濑岛龙三为什么进了伊藤忠商社现在说法不一，濑岛龙三自己的说法是经同乡的关东防卫司令官，陆军中将本乡义夫的介绍。本乡在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曾经和濑岛龙三在同一间牢房生活了一年半。当时关在第45收容所的还有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满洲国康德皇帝”溥仪等人。除了同狱之外，本乡和濑岛还可以算是“同学”，两人当时跟着第六国境守备队队长浜田十之助少将学英语。还有一种说法是开战时的驻美大使，海军大将，当时担任JVC董事长的野村吉三郎的推荐。

（陪同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访美的濑岛龙三）

不管是谁介绍的，从伊藤忠商事的角度看来重要的是濑岛龙三这个人。伊藤忠商事创业于1858年，当时正好百年历史，并且正处于一个极为重大的转型期。日本是个岛国，严重缺乏自然资源，要搞经济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出口。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都是从纺织品开始的，因为相对来说纺织业需要的投资少，而吸收的劳力多。当时的伊藤忠商事是一个完全依赖于纺织业的商社，销售额的94%为纤维制品，剩余的6%为染料。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和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政治趋于稳定，纤维行业将面临严峻挑战，所以董事长找来了这么一位完全不懂商业，因此没有任何既定的条条框框，但却是组织指挥的行家里手的濑岛龙三来寻找一条企业转型的道路。

这位连什么是“利息”都不知道的职业军人就这样来到了商场。

濑岛龙三进伊藤忠的1958年正好是航空自卫队在进行从F-86F的战斗机改型。这可是几亿美元的大买卖，美国各大飞机制造商都联合日本大商社削尖了脑袋想承包这一买卖。当时的贩卖态势是洛克希德公司和三井物产联合,格鲁门（Grumman Aircraft Engineering Corporation，1994年被诺斯洛普兼并）联合伊藤忠，Convair（The Consolidated Vultee Aircraft Corporation，现在是通用动力公司的一部分）则和关谷产商一起展开了激烈的销售战。

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日商岩井，这些都是老牌商社，可是几乎名不见经传的伊藤忠商事居然也敢往里边挤，他凭的是什么？就是濑岛龙三的人缘。

先来看看当时航空自卫队幕僚部简称“空幕”的构成吧。原来和濑岛同为联合舰队参谋指挥瓜岛撤退，冲绳战役的原田诚海军大佐现在是空幕幕僚长；和濑岛陆士同期的首席原四郎陆军中佐现在是空幕调查课长，正好主管选型。

这场销售战自始自终濑岛龙三没有公开出过面，但是全是濑岛龙三在背后指挥和策划。前面所说的濑岛龙三向堀荣三认错的一幕，其实也是这场销售战的一部分。堀荣三当时是驻西德自卫队武官，西德空军采用的就是格鲁门公司的，并且防空雷达系统用的是休斯公司的产品，正好在日本也是由伊藤忠包销。于是驻西德武官的武器性能证词对于伊藤忠至关紧要。在堀荣三做出了伊藤忠所需要的证词以后，素昧平生的伊藤忠商事社长越后手持礼物亲赴波恩致谢，弄得堀荣三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收到礼物的堀荣三摸不着头脑，可是有摸得着头脑的。武器系统的采购在各国都是最肮脏的买卖，一旦东窗事发，基本上都是丑闻中的丑闻。这次也不例外。一直到1968年这件事才爆发了出来，伊藤忠商事东京本社被警视厅抄了家，空幕防卫课长川崎健吉一佐（相当于旧日本军的大佐）因为把机密资料泄漏给了伊藤忠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而空幕防卫部长山口二三空将补（相当于旧日本军的少将）在被逮捕之前自杀。

