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空军不是光靠飞出来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发生过一件通过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的“药害艾滋病事件”，后来在清算这次事件时，人们发现这件事的主犯是一个叫“绿十字”的制药公司，而这个公司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是那个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出身的。也就是因为那次事件，本来几乎不为人知的731部队被再次曝光了出来，在那以前森村诚一的描写731部队的《恶魔的盛宴》出版时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反而因为森村先生的日共背景使人对其信用性有所怀疑。药害艾滋病事件才使得731部队这件事大白于天下。罪孽深重的731部队有关人员之所以在战后的日本还能混，而且混得不错，当然首先是因为受到了麦克阿瑟的保护，再其次就是他们还真有高超的医疗技术。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他们那高超的医术的来源：那是在无数中国人的身体上通过活体解剖练出来的。

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舰载飞机和陆基飞机在珍珠港和马来沿海的表演让全世界大开眼界，赞不绝口。日本海军在使用航空力量方便很有创意，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斗方法，改写了海军和海战的存在方式，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首创。

但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技能和经验是在无数次的活体解剖中所训练出来的，被解剖的对象还是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华子民。空军不是光有硬件就行的，空军比海军更要求训练，要求实战训练。诺门罕一战，一开始苏联空军根本就不是关东军飞行集团对手的原因就在这里，只有通过“活体解剖”的实习才能出现高质量的士兵。

事实上出现了一支强大的航空兵力只是日本海军的歪打正着。因为日本海军建设航空兵力本来并不是准备用来对付美国，而是用来对付中国的。

和其它交通工具不同，飞机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战争而出现的，美国人赖特兄弟的动力飞行是在1903年，1909年飞机才刚刚飞越英吉利海峡，而1912年保加利亚就已经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使用飞机了，虽然只是执行侦察任务，但毕竟是在军事上使用。

海军飞行的先驱倒是一位美国民间飞行员伊利（Eugene Burton Ely），他在1910年10月14日驾驶柯蒂斯式(Curtiss Model D)双翼机从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汉普顿港内的“伯明翰号”巡洋舰甲板上搭建的木制平台上起飞成功。次年1月18日，又驾驶柯蒂斯式双翼机降落到停泊在旧金山湾内的“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上的甲板平台上。

日本陆军的首次飞行时是在1910年，日本海军是在1912年11月在横滨的观舰式上由后来的佐世保航空队少将司令，海兵30期的金子养三大尉进行首次公开飞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除了日本海军之外，英国海军在日德兰海战中也使用了由母舰携带的水上飞机。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飞机当然有问题，没有合适的对地攻击武器也是问题，这些问题是属于“改良”的范畴，而那个母舰的问题就必须“革命”才行了。

使用水上飞机的一个问题就是准备起飞花时间，把飞机从母舰上推下水时还很容易不小心损坏飞机，再有就是当时的母舰都是用旧商船改造的，速度太慢，像若宫丸的速度就只有七节。不管飞机到底在未来的战争到底中有没有用，起码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让飞机能够从舰上直接起飞及其让母舰能和舰队共同行动，飞机就绝对没有用，解决的方法就是采用完全的航空母舰。

海军航空兵的精髓就在那个“浮动的航空平台”——航空母舰上，日本从第一次大战的青岛战斗中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在制造专用航空母舰上的热情丝毫不落于人，航空母舰“凤翔”的开工是1919年，虽然晚于1918年开工的英国的竞技神号，但是却在早于英国的1921年11月下水，成了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

这艘所谓“世界上第一艘航母”在一开始也就是个泡在海里的铁盒子，因为没人能在那上面起飞降落。飞机在舰上起飞容易降落难，起飞没花多少时候，但没人能在舰上降落，起飞了就在陆地机场降落，然后再把飞机搬回航空母舰上来重新起飞。这样做也实在太繁，海军就出了一个榜悬赏，谁能第一个在航母上降落就给谁五万日元，要知道那可是大将的月工资只有500日元的时代。

一直到1923年2月，才有英国人拿到了这笔悬赏，三菱内燃机株式会社的英国人工程师乔丹上尉拿去了这五万日元巨款。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的“三菱内燃机株式会社”后来改名为“三菱航空机株式会社”，再后来和三菱造船合并成了现在日本首屈一指的三菱重工。能降落了，起飞又再一次成了问题。美国人已经不在航母上滑行起飞了，直接用弹射器，但美国人不卖弹射器技术给日本，说是军工技术，要保密。日本人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原来遇到想要的技术只要价钱合适肯定有人肯卖，但这次不一样，这次除了军方没有任何民间企业会研究那个邪门技术，日本人只好自己来研究。

日本人所谓做研究一般就是做实验，各种方法，各种配方什么都试一试看什么合适。你别笑话这样做有点冒傻气的嫌疑，可是他要是成功了以后你要超过他还不容易，因为其他方法他都已经试过了。日本人最后采用的是火药弹射器，做得了以后能不能用，驾驶员是不是受得了得做实验，于是就找了只猴子绑在驾驶座上往外弹。本来是用根弹簧控制在升空以后就断开油路，让飞机落到海里去。谁知道弹簧出了问题油门断不开，赶上还挂南风，一只被绑在驾驶椅上的猴子和一架飞机就直朝着横须贺市中心冲了过去，忽上忽下地在天上乱转。

