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摘自《谎言——辩证法》-金剑-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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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摘自《谎言——辩证法》	2022-07-14 19:32:55

本小节摘自《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的第二篇第二章第三节第2.3.1小节

《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0元购买

链接https://readmoo.com/book/210234567000101

2.3.1、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

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

中共的阶级革命对保卫民族有利吗？你自己说吧！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各地的罢工潮风起云涌，严重摧残了中国幼稚之工业，给这个正艰难走向工业化的落后农业国，杠上了致命的一击，给日夜窥觑中国的外国豺狼，带去了明媚的希望。

汉冶萍公司是当年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是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工人众多。被“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相中，要把它建成“工人运动的基地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看清楚啊，不是因为工人辛苦，而是人多好利用。其实当时农民生活更苦）。中共组织了汉冶萍总工会罢工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安源煤矿是汉冶萍主要厂矿之一，文革时看到，中共的领导人夹着雨伞去安源组织罢工的巨型画像。

安源煤矿罢工胜利后，工会有最高的权力，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工人还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共产党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然什么都得管）。

但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许多工人头脑发热，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还要盲目行动，以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就是说如果形势好可以提出过高要求）。例如，要求再增加工资，超过了实际可能的程度；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至4小时以下，以致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不听管理人员、工头指挥，自由行动；一些职员、工头不敢管工人，无法对工作负责任，任凭工人自由行动，把事情做坏，使产量下降，他们说：“工人们要这样，现在有工人俱乐部领导，我们管不着工人了。”生产减低的责任主要是工人俱乐部的。路矿当局也向工人施加压力。当时在二七罢工失败以后，资本家与军阀向工人进攻，全国都是如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独自为战，犹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然而工人要求进攻（攫取更多利益）。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中共十大元老》——文博　编著）（6）。

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可见，中共决定工人是否采取攻势，是看形势而非看公平与正义，这样的工运真是混帐到极！）。刘少奇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人“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目的”。

刘少奇指出，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而是“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他认为，这种经济斗争，从工人将来的全部的利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做起，使工人从切身利益中看见利害，“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可见，共产党搞罢工并不是真正为了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是把工人拉过来，作为打击资本家和推翻政权的棋子与工具，这种罢工不是经济罢工，而是政治罢工，毫无正当性可言）。

要算工人的幸福指数，古今中外都算在内，这时的安源煤矿工人算第一。汉冶萍总工会罢工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这两个罢工，致使经营异常艰难中的汉冶萍更加雪上加霜，最终停产。最后汉阳铁厂仅留下200余人看厂，其余工人遣散，部分失业的矿工与矿警后来被共产党拉走，成了共产党的兵，汉冶萍公司名存实亡。注意，连被共产党认为是资本家走狗的矿警也拉走，这时不讲阶级与阶级斗争。

1922年汉阳铁厂炼钢炉全部停产。1924年汉阳铁厂3、4号高炉停产。1925年大冶铁厂高炉全部停产。1928年萍乡煤矿为江西省政府接管。至此，汉冶萍公司只剩下大冶铁矿一处继续生产，但已被盛宣怀抵押给日本，沦为日本制铁所的供矿单位，替日本人制造武器再侵略我们。汉阳铁厂仅留下200余人看厂，其余工人遣散，汉冶萍公司名存实亡。

汉冶萍公司破产，这给需要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的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给后来的抗日战争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受到损失的不仅是厂家，工人也损失很惨——没有了工作，最大的损失还是国家，汉冶萍是国企，如果汉冶萍正常运转，将巨大的支撑国家的各项建设，并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奠定军事基础。同时期规模不如汉冶萍的日本八幡制铁所，为日本的国力与战争提供了巨大的支撑。其实处心积虑想关掉汉冶萍的应该是日本人，无论从经济角度、行业竞争角度、战争角度和世界格局考虑都是如此。某些组织做到了日本人该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不是汉Ｘ胜似汉Ｘ。

