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石原莞尔作为次席从陆军大学校毕业。本来石原应该是首席毕业生的，但陆大硬是把他从首席降到次席。因为首席毕业生有在天皇面前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而谁也不知道这位疯疯癫癫的天才会当着天皇的面说些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出来，为了保险，还是不给他这个首席毕业生的称号对谁都有好处。

（训练中的石原莞尔，据说石原在术科上擅长“铳剑术”，也就是拚刺刀。陆大没有这个科目，每星期回老联队去练。日俄战争黑沟台会战中和老毛子拼过刺刀的第31联队都请他去当过教官）

石原到底干过什么事让上官如此戒备他？前一年的1918年特命检阅的时候出过一件事。所谓特命检阅是每年由陆军元帅或大将代表天皇到各地去检阅部队，和平时期日本陆军最大的事情。那年到陆军大学校来的是元帅梨本宫守正亲王，这位守正亲王后来是战后被关进过巢鸭监狱的唯一皇族战争犯罪嫌疑人，梨本宫老远就看着石原莞尔不对劲，倒不是因为他那把好长好长的军刀，而是石原穿的军装实在太怪。日军军官有两种军服，一种是黄呢料子的，一种是卡其布的。在像这种正式的场合，应该是穿呢军装，挂出所有的勋章——其实所有其他人也都是这么做的，就石原莞尔一个人穿的是卡其布军装。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

守正亲王特地走到了石原面前问他：“这就是你最好的军装？”

石原莞尔立正敬礼回答：“这就是下官最好的军装。”

熟悉日本人习惯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在穿着上面非常烦琐。这种场合下不穿最好的军装就是一种失礼行为，石原莞尔明显在撒谎，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守正亲王想不出来，只好莫名其妙地走了。边上的陆大校长河合操少将知道石原莞尔这么做是在抗议，望他脸上抹黑，是又气又急可又说不出来。

石原有个同乡叫斋藤元宏，在陆军士官学校高他一期，在陆军大学校还是高他一期，两人关系相当好，在陆大都住在一起。斋藤和石原的性格也一样，不喜欢在学校读死书，喜欢到外面去乱逛，关心的也都是中国问题。但斋藤不是像石原那样的天才，一乱逛就拉下了功课，在讨论要不要对斋藤实行退学处分的会议上，同意和不同意的票数一样多，结果是校长河合操一票定胜负，斋藤被退回了原联队。石原对河合校长的这一票不满，找了这个机会来发泄。

所以校方不敢给石原“御前演讲”的机会，万一这位石原又有什么怨气要在天皇前面发可就要捅大漏子了，干脆把他从首席拉下来，这样大家能过安生日子。

（陆大毕业后大尉任官式的纪念照，坐者是石原莞尔）

陆大毕业在原联队干一阵子以后大家都去陆军中央。石原莞尔是军刀组，按理是应该去参谋本部作战部的，可是调令很奇怪：去陆军三大衙门中最没名堂的训练总监部。这是因为石原的种种反常怪癖实在是太有名了，大家对他都有点敬而远之。周围对石原的这种心态一直持续着，用第二师团最后的师团长马奈木敬信中将的话来说就是：“聚在石原莞尔的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似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

到训练总监部干什么呢？搞训练纲要和操典。别看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其实就是校对校对稿子，石原莞尔有个陆士陆大全是同期的朋友，后来做到由良要塞中将司令官的横山正雄，两人这次全在训练总监部搞校对，一个念稿子，另一个看样板。

其实中央机关的工作就是这样，想往上爬就必须先学会忍受这种无聊。可石原哪受得了这个，有意大着嗓门对横山就喊上了：“这种工作干吗要你我这样陆大毕业的精英来干？随便找两个下士官不就行了？”

见没人答茬，石原莞尔干脆就泡上蘑菇了。成天什么活不干，叉着双手侃大山。石原侃大山是一绝，他看过的书多，口才又好，大家都喜欢听，这样一个办公室就被石原搅得什么都干不了了。高级课员浅田中佐看不下去了，让人把石原和横山两人的办公桌移到他自己的小办公室里，省得干扰大家，同时在本官鼻子底下，还怕你反上天去？但是马上就发现他自己也觉得和石原聊天其实挺有意思。

但是活还得干，堂堂大日本帝国军人哪能成天侃大山？可这位就是位神聊，怎么处理可成了问题。既然石原如此不安心本职工作，成天在神侃什么“支那大陆”，那你就干脆去中国吧，这是你自己想去，可不能埋怨是中央衙门在驱赶军刀组人才。就这么石原莞尔大尉在训练总监部干了不到一年，在1920年4月就被派到武汉陆军中支派遣队司令部去了。

在别人看来是受了排挤，可石原无所谓，他早就想到中国去实地考察了。石原莞尔在武汉的顶头上司就是当时任中国公使馆武官助理的板垣征四郎少佐。日本陆军有好几对“一帮一，一对红”的，比如大山严和儿玉源太郎，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人们在谈到其中一个就必须要提到另一个，这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也是这么一对。

（石原莞尔在武汉研究地图，当时参谋本部绘制的中国大陆详细地图已经接近完成）

在武汉的日子里，这位军刀组精英不辞辛苦，到处化妆考察侦察。有时化装成扛大活的苦力，被中国警察扒光了搜身，被抄走最后的一个铜板。这种经验让石原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这个结论对后来的9.18有相当大的影响，但石原的见识毕竟还是没有脱离陆大精英的局限，他没有认识到民族矛盾的优先度经常会高于阶级矛盾，他没想到在他看来是完全敌对的苦力和官府到时候是会联合起来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的。