这一下就大家手忙脚乱，成了一锅粥。消防夫全体出动，乱打防火钟来疏散居民的时候，风向变了，耗尽了燃油的飞机总算又被风吹到了海里。

弹射机是成功了，可是从航母弹射起飞很危险也就成了常识，所以海军舰载飞机飞行员一直被人称为“PONROKU”，就是“嘭六”的意思。说他们被“嘭”的一声弹了一下就能拿到六分钱日元的津贴。

顺便说一下，日本海军的工资计算是很烦琐的。陆军就是基本工资，出去打仗再加上战地津贴，而海军有基本工资，还有这种按劳取酬的岗位工资，还有根据出航距离不等的航海津贴，当然打仗了还有战地津贴。所以日本海军有一所“海军经理学校”来专门培养这种海军用的会计人才，但后来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海军急速泡沫，会计不够用了，连工资都算不出来。

结果就采用了一种“短现士官”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短现士官”就是“短期现役士官”的简称，已经有了工作的大学生们可以去海军（后来陆军也采用了这种方法），经过半年培训以后就去部队当会计，军衔为中尉，任期两年，两年过后回原来的地方。这样大家有好处：海军省下了培养费，赖掉了军官退职金，也不需要为退伍军官找工作头疼，本人也算当了回军官。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到处抓壮丁，当个会计军官总比当大头兵或者前线军官活下来的可能性大一些。所以这些短现士官们大部分是帝国大学毕业的，虽然海军无法遵守当初两年的约定而是不断延长期限一直到战败，但是会计军官比别人活下来的几率确实大一些。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是短现士官，他当首相时最有趣的就是政府各省的事务次官居然全干过海军短现士官。

言归正传，那些飞行作战还是有点像业余爱好，没有认真作为一种兵力来使用的程度，日本人也没有牛到能够独创一门作战方法的地步，要打仗还是要向人家学。当时日英同盟关系还存在，日本人首先就是向英国人求援，仗义的英国人在1921年派了个子爵叫森比尔上校的带了三十多个中少校级军官和十来架飞机到日本来化了一年半时间手把手教日本人，从编队飞行开始到空中作战，俯冲轰炸，就不知道森比尔上校会不会想到这些学生过些年用了他教的手艺把英国首相丘吉尔都给炸哭了。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让人想不通的问题：既然日本人对航空母舰和飞机有着这么大的兴趣，但在后来山本五十六提出使用航空母舰奇袭珍珠港时又被军令部坚决反对呢？这是因为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和作战飞机原本不是准备用来对付美国人的。

那是准备用来杀中国人的。

和现在某种程度上的航空母舰拜物教不同，当时没有人确切知道航空母舰的作用。航空母舰只是一种辅助军舰，集中提供一个飞机的搭载平台。那时日本不少战列舰和重型巡洋舰都已经配备了用来进行侦察搜索和观测弹着点的舰载飞机，为什么还要装载如此多飞机的航空母舰？这些在当时看来在海战中不起作用的飞机是用来攻击地面目标的。

那些年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立下了赫赫战功，加官进爵的不少。海军当然没有吮着手指头在一边傻看的道理，可是海军怎么参与到侵华战争中去就是个问题了。中国在甲午战败以后就没有了海军，当然就没有了海防，甚至连江防都没有了，1931年第一次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由盐泽幸一少将指挥的“第一遣支舰队”总共拥有21艘各种巡洋舰，驱逐舰和炮艇。这支舰队说是在上海，其实这21艘军舰分别驻在宜昌，大冶，芜湖等11个地方，要知道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开战！

这是洗刷不去的耻辱。长江，几乎成了日本人的内河。

所以在中日开战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制海权”这么一说。后来武汉会战的时候，日本海军就能够溯长江而上，直接向安庆，九江投放陆军兵力，而不必担心有可能遭到中国军队的打击。反过来说，这时的海军也就是个运输队，没什么作用。

那能不能直接用海军陆战队？也用不了，日本海军在创建初期学英国人有战斗队伍，叫“海军兵科”，但那个的“兵科”不是用来上陆打仗，而是用来“跳帮”，就是海战时和敌人接了舷以后跳到敌人船上去直接对杀的，后来因为现代海战已经没有了跳帮战，所以这个“兵科”就于1876年被取消了，就剩了一个“军乐队”作为残迹。

十年后的1886年，日本海军又制定了一个《海军陆战队概则》，但这个“海军陆战队”不但不是和美国的Marine Corps那样是支单独的军种，连单独的编制都没有，一旦有事，舰上的水兵扛了枪到陆地上去打仗就是那个“陆战队”了，这种状况一直到最后“大日本帝国海军”最后消亡，虽然到最后“海军陆战队”有了10万人之众，但那都是被美国人把军舰弄没了，只能上陆来混事的。