正常罢工应该只是经济斗争，不应该牵扯政治问题。共产党领导的罢工全部是政治罢工，是为打击资本家的罢工，甚至与经济无关。当时的安源煤矿工人工资待遇并不低，当时汉冶萍等于是“国企”，安源煤矿的管理层连股份都没有，也应该属于工人阶级，反对管理层的罢工斗争是没有道理的。罢工时提出“凡薪资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工资者，照原薪增加5％。”当时1元（大洋）可以购买150斤谷子，够一个人一月的费用，其实农民的生活最苦，在当时全国小地主普遍破产的情况下，这真是天上工资。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包惠僧在一本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如有100亩良田的南方小地主，100亩相当于9个多足球场的大小，需要6、7个人才能耕种得了。当时丰收年亩产也就3、400斤，就按350斤算，一年两造，100Ｘ350Ｘ2＝70000斤，全部租给别人（租出去容易算成本，收成－租金＝成本，收入＝租金），自己收一半的租金，就35000斤。35000/150＝233（天）。也就是说，一个安源煤矿井下工人233天的收入，就是一个100亩良田的南方小地主、在丰收年时一年的总收入。如果按照375租金（减租就是这个标准），地主的收入7000*0.375＝26250（斤），26250/150＝175（天）。也就是说，一个安源煤矿井下工人半年（175天）的收入，就是一个100亩良田的南方小地主、在丰收年时一年的总收入。安源煤矿工人的收入还低吗？这样的收入应该罢工吗？估计小地主更愿意到安源煤矿当井下工人。

在1976年前后，中国一个退休前的普通干部月工资是50元左右，在黑市上（黑市才是正常的交易市场），差不多能买50斤谷子（有的地方够呛能买到）。工人的工资比普通干部更低。就是说，大革命时期安源煤矿工人的日工资超过毛时期工人的月工资。

毛泽东曾在大城市北京北大图书馆工作时的月工资是8元，那是令一般人羡慕的工作，没有后门还找不到呢，可见汉冶萍的工人是高薪一族。1元的日工资加上4小时的工作时间，还可以“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这是古今中外最幸福的工人。只是用“工人”这个词合不合适？是否更应该用“工老大”、“工霸”或者“打工皇帝”、打工流氓这些词？我充分理解一个词“贪婪”。汉冶萍是“国企”，可怜的中国人民，被罢工工人卖了。

安源煤矿罢工胜利后，工会有最高的权力，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工人还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共产党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然什么都得管）。整个安源煤矿罢工过程及其后都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他是个比较理性的人，都无法改变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纪律，他向厂方作出退让，想改善工作纪律和稳定产量，都无法实现。（社会）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要遵守协议，保证矿区产量”，工人却要求进攻（用更剧烈措施获取更多利益）。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因为刘的这种不全部按照工人的要求、要与厂方磋商、想改善工作纪律和稳定产量的做法，几十年后，他被打成“工贼”。可见，当时中共失去了对工运的强而有力的控制。

刘少奇无法说服工人，苦闷欲死，眼看企业产量下降走向破产，他也极度痛心，极度抑郁于心，以致在十多年后的1937年，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他把中国工人与流氓联系起来。此信落入毛的手里，刘少奇从延安整风时开始成为毛的极端拥护者。延安整风时，刘少奇从外地赶回延安，他一开始极端反对整风，突然一夜之间转变了态度，从极端反对变成极端拥护，并成为运动健将。从此，他密切配合毛的各项措施，作为回报，他被提拔高位直至成为接班人。

大革命时进行了广泛的工人罢工运动，有成功有失败。安源煤矿罢工成功了，上海罢工失败了。上海工人罢工不成功的原因，是工人来源复杂，致使不能团结。安源煤矿罢工成功的原因，是工人来源集中，乡土观念浓，比较团结，行动一致；还因为管理层连股份都没有，以致不能坚决捍卫企业利益。罢工起作用的因素不是阶级因素，而是乡土因素。乡土是地缘问题，阶级是经济问题，阶级与地缘是两个不同概念又相互排斥的东西，用乡土观念搞起阶级斗争，真是荒唐。属于“国际主义”中的“阶级斗争”靠其所批判的、甚至是敌对的“民族主义”中的“乡土主义”来实现，这就是用“民族主义”来实现“国际主义”。

可见，当时的中国工人运动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民族主义的变种。这也证明，中国的阶级斗争在大革命时期都行不通。正因为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运动，所以，后来中共在工人中不受欢迎，中共失去了在城市立根的根基，工人领袖也纷纷向国民党投降，反过来清算中共，这是大革命在城市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陈赞贤领导的工人运动

铁路工人罢工也给中国这个准备大力建设铁路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危难。

北伐开始以后，工人运动如野火乱烧。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人运动，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进行各种罢工。总工会要求商店店员的工资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不知道是用什么科学方法算的14倍），这是非常高的工资，大城市都没有这么高，还要求“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随之而来的是商店关门物价飞涨，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地方混乱（９）。