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切和濑岛龙三有关。

虽然没有直接牵涉到濑岛龙三本人，可濑岛也吓得心惊肉跳。他当上专务副社长以后，首先做出的一个决定就是退出军用飞机的销售市场。因为此时伊藤忠商事已经脱胎换骨，不需要去干那种刀尖上舔血的脏活了。这也是濑岛龙三从战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决不能孤注一掷地冒险。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评价“7.7事变”的：“决不应该扩大事态，不仅不应该扩大事态，而且应该认真和蒋政权谈判，即使放弃‘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也应该稳定满洲国”。

濑岛龙三是个大本营参谋，他的人生哲学，思维方式从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就已经被日本陆军固化了下来。就是在西伯利亚干了11年的苦役，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从苏联回来时是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准备回“天皇岛”来闹革命的情况下，濑岛龙三的人生哲学还是没有丝毫变化。虽然他本人从不涉及这方面的话题，但是从他的动作就看得出来。

1961年9月，伊藤忠商事的常务董事贝石真三向濑岛宣布了一项任命：让他当“业务本部长”。这个“业务本部”是日本各大商社的独特部门，和名字不同，这个“业务本部”其实不管具体业务，而主要是搞公司的长期规划，是社长直属的部门。濑岛想以自己根本不懂商务来推辞。贝石立即集合了所有公司董事，对他们说：“濑岛君说他不懂业务，不能干业务本部长，大家说怎么办？”

越后正之社长说：“战争时你在参谋本部，能够指挥几百万大军，这个小小的几千人的伊藤忠有什么不能指挥的？”

藤田藤专务说的是：“伊藤忠会做生意的人多的腐烂发臭，会做生意的人管不了公司，伊藤忠缺的就是你这样的组织人才，干吧，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藤田说出了对濑岛任命的真意：当时是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时期，也是伊藤忠商事百年一遇的机会，如何将把公司的组织结构尽快地转移到能够适应规模超大型，面向全世界的公司是伊藤忠最大的问题。参谋本部出来的精英参谋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军队是最大的组织，参谋本部的精英参谋们就掌管着这个组织，无论在战略决策上他们犯过多少错误，但在组织建设和管理上他们是不容置疑的专家。

濑岛接受了任命，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公司的董事们全在这儿，我提一个要求，大家能不能把自己最优秀的部下转让给我，这样我就接收任命，要不然干不下来”，然而这么一个很出格的要求居然被董事会全体吞了下来，马上15名全公司最优秀的人员送到了业务本部成了濑岛龙三的部下。

（刚进伊藤忠时的濑岛龙三）

刚刚当上业务本部长，就遇到经济不景气，银行银根紧缩，董事会要业务本部提出方案来。但是濑岛龙三不懂业务，手下的人费了好大力气才使这位菜鸟部长明白了“银根紧缩”的意思：“那意思是不是部队已经开打了，弹药补给不上，现在应该怎么办？”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濑岛龙三很不屑地开了口：“这太简单了，首先停止进攻，再统计各战线防守作战所需要的弹药，无法满足的战线就撤退下来，同时命令后勤不计一切困难收集弹药往前线上运送，这不是军事上最简单的问题吗？”

“说是那样说，可是让哪条战线撤退都费口舌。”

“司令部是干吗的？董事会决定不就行了？都是一个公司，分什么彼此？”

就这样，业务本部奋战一昼夜提出了解决方案，渡过了那次不景气。

原来和濑岛龙三在陆士陆大同学，后来又在参本同事的同僚们指出，实际上这是濑岛很自然地把长年在参谋本部工作所积累的组织工作经验运用到了公司经营上。濑岛经常把业务本部的十几个人分成四五个小组，每一个小组都是假想董事会，提出经营方针，作出预算，然后再把几个方案汇总做成一个方案上交给真的董事会。

这个业务本部被濑岛弄得像参谋本部一样，当时在业务本部的都是些三十左右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商务经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给这个百年老店带来了一股新风。当然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富有营业经验的老人的不满：“根本不知道现场的小家伙们胡乱指手画脚，给营业带来一片混乱”，很有点像原来对参谋本部的指责。但是业务本部和参谋本部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上面还有个公司董事会和社长，它只是提出建议，并不像战争时期的参谋本部那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所以不会出乱子。