顺便说一句，一直不知道是谁把美国的“Marine Corps”翻成了“海军陆战队”，这大概是翻译的最失败的一个军用名词了。因为“海军陆战队”很自然地会使人以为是隶属于海军，但是是在陆地上作战的部队，实际上不是这样，Marine Corps是专门的军种，不归海军管，从这个角度来看，日语把“Marine Corps”翻成“海兵”要比中文确切。

言归正传，没有专门的陆战队就决定了海军无法参加大规模的路上作战。“1.28事变”时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向人解释他拼命要陆军增援的理由就是因为“培养一个合格的水兵要花三四年”，现在蔡廷锴的十九路军那么狠，打起皇军来不带手软的，有多少水兵都没有用，你陆军再不出炮灰的话，海军可耗不起了。

不是舰艇部队，也不是陆战队，日本海军参加侵华战争的方法是使用航空兵。

日本在“1.28事变”时已经有了三艘航空母舰，凤翔，赤城和加贺。事变当时虽然航母都不在中国，但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在，从第一天开始日本人就使用了飞机。凤翔和加贺随后开赴上海。从舰上起飞的飞机把轰炸的目标从上海扩大到了杭州等地，这是日本海军的正规航空兵力的首次正式使用，也是航空母舰的首次使用。

“1.28事变”时的日本海军航空兵还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中国军队造成的压力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但增强了日本海军使用航空兵力去积极参加侵华战争的信心和决心。

似乎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日本海军内部存在一个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这三驾马车为中心的“正面人物集团”，反战，热爱和平。后来是陆军硬要拉海军下水，而海军内部后来也是以岛田繁太郎为首的主张和陆军协调的派别占了上风，所以海军犯了错误。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也是也不是，所谓三驾马车反对对美开战确实是有不少白纸黑字的铁证。但是不是就能推出这三驾马车就是“反战”的和平天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几位确实反战，但反的仅仅是对美开战，至于对华作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仅支持而且很积极，再者就仅仅只谈日本如何走上对美开战之路这个话题，这几位恐怕也逃不了干系。

据笔者的观察，这种说法似乎出自于日本一位名叫伊藤正德的人。此人战前是《时事新报》的记者，长期采访海军。真正旧海军军人战后的回忆录里一开始倒还没有那么为三驾马车唱赞歌的，要么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要么骂陆军，要么不分青红皂白地陆军海军一起骂。而伊藤正德在1953年出版的两本书《回忆大海军》和《联合舰队的末日》把日本海军以1942年12月8日袭击珍珠港分界，在此之前是好的，从那以后是坏的，此后“海军好，陆军坏”就成了主流定论。虽然有不少人指出这种说法的片面性，比如连最起码的为什么从“好”变成了“坏”都没有回答，但都成为不了主流意见，主流意见就是“陆军坏，海军好”。

在9.18事变这件具体事情上，海军确实没有支持关东军，但要知道9.18事变只是关东军几个参谋的下可上行为，连关东军司令部都不知道的，当时的日本政府，甚至参谋本部都没有支持，只是事后默认，因此海军的这种举动并不奇怪，也不是什么很高尚的行为。

再有一点，日本海军对华北，就是他们说的北支并没有兴趣。因为日本陆海军对中国大陆的航空作战有过协定，陆军负责北支，海军负责南支，也就是华南地区。剩下的地区被称为“中支”由陆军和海军共管。兵力分配是陆军两中队侦察机（十八架），两中队战斗机（三十六架），轻型轰炸机两中队（十五架），而海军是三队舰载战斗机（三十六架），一队舰载攻击机（十二架），两队中型陆上攻击机（二十四架）。

即使在海陆军共管区域，海军的轰炸机也还是远远地超过了陆军。

那个被人尊为“不战海相”，曾经担任第一遣支舰队司令官，第三舰队司令长官的米内光政，确实反对对美开战，在七七事变刚开始时也主张不扩大事态，作为海相在特别国会回答议员质问时自作主张地说：“不会超过永定河和保定的连线”，把坐在边上的陆军大臣杉山元气得满脸发白。但那只是出自海陆不和，决非什么其他原因，要知道就在1933年8月，作为新编成的第三舰队中将司令长官的米内光政中将亲自在保津号炮艇上插上将旗，带了另一艘炮艇二见号在1933年8月居然溯江而上到过重庆。

现在被人们传为美谈的米内光政在“2.26事变”时的表现其实也是这样，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首相冈田启介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陆军在出事以后一直稀里糊涂的不表明立场。陆军发表的公报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是“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请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去，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与此同时，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中将和参谋长井上成美少将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直扑东京湾，战列舰长门号的炮口指向了叛乱军，与此同时，第二舰队也封锁了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

当然海军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还是护犊子。有三位海军大将被卷了进去。内大臣斋藤实已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重伤，首相冈田启介生死不明。当他们知道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而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由陆军自己去处理。