陈赞贤14倍工资.PNG

（陈赞贤领导罢工，工人长14倍工资——ＱＱ新闻网）

陈赞贤可能不吃人间烟火，不明人间疾苦。当时，中国的经济非常不好，工业化程度很低，工厂很少，当然工人就少。陈赞贤找不到产业工人，就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运动从商店员工那里着手，提出非常荒唐无理要求。一般的商店是小本经营，靠着薄利支撑着，长1倍工资已经是要命的事，你一下子要提高14倍工资、3个至5个月探亲假，那还不亏本吗？还想着分红，能有红分吗？老板都会去当店员而不当老板。当然，工运中的老板是不敢开除员工的，否则就招来杀身之祸。既然敢于向你要14倍工资，你还敢开除，不想活了？！

陈的被杀与另一件事有关：罢工工人欲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彩排，遭拒则骚扰、污辱女二师，画男女生殖器种种龌龊不堪入目之图在校门照墙上，被本校职员李同志瞥见，将店员责备。彼等纠合罢工店员七八十人，将李同志捉去随拖随打，众拳交加，声言捆绑游街。拖至七姑庙门首，将李同志推跌在地，痛殴一顿。演剧会员闻讯追至，始救李同志出险。当即扶回校中，并飞报县署县党部（国民党）、总工会。由钟友千、陈铁、顾光理、谢溥泉、刘甲第、张俊宰、朱鼎勋到校，看明字画，录下盖章及验明殴打伤痕，当由县党部召集各级党部各公团开紧急会议，群情愤极，一致议决请该工会将肇事人查出严办。

工会不交人还召集大会筹商反抗，放言非拆毁县署县党部二女师不可。县党部继续召集各级党部各公团在县署开会。该工会委员长陈赞贤、钟友千、萧韶笙等纠合工人千余，包围县署并冯入会场。内外开会未及讨论，即怂恿工人大声叫打，会场秩序大乱，围打县党部主席筹备员兼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陈铁、女二师校长欧阳魁及女生妇女各公团等。县署护警出而拦阻，亦被殴伤。幸隔壁兵站派出所陆所长闻警出队弹压，始各陆续散去。……自工会成立，各店员不特时有殴打店主事实，抑且日有捆绑店主游街，大书标语插在背上，如赴刑场者。工会恃其人众，任意横行，县党部县公署俱莫敢过问。前月涂县长因欲维持地方秩序，拥护农工政策，主张工会条例须遵照我国民政府所颁法令，乃陈赞贤、钟友千、萧韶笙等因恐一行遵守法令，则不能便其私图，故次日开仲裁会议时，不待涂县长发言，即嗾使工人将涂县长包围殴打，致身受重伤，当晚被迫辞职而去（9）。

陈赞贤02.PNG

（文档之家——赣州妇女解放协会等通电有关陈赞贤被害电文）

陈赞贤领导的罢工，造成工人无理横行、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社会混乱，两个多月都不愿意退让，谁也无法作通他的思想。1927年3月，北伐军第一师在确实无奈之下把陈枪决。当时报纸控制在左派与中共手中，全国声讨该师，蒋介石只得把军官撤职。陈赞贤后来成为中共的烈士（9）。由于赣州工人运动极左和胡闹，从此当地人都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国民党的模范统治区，共产党在那里无立足之地，这都拜陈赞贤之赐。

对于陈赞贤之死，另有一说：陈赞贤，于前一日由省返赣，意图抵抗命令，即于是日借欢宴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在衡府开会，并武装游行示威。全城市民惊恐万状，县长以工会拒绝立案，请陈赞贤来磋商。初尚藉词延宕，不料鱼（6）日下午八时彼忽率领暴徒来署。陈亲身闯入内室，胁迫县长承认已经立案，气势汹汹，不可想象。适有军官经过县署，见暴徒在署哄闹，当即入内，适陈正出手枪向县长轰击未中，幸军官郑承德等各出枪相拒，将陈格毙。暴徒一哄而散。县长将免于危险。除将陈手枪缴交检察厅并请莅场验明外，特此电呈赣县县长郭巩叩阳。

陈赞贤03-赣县县长电文.png

（赣县县长郭巩致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省政府省党部电）

看看陈等工人所为，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这真是天上奇谈，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可见，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是毫无公正性的可言。指挥这种工人运动的斯大林等国际人士，真是胡来！这种工运，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非常有利于后来的日本侵略者。

陈赞贤之流的胡闹，是国民党清党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工运，国民党能不清党吗？如果是你，应该如何处置？

