駐越南新廠時，我心裡還有些得意：是不是我工作表現得太突出了，所以才會被安排出國工作？ 在出發的前兩天，公司里的老油條開始在我耳邊吹風：“越南美女多，可是男人的天堂哦。”見我傻笑，他接着畫風一轉，帶着嚇唬的口氣說道：“不過越南人可不是什麼善男信女，小心被綁票。” 到了臨出公司的那個上午，部門助理也來提醒我：“出門在外，儘量不要顯示出中國人的身份，過關時能不說普通話就不說，萬不得已的時候就說英語，要不乾脆裝聾作啞。” 我卻不以為然，覺得自己作為國際友人，應該還是會被友善對待的。再加上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心裡很是興奮，也就沒把他們的勸告當一回事。 事實證明，我還是太自以為是了，剛入關就遭到了“特殊對待”。 因為業務部的安排匆忙，我這次出行來不及提前申請簽證，只能到越南後再申請落地簽。要以落地簽入境的外國人，需要在出關前填寫申請單以換取簽證。排在我前面的幾位白人，全程和越南海關交談融洽，從填單到拿證總共不超過10分鐘，十分順利，並沒有出現同事說的被索要小費的情況。 我心想，看來是同事誇大其詞了。 輪到我了，我把手中的護照和已經填好的申請單遞了過去。只一瞬間，我就清楚地看到越南海關的臉拉了下來，凶神惡煞地盯着我的護照和申請單，操着越南話嘰里呱啦地用手指指我單子上的姓名，並用拇指和食指張開比劃着。 我指了指耳朵，示意自己聽不懂。 “Your name，too wide！（你的名字，寫得太寬了）” 我看了看名字之間的間距，又拿着模板比對了一番，沒看出有太明顯的差別：“I think it is OK，check your template please？（我覺得還行，請你再檢查一下模板？）” 越南海關揮揮手，不再理我，接過後面其他人的護照和申請單，轉身回到電腦前。 算了，可能是公文類的文件要求比較高吧，我自我安慰着，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寫過。 可當我把重新填好的申請單遞給他後，他又說住址不詳細，還要重寫。等我第三次將申請單遞給他後，他藉口單子有一點髒污，態度極其惡劣地直接把單子和護照扔出了櫃檯，並指着排隊的人群，大吼着讓我排到最後面，重新申請。 這明擺着是找茬了，我漲紅着臉，怒火蹭地一下冒了出來，擺開架勢就要幹起來。 “別衝動，給他100塊小費。”排在我旁邊另外一條隊伍里的一個戴眼鏡的男子扯了扯我的袖子，操着漢語向我說道。見我還在發愣，他乾脆把手伸過來：“錢包、護照、申請單給我。”然後不由分說地把我手中的證件奪了過去。 眼鏡男從我的錢包里抽出一張百元鈔票夾進我的護照內，雙眼狡黠地向我眨了眨，接着將護照遞給了越南海關。 越南海關不再說什麼，把錢直接扔進了抽屜內，護照和其他人的混在一起，交給了另外一個海關，而那張我填了3次的申請單則被甩到一旁，看也不看一眼。 審核還需要一點時間，趁着這空檔，我找到了那個正坐在候政大廳等待的眼鏡男，走了過去。 在異國他鄉遇到同胞，我心裡還是有點激動的。為表感謝，我拿出自帶的特產遞給他，眼鏡男擺擺手：“大家都是中國人，不用客氣，出門在外，能幫助就儘量幫助。” 他看起來十分老道，我便問出了自己的困惑：“為什麼海關總找我茬？排在我前面的幾個人填的單子和我一樣，卻被直接放行了。” 眼鏡男瞥了我一眼：“你第一次來越南？”不等我答話，便又說：“不用說，一看就知道你是第一次來。” 接着，他自我介紹說自己姓劉，江西人，在越南北寧開了一家紅木館，已經在那做了將近5年的紅木生意，對越南還算熟悉。當得知我既沒有同事帶隊、又沒看過攻略的時候，劉哥滿臉無奈：“你們這些小年輕，去陌生的國家，連基本功課也不做，還準備和當地海關蠻幹，小心到時吃不了兜着走！” “那鱉孫就是欠揍！偏偏就為難我。”對於剛才越南海關的胡攪蠻纏，我忿忿不平。 “你錯了，不是只針對你，是針對所有的中國人。” 見我不解，劉哥自顧自地說了下去：“在越南海關眼裡，只有3種人，第一種是歐美和日韓的人，歐美就不用說了，日韓現在在越南有大量投資，在這裡他們就是大爺。