现在还是这样，因为华北和海军没有关系，出什么事情海军都是事不关己。但在8.13淞沪抗战爆发以后，米内光政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强硬派，坚决主张陆军及时增兵。在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中支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首相近卫文麿，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一起在东京车站送他赴任。松井对杉山元说：“我要打到南京去，请把全体陆军团结起来”。对近卫文麿说：“我想去南京，请总理理解”。

近卫问杉山元：“陆军真的要一直打到南京去？”

杉山元打了个哈哈：“松井也就是那么说，他到不了南京，撑死打到蕉湖。”

在一边的米内光政一言不发，因为要说的话他已经说了。8月14日晚上的内阁会议上米内已经公开声称了：“事态不扩大主义已经消灭了，打到南京去，海军将做应该做的一切”。

现在他要拿出来的是实际行动。

当时的日本海军有一支庞大得奇怪的编制，就是陆基航空兵。海军陆基航空兵本身并不奇怪，但编制本身庞大到向日本海军那种地步的军队是没有的。这是因为华盛顿条约限制了航空母舰的数量和吨位，但对航空兵力本身却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日本海军准备了大量的陆基航空兵，准备在发生对美战争时前进到由日本控制的南洋诸岛，和潜水艇，鱼雷艇等共同完成消灭30%美国舰队的宏伟任务。

现在，他们在中国动用了这支兵力。

1936年，海军以国土防空的名义成立了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岛航空队，分别负责东日本和西日本的国土防空。可是这两支“国土防空队伍”，从一开始就配备了大量的陆上攻击机。卢沟桥事变以后的7月11日，这两支航空队的陆上攻击机就改编为“第一联合航空队”，战斗机则改编为“第二联合航空队”，简称“一联空”和“二联空”。分别进驻到长崎的木村基地，朝鲜的济州岛和台北等地待命。

从八一三的第二天8月14日开始，从木村，济州岛和台北基地起飞的陆攻机对中国各地开始了接连两星期的狂轰滥炸，15日轰炸了南京，16日苏州，17日汉口，南昌，为陆军的进攻开路。9月份开始“二联空”也配备了陆上攻击机，在担任为“一联空”的护航之外，自己也开始执行单独轰炸任务。

起码在长江流域和中国的华南，西南地区，没有被日军飞机轰炸过的县城是几乎没有的，执行这些轰炸任务几乎全是日本海军飞机。轰炸珍珠港的精湛技术就是这样用中华的鲜血和生命财产训练出来的。

这种对平民集中的大城市的狂轰滥炸是日本人的发明，叫做“越洋爆击”，后来从1939年开始了轰炸重庆的“101号作战”，海军飞机先后对重庆进行了218次轰炸，重庆市区几为废墟。这个“101号作战”的方案起草人和现场指挥官就是当时担任支那方面舰队参谋长兼第三舰队参谋长的井上成美中将。这种对中国内地的轰炸只有海军才能进行，因为陆军飞机是靠地形导航，无法轰炸地形不熟的区域，而日本海军飞机的导航一直是采用和航海一样的六分仪定位，不需要地形地图，只需要太阳的方位角。

井上成美本人对“101号作战”的评价是：“这是能和日俄战争的日本海大海战匹敌的作战，一定要坚持到底”。

 “101号作战”就是由一联空和二联空进行的，一联空司令官是山口多闻少将，二联空司令官是大西泷治郎少将。山口多闻在中途岛被美军埋进了海底，而那个“神风特攻队之父”大西泷治郎中将在战败后自杀。

日本海军的高级军官们并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具有理性，和陆军将领一样，他们基本上是一些疯狂的赌徒。弄出“神风特攻”的大西泷治郎当然不是正常人，但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少将呢？他在奇袭珍珠港成功的1942年2月20日向军令部提出的作战设想意见书，甚至把参谋本部那些已经够疯狂了的陆军参谋都给吓呆了。

山口的方案是：5月份进攻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加尔各达和孟买，7月份进攻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和澳大利亚，8月份到9份进攻阿留申，11月到12月进攻中途岛，约翰斯顿环礁和巴尔米拉环礁，12月到1943年1月，进攻夏威夷。

然后和德国人一起切断南北美洲，有必要的话破坏巴拿马运河。第一舰队和第八舰队对美国西海岸展开攻击，占领加州的油田地区，陆基航空兵力进驻加州，对全美的大城市和军事设施展开攻击。

后来他们受到了惩罚，但那不是中华对他们的惩罚。

至于这些从活体解剖中国人中练出一手精湛的飞行和战斗技艺的飞行员和在反复攻击中华中得到性能改善的飞机的由来，山本五十六功不可没。

日本的海军将领最为人所知的可能就是东乡平八郎和山本五十六，确实这两个人的名字都代表了日本海军曾经有过的荣光，虽然后者的荣光为时是那么的短。但作为日本海军代表人物的这两位人物的性格和下场是如此不同，也正好揭示了日本海军的无法解脱的自身矛盾，从某种意思上来说，这两位反差是如此之大的人物能并列为日本海军的代表本身就说明了日本海军覆灭的原因。