武汉工人运动

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任主席，由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左派许多是共产党人）联合执政，共产党员苏兆征、谭平山分任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执行了苏联指示下的所谓“反帝反封建”的“左”的共产党工农政策。在这种左的政策驱使下，在北伐军到达前后，武汉掀起巨大的罢工工潮。受工潮的影响，武汉企业倒闭狂潮、老板跑路狂潮涌起滔天巨浪，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3800户，40000多人。不少老板连厂都不要就跑掉逃命，跑慢就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粹，致使工人失业人口空前高涨，达十多万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成了巨大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最终导致工人运动彻底失败。

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由于武汉政府无法通过恢复经济来处理工人失业问题，调解劳资纠纷遂成为处理工人失业问题的主要手段。由于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在处理劳资纠纷的问题时，政党分歧日益严重，长期受工人失业问题困扰的国民党，徒然增加了对工人运动的恶感，由支持工人运动转为压制工人运动，从而加快了汪精卫集团倒向反共的进程。在国民党的指责和干预下，中共被迫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压制工人运动，严重地影响了党和工人群众的关系，中共对于工人运动也失去了强而有力的控制能力。同时，由于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没有掌握真正最高权力，因此无法处理工人的的失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威信，国共关系破裂之后，中共丧失了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

这些是中共所领导的政策，致使共产党丧失了威信，并丧失了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武汉也失去了作为首都的唯一机会。在工运中，工人一边无理要求提高工资导致企业破产失去工作，一边失去工作后又要求增加工资来补偿，这就成了死循环。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极大地摧残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帮助了日寇侵略。

很明显，这一切是罔顾人命、罔顾公平正义的极左路线造成的，而这个路线出自斯大林，引起托洛斯基的批评。斯大林为了推卸罪责并打倒托洛斯基，就把中国革命的失败原因说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成了替罪羊、成了托派在中国的首犯。斯大林坚持了他的错误路线，以致中国各个根据地和红军后来才有非常惨烈的“肃反”运动，中国人又经历了巨大的劫难。托洛斯基更左，是马列原教旨主义者，他掌权死的人可能更多。

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十多年后的1937年，他在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资本家软弱”、“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的，不估计将来与前途的行动。工会干部没有估计到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而为工人的这种潮流所屈服或者冲倒…国家企业（指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企业）工人经过多次审判、开除，长期教育，虽大体上纠正过来，然而遗毒还是留存很大。然而这个错误一发生，影响当然重大。所以预防这种错误，异常重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我想，这封信是刘被打成内奸工贼的重要把柄。

从多个例子来看，中共在工人运动中失去了强而有力的控制，中共被许多罢工工人所抛弃，工人随心所欲，根本就不听刘少奇等中共的领导。

农民运动更惨烈　地主生无可逃

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农民运动的惨烈，地主无处可逃。毛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异常激烈和极端，许多北伐军的亲人被极端迫害甚至杀害，造成各界恐慌和极端仇视，引发社会动荡，影响军队稳定，几乎断送北伐，这也是军人后来那么涌跃追随蒋介石“清党”的主要原因。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9）。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这样的农运，国民党能不清党吗？

随着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湖北地区很快出现“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的失控局面。湖南地区乡村农运伊始，即出现“华容民众打死土豪、资兴县部驱逐知事、茶陵拘警所所长游街等”轰动事件。中共党内陈独秀等人认为工农运动出现“过火”行为，在1927年1月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陈独秀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应当予以控制。然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

蒋介石4.12清党后，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称湖南农民运动还不够激烈，还宣称：“农民受压迫过久，稳健分子不易起来。是要痞子、流氓做先锋，真正农民才得起来。”但面对“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工农运动，武汉政府与国民党军队的各级军官却表示了强烈不满与谴责。

在当时的武汉政府统治区，工会权力极大，可以任意抓人，私设公堂，随便中断交通，没收工厂、商户财物等；湖南农运的贫农专政则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不仅对土地所有者及乡绅游街、罚款、私分其田地、家财，而且随意捕杀，甚至出现了截扣军粮，抗捐抗税的行为。

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及江西三省，财政收入因此锐减2/3以上；而武汉政府赖以与蒋介石对抗的军队最高是湖南唐生智所部，该部官兵多来自湖南本地，农会除分其军官家中土地外，甚至截留士兵寄回家中的钱款，再加上政府欠饷，官兵怨声载道。武汉政府的国民党人自然要将这笔账记到共产党头上（摘自《“书生气浓的革命家”——瞿秋白》）。