第二種是他們本國人。最後一種，就是中國人。現在他們看到中國人就像是看到了閃閃發光的金幣，我們可是‘VIP客戶’。別說你這種第一次來越南的雛兒，像我這種經常往返中越的，還被各種暗示給錢，不給？就和你慢慢磨，他們有的是時間。現在不止是海關，整個越南對我們的態度都差不多。” 我點點頭，附和道：“也是，過去2000多年越南一直是我們的藩屬國，現在對我們有敵意也能理解。” “說你太年輕就是太年輕了，你以為就這原因？”劉哥“哼”了一聲，“其實索要小費這個潛規則，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給慣出來的！最早來越南旅遊的中國旅行團為了早點過關，領隊會事先讓遊客將1美元或者10元人民幣夾在護照里，這幾乎成了中國旅遊團的特色。最後的結果就是，越南海關從被動受賄變成了主動索賄——你說可笑不可笑，到頭來卻是自己人坑自己人。”劉哥越說越生氣。 “這也不能怪中國人吧，為了快點過關，給點小費很正常。海關部門把服務做好了，那算是我給的獎勵，但如果是強制索取，那意義就變了，那是索賄，是搶劫。”我倒不覺得中國人的做法有啥不對。 “你說得不錯，但是嘗過甜頭後的越南海關不這樣認為，給了小費的中國人也不這樣認為。那些少數堅持原則不給小費的中國人就成了被攻擊的對象，他們不僅要承受來自海關的盤問，還要面對來自中國人的指責——不給小費，整個過關的隊伍就被卡住了，後面排隊的中國遊客就大吼，不過不是吼邊檢，是吼同胞——‘你們不走別擋着別人’、‘不就10塊錢，多大點事’。誰不遵守這個潛規則，誰就是讓人討厭的人、影響集體的人、不懂事的人。”劉哥說，“從給越南海關小費升級到行賄，以至於後來逐漸形成慣例，這個國家公職人員的胃口越來越大，脾氣也跟着見長。”我無言以對。 劉哥緩了一下，接着指了指櫃檯旁的一間小屋：“看到沒，那個就是專門用來‘招待’中國人的。我第一次來越南的時候和你一樣，就是不想賄賂他們，撅着脖子理論，你猜最後怎麼着？居然直接把我拉進了小黑屋！七八個海關人員，捋起袖子就想干我，好在一位同行看情況不對，和他們的頭頭好說歹說，最後塞了1000塊才給放行。”劉哥的語氣越發憤怒起來，“X的！79年的時候，老子25歲，新婚不到一個月就向部隊請命，帶着十多號人馬浩浩蕩蕩地殺過來，什麼護照簽證，屁都沒有，子彈倒有幾梭子！現在倒好，每次過來都只能低聲下氣，真他媽窩囊！” 我開始重新細細打量起眼前的劉哥，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他身材壯碩，語氣爽朗，梳得油亮亮的頭髮看不到一絲花白，怎麼都想不到他已經將近60歲，而且還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 “現在整個越南，從南到北，從上到下，都被我們自己玩壞了。遇事不合理的，就直接給錢吧，總比被打一頓或是耗時間強。”劉哥無奈地搖搖頭。 這時候，櫃檯上的屏幕顯示我的簽證已經辦好。我起身前去領取，沒想到卻被再次索要小費。 “500RMB。”一個小個子的越南海關拿着我的護照，敲擊着櫃檯，操着生硬的漢語對我說道，絲毫沒有把護照和簽證給我的意思。 “What？I have paid off 100RMB，please check with your guy！（我之前已經給過100元了，你跟同事確認一下）”我不理解海關這種重複索要小費的行為，只把辦證的50美金給了他。 可能是我的聲音比較大，周圍排隊等候的人紛紛轉過頭看向這邊，小個子也沒再說什麼，拿走我遞過去的50美金，與同事核實去了。 最終，小個子確認我已經給過小費，把護照和簽證交給了我。