东乡平八郎除了晚年忘记了自己已经是83岁的高龄，对当时世界海军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无所知而对海军政策，海军人事妄自开口，被人评为“晚节不保”之外，作为一个海军军人，可以指责的地方确实不多。而山本五十六则经常被人们描写成一个悲剧的英雄，出于责任心而去构划和指挥一场自己反对而又确切知道结果的战争。不少美国人甚至真心相信山本五十六的死亡原因并不是被美军破译密码而组织的暗杀，他们相信山本出乎异常地从拉包儿出发去往更前线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因为看不见出路而自寻死路的自杀行为。

其实如果仔细观看山本五十六的足迹，就会发现日本军部中把日本国家引向那场他确实反对过的战争的无数人中间，也有山本五十六自己，而且排名不在很后面。人们在看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时山本的反战，而往往忽视山本也是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制造者之一。

东乡平八郎对波罗的海舰队来路方向的判断是一次赌博，但从东乡本人木呐的性格来看，不如说是反应迟钝更为合理，所以与其说东乡平八郎赌中了还不如说东乡平八郎就是个瞎猫逮了个死耗子更接近事实。

但山本五十六不同，从物理上来说他就是一个赌徒。

山本五十六在赌博上究竟有多少斩获也是众说纷纭，无法确认。但1929年作为参加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的随员从日本出发之前和家乡的父老们半开玩笑打招呼说：“谁现在给我一万日元，回来能还给他10万”这句话倒是事实，起码山本五十六对自己的手腕还是很有自信的。

东乡平八郎在英国接受了海军教育和训练以后除了短期出访以外就再没有踏出过国门，对国际海军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几乎没有兴趣，而山本五十六则有一个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世界海军高级军官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纪录：从中佐开始到中将这四次晋升时本人全不在国内。1919年底晋升中佐时，山本在波士顿的哈佛留学。1923年底晋升大佐时，在欧洲出差，1929年底晋升少将时，在伦敦参加海军军备会议，而1934年底晋升中将时，还是在伦敦参加海军军备会议，最后1940年底在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任上晋升海军大将时总算在了日本国内。

这种古怪的经历，使山本五十六能够及时把握世界局势，对海军军事科学和技术的最新进展。海军又是一个更加重视科学的军种，这样同样在对美国的看法上，山本五十六就和同样长期驻美的陆军武官，后来的甲级战犯佐藤贤了所持看法根本不同。在佐藤贤了看来，被富裕的生活宠坏了的美国人连正步走都走不齐，如何能和威风堂堂的皇军打仗？而山本五十六不是这样看的。

首次赴美对山本五十六的文化冲击实在太大，非女权主义者而热爱女性的山本少佐很自然地在写给国内亲友的信中话题集中到美国的女性话题。美国的女孩子都能收到大学教育而且能够工作自立，使得除了欢乐街的女子之外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女性的山本少佐目瞪口呆，美国的砂糖居然不要配给更是教会了山本少佐什么是“国力的差异”，后来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德克萨斯的油田才真正告诉了山本少佐美国的真正力量。

即使同样地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当初华盛顿会议时候的加藤友三郎在给海军次官井出谦治的备忘录中指出：“日本只有同美国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日俄战争似的花费不可能支持对美战争，所以即使日本能够整备和美国同等的军备，也无法筹集对美的战费，使用外交手段避开和美开战是日本现在唯一的选择。”

加藤是日本海军中最后一位具有政治头脑的军人，他的这番话一直到他那些贸然与美开战的后辈们把日本给弄没了以后再被人回想起来。而山本五十六只是一个军人，他不理解加藤的思想。山本不认为和美国开战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但并不认为和美开战是一个禁忌。山本五十六是一个赌徒，具有赌徒特有的短视心理，在考虑对美战略时山本从来不是从战争角度出发，而是从战斗或者战略的角度出发。两次伦敦会议，山本五十六都是积极地站在舰队派一边，反对对美妥协。第二次伦敦会议时大藏省派出来的代表就是后来的大藏大臣，甲级战犯贺屋兴宣，贺屋从财政负担的角度出发主张应该接受英美方案，山本五十六恶狠狠地对贺屋说：“闭嘴，再不闭嘴当心我揍你”。

但让山本感到屈辱的是：让贺屋闭嘴以后日本人在英美面前也必须闭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山本提出的方法是航空作战。1930年第二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时，山本五十六对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提出的建议是：“被迫接受劣势比例的帝国海军在同优势的美国海军作战一开始就只能以空袭的方式给与敌人一记痛击。”，在给部下的信中说：“和英美开战的日子不会太远，在开战之前如何做到航空上的跃进是最紧要的要务”。