（濑岛和他的业务本部的部下在一起）

业务本部机能的强化，使本来是由单纯的条条组成公司变成了网络结构的公司，濑岛自己又发明了一个“重化学”的新名词，意思是机械和石油化工，把伊藤忠的业务重点放到了这两个行业上面。有人说濑岛本人是参谋本部出来的，知道在这两个项目上的落后都是日本败战的主要原因，所以才能够预测出日本产业在这两个行业上的进步吧。

当时伊藤忠商事的业务本部被人称作“濑岛机关”。这个名字有几个意思，首先是业务本部有着强烈的濑岛个人色彩，人们看到的只是濑岛龙三一个人。再有一个就是“机关”在日语中有“特务机关”“情报机关”的意思，外界经常有濑岛龙三经营着一个情报机关的传言。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濑岛龙三做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预言：战争不会长于一个星期，结果战争在六天内结束；1991年1月10日，濑岛龙三建议当时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取消预定中的访问东南亚计划，因为“美军肯定在16日到18日发动对伊拉克的进攻，这种重大时候首相还是在日本国内的好”，结果美军在17日发动攻击。

濑岛本人对于这两件事的解释是这样的：第一件事是阿拉伯国家自己不会生产军火，全部从苏联东欧进口，大致上的数量是公开的，根据濑岛龙三的经验，这些军火只能使用有一个星期，所以战争时间不可能超过一个星期。至于第二件事就更加简单了，当时美军的所有行动都在传媒的监视之下，只要看报纸看电视就知道美军肯定要进行登陆作战，而且登陆作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动手了。

登陆作战一定要乘高潮的时候，濑岛龙三找东京气象台帮助提供气象资料。根据气象资料，科威特沿海是在16日到18日潮位最高，所以濑岛龙三断定美军的进攻时间是在这个范围内。濑岛龙三说：“对于军人，这些都在常识范围，不需要特别的情报机关”。

伊藤忠商事是日本各商社中最早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公司，时间是1972年3月，比田中角荣访华还早了半年，这也是濑岛龙三在伊藤忠期间干的大事之一。

当时日本贸易公司的对华贸易受到严重限制。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1970年4月中国发表过一个被日本称为“周恩来四项原则”的对日贸易原则即有下述情况之一者，不与之做生意：（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支持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二）在台湾和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三）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四）在日本的美日合办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1972年为了遵守“周恩来四项原则”，丰田汽车公司不得不从韩国完全撤退。

那时候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日本各公司都是采用设立一个影子公司的办法。伊藤忠公司就建立了一个叫做“新日本通商”的影子公司来进行对华贸易。但在周恩来四项原则以后，这种方法也不行了。伊藤忠不愿放弃在台湾，韩国和南越的巨大投资，就只好停止对华贸易，有时通过辻政信的政治秘书，原参谋本部中佐参谋朝枝繁春经营的“东京丸一商事”做一些农副产品生意。

但是伊藤忠保留了对华贸易的全部人马。濑岛龙三对他们说：“这种情况不会长过三年，在这三年中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多研究中国，多交中国朋友，多去中国，找到有朝一日能够打败竞争对手的项目是最重要的”。于是伊藤忠在对华贸易完全断绝的两年里，还是坚持参加每年春秋两季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美中关系出现了解冻的兆头。濑岛龙三立即不失时机，通过关西国际贸易促进会向中国方面提出重返中国市场的申请。并且特别说明是以“伊藤忠商事”的名义，而不是以影子公司的名义重返中国。

伊藤忠的申请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1972年3月，伊藤忠商事越后正之社长率团访华，以后伊藤忠商事在日本各大商社中最早在中国市场上使用“伊藤忠商事”的本名开展贸易活动。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日中邦交的正常化。

1978年6月，伊藤忠商事副社长濑岛龙三跳过了社长，直接出任会长（董事长）。和欧美国家不一样，日本企业的董事长是个荣誉职务，并没有经营实权。1981年6月濑岛龙三从伊藤忠商事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开始了他的继陆军军人，大本营参谋，战俘，商社经营者之后的第五个人生——参与国政。