公司的新廠位于越南河靜郊區的一個工業園，裡面的工廠以台資和大陸的企業為主，間或夾雜着一些日韓企業。早些年，新加坡人直接從越南政府手中低價購入大片土地，然後建成工業園，再把園區劃成區塊，租給各國企業。這幾年隨着中國大陸的人力成本上升，很多企業都把生產線轉移到了東南亞，與中國相鄰的越南就成了首選。 整個新廠只有阿才一個中國人，他大學選修的是越南語，能說一口流利的越南話，加之他是廣西人，有着與越南人極其相似的體貌特徵，經常會被誤認為是當地人。在我沒來前，與三星客戶的對接、監管新廠里50多號越南工人對產品的sorting（挑選不良品），都是阿才一個人負責。只是他英語不好，與客戶之間的溝通很不順暢，所以我才被派駐過來。 我辦公室里的窗口正對着一家台資工廠，中午休息時段，還能看到越南員工圍坐在一起，唱着歌曲。再遠點就是工業園的外圍，一排排高大婆娑的鳳尾樹，下面點綴着不知名的小花，還有幾家越南餐館和咖啡店，裡面熙熙攘攘，一片祥和。 我以為自己就會這樣度過在越南的日子，但並沒有。 進入5月，中越南海爭端愈演愈烈。隨着中國“海洋石油981”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赴南海西沙群島進行油氣勘探，越南的多個電視台開始不間斷地播報中國“侵略”越南領海、越南海警船被中國海警船追逐撞擊的新聞。 隨後，電視台又請了越南歷史學家進行解讀。又說，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法》，該地點離越南海岸線約120海里，“是越南專屬的經濟區，南海自古就是越南的領海，中國是入侵者”。 “保衛南海”的視頻也在越南多個電視台播放，當中不時閃現越南海軍、學生、廚師等各行各業的人士，手挽手、肩並肩，發誓保衛國家領海；網絡上，Facebook里越南人也開始刷着“保家衛國”的圖片。 如此大環境下，我們在越南新廠的工作也開始受到影響。 有時候，一些越南籍員工會不敲門就突然闖進辦公室，拿着手機，展示着Facebook上的圖片或視頻，嘰里呱啦說個不停，遇到態度溫和的，阿才還會和他們解釋一番，遇到情緒激動的，我們只能找藉口離開。 車間生產線上，以往安靜工作的員工在工作時也開始交頭接耳。有次巡檢，有位越南員工在紙上畫了一面五星紅旗，再打上個大大的“×”塞進我手裡，圍觀的越南工人直起鬨。從那之後，我就很少進車間了，工作上也只能由越南籍的幹部代理，產品的sorting進度和效率不斷下降。 5月7日，我的手機上收到了來自中國駐越南大使館的信息，提醒中資企業做好安全防範，並提醒中籍人員，如果突發了事件，及時與使館經商處聯繫。 在領教過越南海關的手段和越籍員工不友好的態度後，我有點緊張。在內部群里詢問公司高層，是否還要繼續留守越南新廠。高層答覆說：阿才熟悉當地環境，一切以他的意見為準。 “每年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休假少——遊行，待遇低——遊行，甚至加個班工會都能組織罷工遊行。這些不過是憤青的狂歡，部分人發泄的籍口罷了，沒什麼特別的，過段時間就會消停。”阿才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安慰我道。“這幾天少出門，工作上不要和當地員工起爭執就行。” 可我心裡還是不踏實，撥通了劉哥的電話。通話後得知，與越南南部越演越烈的排華遊行相比，他所在的北寧還算風平浪靜。 末了，劉哥再三叮囑我：“雖然現在事態不明了，但要時刻做好撤離越南的準備。風頭不對，立馬走人。” 到了5月12日晚上，本地的排華情緒徹底爆發。 13日早上，我站在酒店的窗戶前往外看去，發現市內的道路上已經出現了頗具規模的遊行隊伍，小青年們手持越南國旗，舉着“China get out”的標語牌，不是十多人成群步行，就是三兩人共騎着一輛摩托，高喊着口號，不斷拍打着附近酒店、民宿的大門——這裡幾乎住的全是外籍人士，所以就成了騷擾的對象。 我敲開隔壁阿才的房門，睡眼惺忪的他也被窗外的狀況嚇到了——待在越南那麼久，他第一次見到那麼大規模的排華遊行。 我們趕緊接通公司總部的視頻電話，把現時的情況和高層分析了一遍：這次的排華浪潮很可能會越來越猛烈，在這裡，阿才還能冒充一下越南人，但是我一張口，肯定會暴露。 這個時候，公司高層和阿才也不敢輕易拿主意了。討論一番後，高層還是決定讓我們早上先去檢查新廠，以應對下午三星客戶的稽核。