如何做到航空上的跃进？

日本海军在实现除了潜水艇以外的舰艇国产化的时候得到了英国人的巨大帮助，但在航空兵器的发展上却是得到了德国人的大力支持。日美关系的恶化是日本无法从英国继续得到军事技术的支援，连一直接受日本造船留学生的格林尼治大学从1923年以后都停止了接收日本留学生，但这点难不到日本人。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由加藤宽治带领的赴德国调查团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在军事工业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而一次大战以后旧国联对德国的军备限制使得德国人采取了把军事技术转移到日本和苏俄进行技术储备的方法来和英美偷偷地对着干，这样做的结果是后来的希特勒在上台后重整军备时并没有遇上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反而使苏俄和日本叨光有了一支强大的空军。

在日德航空工业合作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斐力德里希·哈克（Friedrich Hack）。此人本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领青岛时被作为战俘关到福冈的战俘营的，后来因为查清哈克战前曾经担任过满铁的顾问而被释放并且给与了在日本的居留权。战后此人成立了一个“舒茨因·哈克商会”（ Schinzinger & Hack Co），专门负责向日本转让德国技术，日本海军驻柏林办事处的设立过程中也得到了他的帮助。

哈克除了做买卖以外，对政治也卷入很深。后来一直导致签订日德联合防共协定的里宾特洛甫——大岛浩谈判一开始就是哈克牵的线，然而后来这个协定里存在着秘密的军事合作条款也是他在无意中泄露给苏联间谍左尔格的。

但是哈克在整个日德合作过程中最早接触的却是山本五十六。山本因为其哈佛的学历和驻美武官的经历以及反对和美国开战而有时被误认为“亲美”，其实山本五十六首先是一个日本海军军人，对美国社会的一些好感并不会影响到他对整个日本海军发展战略及寻求支持这种发展战略的力量的努力。

日本海军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亲德派，但在山本权兵卫和伏见宫的年代，这种亲德势力还只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能够得势是依赖于日本海军和德国海军越来越紧密的技术交流，而这种技术交流的最大推动人就是山本五十六。

日本和德国在航空工业上的合作是通过民间商社进行的。当时的日本主要飞机制造厂家都从某特定的德国厂家招聘技术人员，像爱知航空机（现在的爱知机械工业株式会社）从亨克尔(Heinkel)，三菱从容克（Junkers）,川崎从道尼尔(Dornier) 都招聘了大量技术人员。大名鼎鼎的零式战斗机离开了三菱公司从容克引进的杜拉铝（duraluminum）更是无从谈起。

哈克在1934年拜访了作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预备会议交涉的日本代表在谈判破裂后正准备回国的山本五十六海军少将，向山本询问是否愿意和希特勒见面。最后在日本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和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的反对下山本五十六还是在其访德行程中取消了和希特勒的会面，但还是面会了里宾特洛甫和德国海军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在山本五十六的直接参与下，亨克尔公司向日本转让了He70的俯冲轰炸机技术，后来的奇袭珍珠港作战时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九九式舰上爆击机就是根据这项技术开发的。

日本和德国海军最大规模的合作是在德国航空母舰“齐柏林伯爵”号上。1935年3月德国宣布废弃凡尔赛宣言，6月德国和英国达成德国海军保有量为英国海军的35%的英德海军协定。由于德国没有建造航空母舰的经验，一开始是寻找英国的支援，想参考英国航空母舰“暴怒号”，但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这才转向日本请求日本转让“赤城号”的技术。这是山本五十六和埃里希·雷德尔元帅会谈的半年以后。

日本海军对德国的要求的反应非常积极，立即决定将“赤城号”从设计到训练方法为止的所有机密全部向德国海军公开，这里面“赤城”号的选定是很有意思的。日本海军当时保有的正规航空母舰已经有四艘：凤翔号，赤城号，加贺号和龙骧号。这里面山本五十六最熟悉的就是这艘“赤城号”，山本五十六在海军大佐的时代是“赤城号”的舰长，在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之前山本五十六是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当时的旗舰还是这艘“赤城号”。因为这些因素，一般人们都推测是山本五十六主动向雷德尔元帅推荐的“赤城号”。

“齐柏林伯爵”号1938年12月在什切青（先属波兰）下水以后日本海军负责调整“赤城号”技术交换的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山本五十六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最宠爱的先任参谋黑岛龟人大佐。

但是“齐柏林伯爵号”航空母舰并没有服过役，下水后不久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没有时间来训练航空母舰的人员。海军找了条最驾轻就熟的老路——潜艇作战，这条航空母舰的船壳就一直泡在水里，一直到1945年4月急急忙忙自沉，以免落到苏联红军手里。但最后还是被苏联人捞起来做了靶船。

德国人放弃了航空母舰的战略，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忘记在德国有一艘“赤城号”的姊妹舰这件事，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和现任参谋黑岛龟人就是当事人。中途岛一战，日本丧失了四艘正规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以后曾和德国交涉过购买“齐柏林伯爵号”航空母舰。但是德国以德国将来还是需要航空母舰以及当时的形势也不容许“齐柏林伯爵号”回航日本为理由而拒绝，作为代换方法，德国将由于开战而滞留在神户的一艘两万吨德国商船“夏恩赫斯特号”（SCHARNHORST）卖给了日本，由日本海军改装成航空母舰“神鹰号”投入作战使用。