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连逃亡都不行，多恐怖）。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9）。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不久后，汪精卫也清共产党，最后汪精卫放弃武汉政权，并入南京国民政府，汪蒋合流。从此，汪精卫开始了他一生的极端反共生涯（他比蒋介石还反共）。

蒋介石4.12清党后，武汉政府这边的北伐军和各界纷纷响应。

5月17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兵变，进攻武汉，通电联蒋反共。

5月21日晚，驻扎长沙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事变，查封了工会、农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武装，并以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名义通电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事变发生后，湖南各地纷纷效仿。

与此同时，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以“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令共产党员全体出境，同时查封全省工会、农会、学生会（摘自《“书生气浓的革命家”——瞿秋白》）。

湖南最大势力者何键也在动手。

5月间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反共后。这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动。陈独秀的秘书黄介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

由于工农运动过分暴力、过分残忍，导致社会动荡、军心不稳。汪的部下纷纷反共，促成了汪精卫的分共。

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页)。但是，这样的工农政策闹下去，像蒋介石这样有责任心的领导人能不反共吗？汪精卫也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最终也走反共的道路上。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是西山会议派，早就开始反共了，他们才是先知先觉先行动者。后来的中华民国主席林森就是这一派的主力。

中共怪罪汪精卫分共，就是不看看自己的农民运动如何的暴力，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当时的农民运动？哪一个正常的政府？哪一个有责任的政权能允许这样的胡闹？这样的农民运动搞下去，这样的阶级斗争搞下去，还没有等到日本人侵略，中国就全面崩溃，不但经济崩溃、还造成社会混乱甚至相互仇杀。日本人轻易地接收中国，中国的许多人将把日本人当作救世主而帮助它，中国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抗日。中国人自古就没有把政府政权当回事，而是把仁义、公平公正当成最高追求，把亲情也当成最高追求，当他的父母被无辜迫害，唯一的追求就是报仇，日本人的侵略就是契机，能不利用吗？

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中共当时的工农路线走下去，后来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反抗日本侵略，其实不用日本攻打就已经自己完蛋。政治罢工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有巨大危害，“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看不到这一点，非常可悲，斯大林等人非常愚蠢。

划分阶级是在民族内部划分的，阶级革命的敌人必然也在民族内部，损害的是自己的民族，损伤多了就毁灭，所以说：“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我们是大国，文化悠久、人口众多，没有“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的窝里斗和割地自肥的军阀，日本人是不敢侵略我们的。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灾难（日寇侵略）是阶级斗争引起的”。“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搞阶级斗争就是自伐其国。中国古人都能看到这一点，几十年后的现在人为什么就不懂呢？

划分阶级实际是分裂民族，搞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搞阶级迫害、群体迫害，如果某种政策制度性地迫害别人的时候，那么受迫害的人群就当然有权反抗，有权推翻这种迫害人的制度，那么这个民族可能在相互斗争中毁灭。一旦这时外族入侵，受迫害的人群（阶级）为了活命、为了复仇或为了公平很可能就投向外族，这就是制造汉奸的机制。中国自古就讲“仁义礼智信”，从来没有讲过阶级，讲阶级就是制造汉奸。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有不少苏联人站到纳粹那边去。中华民族是比较追求公平公正的民族，也是比较有造反精神的民族，不公正的政策很容易使民族分裂。抗日时，在北京西面，仅中共杨成武部队，大的收编就收编了赵侗（11000多人）、孟阁臣（7000多人）、刘玉昆（5000多人），最终孟阁臣被中共干掉，赵侗跑掉后也被杀，赵玉昆的核心部下也开始被杀，他见机不妙，带一些人投靠日军。后来，赵玉昆带着日军回来进攻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是他制造的。我们臭骂汉奸的同时，更应该铲除制造汉奸的机制和理论。

大约在1949年，在中共统治下的晋绥地区，晋绥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家庭是大地主，土改期间，当地农民在武父的鼻子上穿洞套绳，要求武新宇牵着绳子拉他父亲游街示众，武新宇竟然照办。贺龙批评武新宇说：“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难道你武新宇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农民要你把你父亲当牛牵，你就去牵。其实，提出那种无理要求的，决不是老实农民，而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农民。你以为你在尊重群……”（林牧回忆录《烛烬梦犹虚》）。