這次稽核，關繫到公司未來幾個月的訂單，希望我務必要撐住這一天——趁這個時間，部門助理訂購機票，稽核完我立馬飛回國，阿才留在越南繼續工作觀察。 昨天已經約好了出租車來酒店接我們前往工廠。坐上車，我們稍稍鬆了一口氣。車外，遊行的人群越來越多，一群群騎着摩托的青年從我們車門兩側呼嘯而過，有一輛甚至在我們車前來了個急剎，坐在後座的女青年遞給出租車司機一面越南國旗，右手舉拳向司機示意，接着騎手一擰油門，呼嘯而去。 隨着車子漸離市區，遊行的人群也漸漸變得三三兩兩，最終歸於沉寂，我懸着的心總算放了下來——或許真如阿才所說，這僅是少部分憤青的狂歡。 然而，這個想法卻是過於美好了。 11點過，我正陪同三星的客戶對新廠車間逐一稽核，對講機里突然響起阿才焦急的聲音：工業區正門已被抗議的人群圍堵，他要我趕緊暫停手頭上的工作，立馬回辦公室來。 到了辦公室，發現手提電腦和幾大筐機密文件已經被阿才打包完畢，他正來回踱着步。 “進出工業區的幾個大門已經完全被越南人堵上了，除了摩托車，所有四個輪以上的車輛都無法進出，我聯繫的出租車也被堵在了距離正門一公里的路上。其他工業區也已經被越南抗議者打砸，任何有中文標識的工廠都是目標，不管工廠是大陸人的還是台灣人的——遊行的人完全瘋了！形勢很不妙，已經有中國人在衝突中傷亡了，遲早要到我們這裡。”阿才一臉凝重。 “要不我們先回車間暫避一下，等風頭過了再出去？”我提議。在想不出其他出路的時候，我覺得混在越南人中應該算是最安全的辦法。 “不行，雖說我們平時對他們不錯，但現在是涉及到國與國之間的糾紛，誰也說不準會不會有人告密。現在Facebook上示威者衝擊工廠的理由就是越南工人已被中國人剝削得太久，他們來這裡是為了給越南人‘討回公道’的。”阿才一口及否決了我的建議。 “對了，你那邊的客戶怎麼樣了？”他突然冒出句沒頭尾的話。 我摸不清楚他是指客戶稽核的結果還是客戶現在的狀況，看我沒說話，他指着我的電話說：“他們出差不是有派車嗎？趕緊打電話問下，方便的話我倆就隨他們的車子出去，韓國人的車子目前來看應該是安全的。” 電話接通後，韓國領隊告訴我，他們剛駕車駛離了工業區，在通過大門的時候還被越南人截停了，上車搜尋是不是載有中國人，讓我千萬不要搭乘汽車撤離。 又一個希望破滅了。 就在我和阿才還在討論其他方案時，消息傳來，說抗議者已經衝進了園區。 大門處的保安在這種狀況下不堪一擊。最先遭殃的是對面的台資廠，伸縮門在一個頭戴紅巾的男子領導下，被一下掀翻，抗議的人群蜂擁衝進廠內，越南員工被趕了出來，只留下中方人員。不久後，青天白日旗和廠旗被降了下來，換上了越南國旗。 “我們去借輛摩托，混在越南員工中出去！”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阿才當機立斷。 多虧了平時與越南員工還算相處融洽，當聽說我們要借摩托車回市區時，一位越南管理人員爽快地把車鑰匙給了我們，還存下了我們的電話號碼，打算隨時匯報事件的發展。 就在我們騎着摩托車要駛離時，台資廠內冒起了黑煙。隱約中，我看到廠內有人在地上廝打、翻滾、扭曲。 我倆身上除了一個塞着手提電腦的和私人貴重物品的背包，所有能展現中國人身份的東西都存放在了辦公室，打算等事情過去了再回來收拾。 可正是這個背包，差點讓我們把命丟在這裡。 在工業區上下班的越南人幾乎人手一輛摩托，平時很少有載人的。所以，當阿才騎車載着我駛到工業區大門時，就引起了看守在柵欄旁邊的越南人的警覺。但他們也只是多看了我們幾眼，並沒有為難，擺擺手示意我們出去。阿才點點頭，用越南語說了句“謝謝”，緩慢把車子開動。 就在我們即將駛離柵欄時，突然有五六個越南人齊刷刷地將目光鎖定在了我的背包上——如果說在工業區上班，摩托載人已屬少見，那麼背着高檔背包、蹭着別人摩托上班的，恐怕還沒人這樣做過——除非我不是越南人。 “中國？”一個越南人指着我叫道。在越南語中，“中國”這個詞的發音和漢語差不多，我一下子就聽懂了。 接着，提着砍刀和木棍的人群蜂擁着圍了上來。我腦子裡一片空白，眼前浮現出台資廠內那個廝打扭曲的人形。 “抱緊我！”就在我絕望的時候，阿才扭頭沖我吼了一聲。我的手剛箍緊他的腰，他就一擰油門，摩托車瞬間沖了出去。前面幾輛正在排隊通過的摩托猝不及防，一下被撞到兩邊，車上的人重重地摔在地上，剛好為我們阻斷了圍過來的示威者。 阿才顧不得這些，不斷轟着油門，擺動車頭，越來越多的摩托車被他撞翻。兩邊毫無準備的示威者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這一番操作，等想起要追趕我們時，阿才早已硬生生地殺出了一條血路。現場一片混亂，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我們遠去。 “你傷到了嗎？怎麼襯衣上都是血？”阿才透過後視鏡問我。 剛才沖關的時候，由於太緊張太害怕，完全沒有察覺出身體的情況。等放鬆下來，被阿才的提醒，才發覺後背濕乎乎的、冷嗖嗖的，用手一擦，全是血。 回到酒店把頭盔摘了，我才發現頭盔上面密密麻麻地落了5道深淺不一的刀痕，其中一道幾乎把頭盔給砍裂了，深深的刀印從頭盔的後腦位置一直延伸到我的頸部，我身上的血就是從頸上的傷口流出來的——多虧當時阿才擔心我被認出來把頭盔讓給了我，才擋住了這一刀，不然，我腦袋現在已經開瓢了。 中午，我收到了來自公司的一條不太妙的消息：這幾天所有從河內飛往國內的航班機票全部售罄，僅西貢市還有少量余票，問我是否需要訂購。 我算了一下，從河靜省到西貢市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搭乘汽車過去需要一天一夜，而且此次暴亂就是從南向北蔓延的，發源地在南部的平陽省，距離西貢市僅有幾十公里。現在往南走，更是冒險，還不如繼續向北，走友誼關方向。我們叫了那輛經常搭乘往返於酒店和工廠的出租車，司機承諾可安全送我們到友誼關，不過幾百公里的路程，他要了2千萬越南盾，折合人民幣6000多元。但我們已顧不了許多，只希望能平安回國。 一路上，我們除了加油、上廁所，車子沒再停過。從下午出發直到第二天中午，沒吃過一口飯、喝過一杯水，直到抵達友誼關看到了邊檢戰士，我一顆懸着的心才完全放下來。 途中，我看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同胞，有的拖着皮箱，有的拖家帶口，但無一例外的都是行色匆匆、狼狽不堪。後來從他們口中得知，我們當時的判斷是非常正確的，西貢市早已被暴民占領，通往機場的各個路口都有人監守，出租車只許進不許出，以阻止中國人離開，對此警察也只是睜隻眼閉隻眼。 通過友誼關，站在祖國的土地上，我才突然發現原來國內的一切都是那麼美，那麼親切。 阿才把送我達友誼關後，又馬不停蹄地趕回新廠，希望能儘量挽救公司財物，但為時已晚。從他不斷傳回的照片上，我看到辦公室已被打砸一番，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 他本想說服工業區內的其他國資和台資企業，團結起來對抗這些暴徒，但沒能成功——他們怕事情擴大，只想息事寧人。 回國的第3天，我終於與劉哥聯繫上了。他所在的北寧也受到了波及，為了轉移財物，他比我晚一天回國，但還是損失了將近300萬。暴民衝進他的紅木店，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沒有對他進行人身傷害。 我問他今後有什麼打算，是否還回越南重新來過，他的語氣中充滿了疲憊：“年輕的時候沒有把命丟在越南，我可不想在老了埋骨異國他鄉。” …………………………………………………………………………………………… 看完後覺得這哥們愚不可及，為什麼不拿出護照亮出那幾行字？又或者緊閉門窗緊急呼叫吳京？倉皇出逃，差點丟了性命，難道沒看過「戰狼」這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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