和日本人的支援没有任何结果一样，德国人对日本人支援的回报也是一场空。作为日本海军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落后的战略思想的象征就是著名的战舰“大和号”。而离开了德国人，这艘巨舰也无法完成。战舰的设计有一条铁则：不能被自己装备的主炮击沉，因此“大和号”的装甲必需能够经受得住大和号所配备的42公分大炮的炮弹，计算下来的装甲钢板的厚度必须达到410毫米。当时日本战舰装甲最厚的是300毫米的是“陆奥号”，而在海军裁军之后日本能够生产的装甲铁板厚度只有125毫米左右，万吨级巡洋舰装备的20公分主炮就能够穿个大洞出来。为了生产这种锻压钢板，特地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进口了压延机和15000吨水压机，克虏伯公司还提供了锻压装甲钢板样品。

但是德国和日本的海军技术合作仅仅停留在军用技术的共享和军用物资的互相调剂，两国没有在海军战略和作战思想上交流。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两国的海军都是墨守成规，德国海军还是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潜水艇战术，而日本人一直想重温日俄战争日本海大海战的巨舰大炮的旧梦以至于这两支海军最后一起成为了历史名词。

山本在其海军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军军政部门渡过的，应该说山本五十六是一个出色的军政官僚而既不是一个海军领导人也不是一个舰队司令。作为海军领导人，山本五十六不懂得战争，在非常清楚日美间巨大的国力差异的情况下，居然把一场战争的胜败，仅仅寄希望于一次奇袭的成功；作为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在1940年首相近卫文麿问起开展前景的时候居然说出“一年半年没有问题，两年三年就没有把握了，三国条约已经签了，谁也没有办法”这种听不出有多少作为国家主力舰队司令的责任感的话出来。

山本的赌注就仅仅是航空，这是因为虽然山本五十六不能算是一个水手，也不像美国的公牛哈尔西一样就是一个飞机驾驶员，但山本还是能算得上是一个“精神飞行员”的，一直在军政部门干的山本五十六在日本海军也是一个不多见的几乎没有当过舰长的人，除了在1928年临时担任过四个月轻型巡洋舰“五十铃”的舰长和在1928年底出任航空母舰赤城号舰长之外。山本和航空有很大的关系，1924年出任霞浦航空队副队长，1930年出任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少将部长，1935年出任海军航空本部中将本部长。

特别应该提起的是在山本五十六任航空本部技术部长时开发定下来的一条规矩：“设计只限于帝国臣民，排除一切外国人”，当时山本五十六在日本引进了美国式兵器生产的竞争型试作定型体制，当然不是像美国那样自由竞争，而是由三菱，中岛，爱知时计加上川西飞行机这四家公司进行“在海军省控制下的”竞争，以提高国产飞机的设计和生产水平。这种古怪的“竞争”机制一直继续到了现在。

从根本上来说，山本五十六其实不是真正的“航空主兵”论者，山本五十六在骨子里仍然是个大舰巨炮论者。山本五十六选择飞机只是作为作为一种赌具在进行赌博。

1924年有一本叫《空中国防论》（Winged Defense）的书震撼了各国军界，作者是美国陆军少将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这本书里列出了一连串美军的试验数字来证明一个“通过空袭能击沉所有的军舰”这个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921年，美国使用分来的德国战利品潜水艇U117,驱逐舰U102，巡洋舰法兰克福（Frankfurt），战列舰东弗里西斯（Ostfriesland）和美国退役旧式战列舰阿拉巴马，新泽西和弗吉尼亚进行了飞机轰炸试验。实验证明，不需要鱼雷，仅仅用炸弹就能炸沉包括战列舰在内的所有军舰。

(东弗里西斯号被轰炸的景象)

 (阿拉巴马号被轰炸的景象)

这本书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时正在美国的山本五十六的注意。

日本海军其实及其重视航空兵，1930年开始在横须贺航空队建立了一个“预科栋”，招收15岁到17岁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后给于海兵编入的资格，后来又扩展到了中学毕业生。1925年野村吉三郎任海军省教育局长时又提出了海军兵学校全体毕业生首先送到霞浦航空队接受飞行训练的方案，使得海军的所有少尉候补生都能执行飞行任务。

说到日本军用飞机，肯定就会想到日本在整个二战，甚至全部现代日本军队历史上最有名的零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是从山本五十六开始主持的和德国在军用航空事业上最成功的一个范例。首先没有德国提供的铝合金技术，就不可能有零战的成功，当然本来三菱的飞机设计和制造技术就归结于容克公司的鼎力协助，英国人和法国人教了日本海军和陆军如何使用飞机，但没有教日本人如何造飞机。