武新宇如果敢于不照办，农民有的是办法让他与父亲更加痛苦。武新宇去牵，他父亲的鼻子肯定会舒服很多、起码不会被扯掉。只是不知道武新宇这时候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后悔闹革命？贺龙批评武新宇，却没有制止这种阶级斗争的运动，贺龙也是阶级斗争的践行者，还不知道他砍杀了多少武新宇父亲那样的人，贺龙部队的大清洗，杀的还不是阶级敌人而是阶级兄弟，远比牵鼻子残酷。1949年后的土改，是按指标杀人的，那是更加惨烈。

南京事件及宁汉合流

蒋介石一路反共，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为了挑起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矛盾，斯大林命令中共：“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军的某党党员，在南京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国人商店住家，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杀害轮奸外国侨民及外交人员。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J.E.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死伤者多为名人（名人效果好），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5人，被强奸者35人。

北伐军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军队，这些为国为民的军人，所到之处秋毫不犯，什么时候有过如此之差的军纪？没有人组织、没有上级指挥、没有在伟大理想诱导下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卑劣事情？

该事件导致在长江上的号称文明军人的英美军舰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余人。日本军舰被日本政府下令不得开炮，舰队司令自愧不能保护国民而自杀谢罪。3月26日，林伯渠前往南京，密谋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不料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拒绝。这就是南京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当时下令处决该案“肇事士兵及流氓”33人，通缉第２军与第６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党员李富春（后来中共国副总理）与林伯渠（后来中共国人大副委员长）。

1927年4月6日，北京的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大使馆，搜出苏共给中共的秘密文件，其中就有这次的南京事件的指令。张作霖为此判了李大钊死刑，还根据李大钊的请求专门从美国买到一个绞刑架，完成了李大钊的夙愿。

蒋介石当时即把事件原因查明并向外国通报、道歉及赔偿，南京事件造成巨大的外交危机，幸得蒋中正处理得当，方能稍稍化解危机。该事件是十几天后的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清党行动的最直接原因。南京事件导致中国在世界上臭名昭著，外交处境艰难，直接导致不久后日本发动的济南惨案（杀死杀伤1.7万余名中国军民）与九一八事变、苏联发动的中东路事件，以及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没有得到国际上应有的大力帮助。

1927年7月15日，在武汉国民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上，主持者汪精卫宣读了一份名为《五月指示》的文件，宣读完毕后，会场先是一片寂静，而后转为哗然，孙科愤怒的喊道：“第三国际放个屁，也是香的！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早有主意的唐生智、李宗仁等人则趁机叫嚣分共刻不容缓！全部与会人员除宋庆龄代表陈友仁外全部附和。这一天就是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开始清党。

《五月指示》是什么样的文件？竟能激起国民党人对中共这样的敌视？

农民运动比工人运动更加惨烈，农会抢劫、杀害地主及军人家属，动摇北伐军心。在蒋介石执行蔡元培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清党”（4.12清党）指示后，武汉政府这边的北伐军和各界纷纷响应。五月，夏斗寅进攻武汉，许克祥在长沙清除共产党人，湖南的何键也在动手，江西也在动手，全国出现反共高潮。

一直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鉴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认为中国革命陷入危险境地，于是，5月份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紧急讨论了中国问题。6月初，共产国际向中共下达了革命行动指示，内容可以概言为“加速土改、建立共产党军、夺取武汉国民政府领导权、肃清有反共倾向的国民党人”。这份指示即《五月指示》。其意是要求中共赶紧建立共军、颠覆武汉政府、枪毙反共人士，彻底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极端无产阶级革命。

这份指示首先送到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手中。鲍罗廷认为这份指示是胡言乱语，建议压制不发，而刚刚来中国三个月的印度人罗易，则认为这是拯救中国革命前途的法宝——只要有对的人使用就可以，谁是对的人呢？汪精卫。罗易认为汪精卫是中国最革命、最值得信任、最有领导魅力的革命领袖。在一个多月前，一表人才的汪精卫来到武汉时曾高喊口号“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罗易深信汪精卫的真诚，于是他没有将《五月指示》交由中共党部讨论，而是先拿给了汪精卫，以期得到这位“左派领袖”的支持。

中共及共产国际指责罗易把《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才导致汪精卫分共的。一直到现在，共产党及其追随者都是这样的看法。我们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要搞秘密？既然是指示，就应该公开，让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看看，除非见不得人的东西才不敢给人看。罗易根本没有错，错的是暴烈的农民运动，错的是祸害民族的阶级斗争。