濑岛龙三和政治家的往来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前与迫水久常的联系。战后旧军人有不少当上议员的，比如老上司辻政信就当过众议员和参议员，驻联合舰队参谋时的老搭档源田实从自卫队退休下来以后也当了参议员。

另外伊藤忠商事本身就和日本一个显赫的家族关系非常深，就是河野家族。现在日本众议院议长，叫河野洋平，当过自民党总裁，那是个唯一没当过日本国总理大臣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的父亲叫河野一郎，当过参议院议长，外务大臣；叔父叫河野谦三，当过众议员院长，儿子叫河野太郎，现在也是众议员。

中曾根康弘原来属于河野派。河野一郎死后河野派发生分裂，中曾根带人组成了中曾根派，所以中曾根认识伊藤忠商事的会长濑岛龙三是很自然的。1982年中曾根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组阁时请竞选时的对手安倍晋太郎（前些时候辞职的安倍晋三的父亲）出任外交大臣被安倍晋太郎拒绝。最后是濑岛龙三出马请驾，濑岛的方法非常简单——站在安倍家的客厅里保持陆军的立正姿势一动不动，最后安倍晋三郎在这位原陆士次席毕业生的面前只好低头认输：不能让伊藤忠商事的董事长在家里一直站下去吧，从而答应了中曾根的要求。

中曾根刚上台就发生了所谓“第一次教科书事件”，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报都发布了一条说是实教出版社的《世界史》上把“日军侵略华北”改成了“日军进入华北”的消息，顿时引起了中韩朝三国的强烈抗议。虽然事后发现查无此事，是一条假消息，但是日韩关系也随之冷到了极点。

出面打开日韩间外交僵局的还是濑岛龙三。

为什么是和外交毫无缘分的濑岛？

濑岛的旧军人缘又在里面起了重大作用。

韩国在1961年由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以后一直到从1987年卢泰愚政权成立的所谓“第六共和国”的26年中，虽然其中有号称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这三段所谓的“文民政权”，其实一直是军事政权统治，军队控制了全部国家政权。

韩国的军队和旧日本军有着分不开的联系。韩国陆军首任和第二任总参谋长李应俊和蔡秉德在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名字是香山武俊和大岛秉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战败时分别是日军大佐和中佐。韩国国军总共36任总参谋长中前16任均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或者在日本军队中服过役。。一直到1972年就任的第20任总参谋长卢载铉开始才切断了总参谋长职位和旧日军陆军的血统联系。

所以当时韩国陆军中濑岛龙三的先辈后辈数不胜数，濑岛龙三在1935年进陆大以前还当过三个月的陆军士官学校的中队长，这样他在韩国还有一批“学生”。再加上他陆士次席，陆大首席的荣誉光环，濑岛在韩国军队里极受尊敬。因此濑岛很顺利地就和当时的韩国总统全斗焕接上了头。全斗焕虽然是第一位受韩国教育的韩国总统，但是当时全斗焕周围的旧日本军人势力还是很强大，因此在濑岛龙三的斡旋下促成了1983年1月的中曾根访韩，缓和了日韩关系。

濑岛龙三对中曾根的最大贡献是帮助中曾根政权实现了日本电报电话公社，日本专卖公社和日本国有铁道这三个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三个公社是很典型的国家垄断，电电公社垄断了通讯产业；专卖公社垄断了烟草和食盐；而国铁则垄断了铁路交通。