零式战斗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的续航力。为什么需要滞空达六小时，加副油箱以后的航程达3500公里的舰载战斗机？这种航程超过了日本海军装备的所有轰炸机。答案也只能到中国战场上去找。

当时的日本海军还没有想定自己的航母会遭受空中攻击，舰载战斗机的任务是为舰载轰炸机，也就是所谓“攻击机”护航的。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国军队从装备到训练都很差，比日本军队相去甚远，但是中国空军却不弱，起码不弱很多。8.13以后日本海军航空兵在轰炸上海及其周围时的损失是很惨重的，头三天日本轰炸机的损失率即高达50%，因此必须在强有力的战斗机群护卫下才能出动。

当时日本海军装备的96式舰上战斗机航程短，无法为攻击机远程护航。为了实行对中国内地的“越洋爆击”。海军急需一种续航性能，空中机动性能良好的战斗机来对付中国空军装备的I-15,I-16苏制战斗机，因此在1940年6月把还在试制过程中，没有最后定型的“十二试舰上战斗机”和研究人员，制造工程师一起派到了中国战场的武汉基地，主要任务就是为轰炸重庆的攻击机护航。

按说还在试制过程中的飞机是无法进行正规作战任务的，但是一联空的山口多闻和二联空的大西泷治郎都根本就不管制造工程师的反对，逼着“十二试”上战场。工程师们只好就在现场一个一个地解决出现的问题，比如机枪打不响，发动机气缸爆炸，通讯机不工作等等，到了7月24日，终于基本解决，“十二式”也就正式定型为“零式”，因为据说1940年是什么“皇历2600年”。

零式战斗机第一次实战是在1940年9月13日的重庆上空下午13架零战对30架I-15，I-16。战绩是0：27，零战除了三架中弹，一架在最后降落时发生事故之外没有被击落。无论如何，I-15,I-16是在1933年开始服役的，已经落后了，而中华当时还不会造飞机。

从此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基本上被零战控制，97式舰攻，99式舰爆对重庆，成都，昆明，天水，兰州等地狂轰滥炸，到最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零战撤出中国战场为止，除了被地面炮火击落了两架之外，在空战中无一损失，创造了“零战无敌”的神话。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飞行部队还有一条禁止单机向零战挑战的禁令。这条禁令的由来除了美国陆海军航空兵在装备F6F,F4U以前战斗机性能确实劣于零式战斗机之外，就是日本海军的零战飞行员都有长期战斗经验，去仔细看看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所谓“零战击坠王”像坂井三郎，岩本彻三等人的履历吧，哪一个不是在中国战场上飞出来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无敌”的神话的。零战之所以能够肆虐于中国战场，只是因为他还没有遇到生猛的对手罢了，这个题目以后再说。

但是日本海军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用这种飞航空兵能力。

当时的海军主流看法是航空兵力在对美作战时是重要的辅助兵力，在对华作战时是重要的军种内主力兵种，但还没有形成航空兵是对美作战的主力兵种的看法。

但是这种航空兵作为主力兵种的想法一直在海军内部存在，而且不止一次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日本是个穷国，联合舰队级别的大型海军演习次数不多，但是每次演习以后肯定要干架。1936年联合舰队演习的内容是联合舰队主力从青岛出发进攻佐世保，内地如何迎战。但是联合舰队主力在从青岛出发仅仅50分钟以后就遭到大队飞机空袭，战列舰长门和陆奥被判定炸沉，联合舰队主力大败。

当天晚上的研究会上，木更津航空队的年轻佐官们就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高桥三吉及其幕僚们干上了，有趣的是高桥本人并不反感这种“战舰无用论”，但还是没了下文。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只能安慰着几个少壮派：“现在只能忍耐”。

1940年3月，一航战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少将领着赤城和龙骧这大小两艘航母和四艘驱逐舰去进攻山本五十六带的战列舰长门，陆奥和航母苍龙。演习的内容是小泽治三郎出动携带一颗鱼雷的18架舰载攻击机和36架陆基攻击机加上27架俯冲轰炸机攻击山本的联合舰队主力，山本一方是使用27架战斗机来防守。

但是小泽治三郎私自改变了指挥系统，从航母舰长和基地指挥官手里接管了这81架飞机的指挥权，由司令官直接指挥，向长门号战列舰开始了进攻。

长门号舰长大西新藏和陆奥号舰长保科善四郎这两位大佐在舰桥上快发疯了，没见过这种攻击法的，翼展达25米的大型攻击机贴着海面成群结队直扑过来，扔下了鱼雷以后急剧拉升，沿着桅杆直冲云霄。留下海面上拖着白色航迹的鱼雷一枚又一枚地扑向船舷，躲得了一枚，还有第二枚，躲过了第二枚，还有第三枚，第四枚。。。。。。，不需要判定了，船肯定已经沉了，舰长们在破口大骂小泽治三郎那个八嘎野郎。

    只有山本五十六一声不响，在舰桥上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最后对身边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说：“能不能用飞机去炸夏威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