汪精卫清理共产党后，并入南京国民政府，这就是宁汉合流。可以说，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左倾屠戮主义”、“左倾恐怖主义”，是共产党的“左倾”工农运动造成的，左派的武汉国民政府被左派的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所摧毁，武汉也失去了成为首都的唯一机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危害巨大。几十年后的大陆教科书，还在篡改这段历史，真可恶！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革命就是应该如托洛斯基所说那样自己干，老是附体着国民党干什么？不过，如果按照托洛斯基的要求，中共根本就没有任何夺权的机会，因为中国的民族性与俄罗斯不同，没有多少人跟随中共闹革命。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而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

中共就是苏联的线控木偶，要干什就干什，所有经费全部由苏联支出，苏联出钱出力出理论出顾问颠覆他国合法政权，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制造国际混乱。

应该到日本搞工运才是爱中国

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能获得胜利，其根本原因是，日本的间谍在俄罗斯发动了巨大的反对沙皇的运动，迫使沙皇用很大的力量对付国内反对力量，从而使得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中共为什么不学日本人，到日本发动工运？

日本的工业更发达，产业工人更多、比例更高，也就是日本的无产阶级更多、更集中、更广泛。如果日本人也搞工运，今天罢工明天罢工后天罢工，提高14倍工资、4个小时工作时间、3至5个月探亲假，他们不但根本就没有能力侵略中国，可能当时日本国就报废了。

日本全体国民几乎都支持侵略，他们不懂阶级与阶级斗争。马列主义者如果真的想救中国的话，应该到日本宣传马列主义，造成日本八幡制铁所罢工、并最终关掉，中日战争就不会发生，中共用力用错地方了。哪一个国家想祸害中国，中共就派人去宣传“阶级斗争有益论”，让他们窝里斗，看着他们在窝里斗中灭亡，中国人坐享太平，多好？中国的“阶级斗争有益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由日本传过来的（不是首先从俄国传过来的），看来这不是日本人安什么好心。

中国近代的问题不是阶级压迫问题，而是民族压迫问题，是外来民族奴役中华民族、迫使中国签署许多不平等条约，让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灭亡。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搞阶级斗争，必然削弱自己民族的力量，无异于自我毁灭！特别是9.18日本侵略东北之后，某个党派高喊“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军队起义，武装保卫苏联”，无论它出于什么目的，它的理由表面上如何富丽堂皇，其客观效果必然是削弱中国的力量，帮助日本侵略者！

无知的人甚至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日本侵略军也是无产阶级队伍——由日本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组成的。对中国人最恶毒的是日本的无产阶级队伍——来自日本北九州的久留米十八师团，它是日军最精锐师团，这个师团来自日本贫穷的山区，师团成员大多数是来自山里的矿工和农民，穷山恶水让这里的男人以当兵为出路，苦难的生活使他们心中充满怨恨和凶恶，特殊的环境造就了这支令人发寒的魔鬼，所到之处经常大屠杀：芜湖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广东登陆屠杀、惠州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日军十八师团是日军最精锐部队，日军称之为“丛林作战之王”，但大家更愿意称呼它为“丛林恶魔”，所到之处罕有对手，连英美军队都无招架之力，曾以死伤9600余人的代价，成功占领马来半岛，毙伤俘获英美军共14万人，令世界为之震惊。在缅甸时，日军十八师团打得美军的打劫者部队（特种部队的前身）很恐慌。最后，也是在缅甸，该师团被中华民国新一军干净彻底消灭。还是中国军队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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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军俘获的日军十八师团关防大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与日军联合，这是卖+国口号。日本皇帝连姓氏都没有，可以说是最最彻底的无产者，要不要与他联合受他领导，去完成“大世界共荣圈——共产主义”或者“八紘一宇”的建设？

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当领导阶级吗

人民应该是平等的，一些理论竟然宣称某个阶级是先进阶级，并且要当领导阶级，要实行阶级专政。这是宣扬社会不公，准备建立不平等的社会。更加可笑的是，这个所谓的“先进阶级”还是一个文盲阶级，竟然是既先进且要当领导，这不是很荒谬吗？文盲都那么先进，我们还读书干什么？学科学技术干什么？这不是误导社会倒退吗？

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文字，虽然远比拼音文字高明、效率高，比拼音文字的各方面都好，比拼音文字更加先进（汉语拼音就是拼音文字，它远不如汉字先进）。只是中文有一个门坎，需要学习一下才能掌握。中国人生活艰苦，无产阶级更艰苦，就没有机会学习文字，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上就是文盲阶级。人类的知识主要是从文字上吸收的，文盲阶级摄入的知识就有限，知识少能力就受到限制，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很接近于无知阶级、低能阶级。这与外国有些不同，外国的文字是拼音文字，门坎低，普及率就广，外国的无产阶级虽然文化也不是很高，却不是文盲阶级，所以，还是有一些知识的，瞎指挥一下的能力还是有的。