民营化的理由很简单：要提高效率。前两个虽然账面上还是黑字，但最后的国铁已经是每年要出两万亿日元巨额赤字的超大型亏损企业了。

民营化的阻力很大，在当时那个从官转到民，从中央转到到地方还不是世界潮流的时候，利益集团的议员，工会，反对党，还有坚持原教旨民生主义的大众传媒们都是反对这种民营化的。但濑岛在幕后进行了漂亮的参谋工作，从太平洋战场过来的濑岛龙三很清楚地知道日本军队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一意正面强攻所招致的后果，所以在三大民营化时采取的是分进合击，分化瓦解和直取中央的战术，成功地争取到了自民党实力派人物金丸信的支持，从而比较顺利地将电电公社和专卖公社分别改组成了民营株式会社NTT(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和JT(Japan Tobacco Inc.)，将国铁分成了北海道旅客铁道，东日本旅客铁道等总共12个株式会社和财团法人实现了民营化。整个过程相对讲来比较平静顺利，没有像这次小泉纯一郎的邮政民营化那样弄得天怒人怨，沸反盈天。

从战争中学来的教训，当然不只是战术。在西伯利亚服了11年苦役，见证了十分之一的同伴悲惨地死去的濑岛龙三，总算从大本营参谋那种视人命为数字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在伊藤忠当航空机部长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回事：伊藤忠商事从美国进口的小型飞机在飞到夏威夷的时候遇到热带风暴，飞机坠毁，驾驶飞机的美国飞行员身亡，濑岛龙三正在为了出了一亿两千万日元的损失犯愁的时候，主管课长乐滋滋地来向他报告：“赚了一千万。”

原来得到的飞机保险金扣除损失之外还有一千万日元的盈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保险制度的濑岛龙三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以后，还是对死了飞行员怎么公司还能赚钱想不通，说这笔钱应该给飞行员的家属作为抚恤金。但课长不同意，理由是保险金来的盈利本身就是商业活动的利益来源之一。结果是在争吵了三天三夜以后双方达成了妥协：一半作为利益收入，另一半作为抚恤金给飞行员遗属。

谁都没想到，伊藤忠商事的人员把这500万日元送到洛杉矶以后，当地的传媒大加报道，对伊藤忠商事在美国市场的形象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自从从伊藤忠商事退休以后，濑岛龙三就很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由于他在战争中所在的位置以及战后的经历加上当时的作用，濑岛一直是传播媒体和历史研究家们追逐的对象。从表面上来看濑岛和传媒及学术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来者不拒地接受着各种采访，但是所有对他的采访都是失败的。对于最关键的部分，大本营的开始战争的决策过程，“奏上”的具体情况和关东军投降谈判的具体细节，濑岛龙三永远是顾左右而言他，用一些小花絮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到五里雾中，最后不得其解。

（濑岛龙三家族全家福）

1995年9月，厚达500余页的《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两个月内增印10次。但是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失望了。这本回忆录太具有濑岛龙三的风格，看起来面面俱到，其实没有任何内容。回忆录的三分之二左右是在叙述战争和西伯利亚的战俘生活，但是除了人们在公刊战史上能够得知的信息之外，没有任何新东西，新事实，也没有濑岛自己对那场战争的反省和看法。除了在谈到“卢沟桥事变”时，流露了一句：“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之外。

（1995年6月濑岛被英国女王授予世界文化奖，是年84岁的濑岛龙三依然腰板笔直，是为职业军人的活注解。）

真的在忏悔挑起和扩大战争？很可疑，因为就在那本回忆录里，在确认了扩大卢沟桥事变的错误以后，还是在坚持认为发动“满洲事变”（即“9.18事变”），扶持“满洲国”是“有点问题。。。。。。但是租借关东州，经营南满铁路和驻扎必要的兵力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且由普利茅茨条约得到国际承认的结果”；在谈到太平洋战争时，在承认“牺牲了三百万日本人的尊贵生命，丢失了先人建筑起来的领土，给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在世界上丧失了日本的信用”以后，还是断言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或计划战争”，而是“自存和自卫的受动战争”。

不少陆军参谋在回忆录中都深刻或不深刻地批判了陆军大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而濑岛龙三在回忆录中对陆大的教育方式则大唱赞歌，这样的的文章是绝无仅有的。

没有人知道濑岛龙三到底想说什么。

他也没有说什么，他把一切秘密都带去了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