其实如果让石原在中国大陆再多呆些日子，也许他会弄明白这一点。但是这里没有如果，军刀组的石原被弄到武汉成天在做小探子这件事总让军部有点不自在，结果在一年后的1921年7月又把石原莞尔大尉从中国大陆给调了回来，但三大衙门（参本，陆军省，训练总监部）谁都不要这个出了名的变态者，只好把他弄到陆军大学去当兵学教官，不是喜欢侃大山嘛，那儿正好。

军刀组毕业的优秀学生有选择到国外留学的自由，而石原莞尔由于毕业以后一直东奔西走安定不下来所以还没有出国。现在定下来了，就应该让石原出国了，因为石原主修的是德语，加上日本人最佩服的就是德国人，所以石原莞尔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去德国留学。

1922年7月，石原莞尔去了德国。

（石原莞尔在去德国的船上）

刚开始德国参谋总部的参谋军官们并没有把石原看在眼里，只不过是又来了一支黄皮猴子而已。谁知道这支黄皮猴子有点不一样，他不是光听教诲来的，他是来挑刺的，从一开始石原提出的问题就让骄傲的条顿军官们不好回答。

石原的问题是：“一战时德国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被狭窄的道路困的一筹莫展，是不是本来德军的进攻路线不是比利时而是荷兰？”

确实是这样，但一战爆发时德军总参谋长天才谢里芬已死，继任的小毛奇是个无法理解谢里芬计划的凡才，所以才有借道比利时，结果被狭窄的比利时街道困得动弹不得的情况。但这是德国陆军的耻辱，德国人绝不肯公开承认这点，现在一只他们所看不起的黄皮猴子愣是自己推导出来了这一点，而且很接近事实真相，怎么不让德国人刮目相看。于是石原莞尔索要的任何资料德国人都很大方地提供出来。

石原莞尔在德国的时候，陆军士官学校本科长，后来的训练总监，皇道派的重镇真崎甚三郎少将也在德国访问。真崎亲眼看到了德国人是怎么把他这个少将扔在一边而捧着那个大尉的，所以从此以后真崎在一切场合尽力拉拢石原莞尔。但说实话石原莞尔对那个什么天皇没多少敬意，到后来连关东军集体放弃日本国籍的胡言乱语都说得出来的主，怎么会理会他最讨厌的官僚人才。

德国当时正值一战战败后的困难时期，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日元相对于马克是异常坚挺。石原在德国成了个大富翁。到了德国，石原莞尔立即喜欢上了照相机，买了一整套照相设备和冲印设备，从此喜欢摄影的习惯陪伴了他一辈子。不管到哪里，除了军刀望远镜之外，他还永远带着照相机。现在留下来的有关“满洲事变”（日本人对“9.18事变”的称呼）的照片中不少是石原莞尔亲自拍摄的。

（柏林街头的石原莞尔）

但石原莞尔在德国人眼里就仅仅是一个能够猜出作战计划的怪才罢了。高级军官在欧洲属于贵族阶级，都应该是有教养的绅士，而石原莞尔只是一个粗俗的流氓。比如照相机的望远镜头就被石原莞尔称作“马摩罗”。“摩罗”在日语中有生殖器的意思，石原莞尔把手电筒，照相机镜头等全叫做“马摩罗”，不但在日本人面前这么叫，还兴致勃勃地对德国军官们开设这种日语俚语课程。

剩下来的钱石原莞尔包了个二奶。据看见过的人说，也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金发美女，就是石原莞尔不知从什么旮旯里捡来的一个失业女工。石原解释说，只要是母的，能用就行，“毛唐”嘛，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毛唐”，是日本人刚见到西洋人时少见多怪的称呼，到了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用了。就石原莞尔顽固地坚持这一称呼。石原莞尔是一个国粹主义者，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在德国时除了在德军总参谋部里面工作时穿军服之外，在什么地方都是穿着和服拖着木头趿拉板，参加什么宴会也是自己带着筷子去，拒绝使用主人提供的刀叉。理由是和服，趿拉板和筷子是日本的国粹，比“毛唐”们的东西崇高，为什么要低三下四去用“毛唐”们的东西？至于照相机也是“毛唐”们的发明，石原莞尔好像没有意识到。

（除了服装，石原还从大使馆弄来了全套日式家具）

就这样还有钱富裕，剩下来的钱全让石原化在收集拿破仑的文物和纪念品上了。

回国时美国驻德国武官邀请石原莞尔绕道美国，石原傲慢地对人家说：“nein, 我去美国得有美国占领军的司令官的身份”。

石原是狂妄，这种话是出格，只有石原莞尔才说得出来。但是值得指出这种狂妄的口吻当时在日军军官和欧美军官交往的场合中经常会出现。日本人在欧美人面前总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为了掩饰这种自卑感，又特意表现出狂妄的自大，想扭转自己在欧美人看法中的“野蛮，不开化”的印象，殊不知正是这种表现反而充分显现了日本的野蛮和不开化。

但是当苏俄的武官请石原莞尔绕道苏俄，乘西伯利亚铁道回日本的时候，石原倒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当然最后没有成行。大概石原是想亲眼看看这个日本帝国最大威胁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从德国回国的两个月前，1924年8月石原莞尔被晋升为步兵少佐，从德国回国以后，石原莞尔还是回到陆军大学校去当兵学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