发明“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人，压根就没考虑过中国的特殊情况。而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国人也跟着起哄，让工人阶级当领导，于是就坏事了，特别是大革命时代，斯大林特意要求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于是丑态百出，那些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毫无能力，只能获得快活逍遥，权力却落入他们的知识分子秘书们的手中，而且，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不低，生活最苦的是农民，所以，在中国，工人的革命意志并不坚决。甚至在中共党内，工人出身的许多领导人都投敌叛共去了。查一查前几界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人有多少，又有多少叛变的就知道我所言不虚。这样的无产阶级当领导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实在不够格。到中共获政时，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并不多，高级领导人中几乎没有。所以，“工人阶级当领导阶级”的实践在中国是失败的，斯大林后来就不再“强阶级所难”了。把中国的革命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实在是太荒唐，只能称为“共产党革命”。我这些解释，与工人打交道“苦闷欲死”的刘少奇竟然没有想到，他真的水平也不咋的。这也是他“苦闷欲死”的原因，中国工人不但能力低，还导致道德可疑……

刘少奇说：“很明白，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的，不估计将来与前途的行动。”按刘少奇所说，中国工人又是幼稚、又是流氓性带的很重、又是流氓长期存在、又是随心所欲的、又是无所顾忌的、又是不估计将来与前途，再加上中国工人的文盲率高导致的知识贫乏、能力缺乏，最终在革命进步论的引导下胡来，导致道德可疑，他们根本当不了领导阶级。可见，阶级先进论根本不成立！

真是工字不出头，真让工字出头，就变成土字，入土了、坏事了。

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大革命后，国民党颁行《共产党人自首法》和设立“反省院”，效用非常明显。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不但有工人领袖叛变，普通党员也叛变。杨奎松依据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179）。极左的工农运动，对中国及中共危害巨大，没有苏联后来的倾力支持，中共就不再有上台机会。

越左越飞黄腾达也越整人

在共产党内部，往往是越左越安全，越左越飞黄腾达，也越能整人。

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当时陈元方在中共西北中央局工作。整风前，他办了一个墙报叫《西北风》，这个墙报上发表一些揭露延安阴暗面的文章，整风中，西北局书记高岗派人把陈元方用五花大绑从乡下抓回来，关在边区保安处监狱。整风转入审干以后，曾经同陈元方在中共陕西省委（地下）共事的H2，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揭发陕西省委是“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党。H2先生由于坦白揭发有功，被康生等树立为特务投诚的典型，戴上红花四处讲演，绘声绘色地编造他进行特务活动的故事，动员其它人也出来“坦白”。有一天，H2到监狱去对陈元方劝降。他说：“元方，我已经彻底坦白了，组织上对我很好，每天吃猪肉、戴红花，你也坦白了吧。”陈元方问：“坦白什么？”H2说：“就是咱们一起当特务的问题嘛！”陈元方大骂：“王八蛋，你是特务，我不是特务。”H2假坦白，一时成为延安的风云人物；陈元方不说假话，却坐了三年半监狱。延安审干以后，H2在干部中臭不可闻，但仕途却扶摇直上。在解放战争中，他才是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的一个副科长，建国后，却成为中共甘肃省委的书记处书记，在两次“反右”和大跃进中，左得出奇，他是造成甘肃省死人100余万（超过当时甘肃人口10%）的四个罪魁祸首之一。

1962年，在中央工作组整顿甘肃省委时被撤消职务。无人敢用，他的老上级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却当了东郭先生，把他安排黑龙江担任副专员。“文革”初期，这个忘恩负义的H2带上本专区造反派去造欧阳钦的反，又落得身败名裂。“文革”后期，H2又投靠了石油部长康世恩，到石油部作了一个局长。打倒“四人帮”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分明知道H2的种种劣迹，却把他要到陕西省，起先做副省长，后来又派到西安市委任第二书记，显然是要把陈元方顶下来。H2一到西安市，就同西安市旧有的恶势力结合起来，反对陈元方。就在1982年4月开了一周批判陈元方的会议，最后免去了陈元方的职务，让那位品质恶劣的H2接任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林牧回忆录《烛烬梦犹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