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末日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策划“满洲事变”，即使按当时日本军法也是按律当斩的罪行。可是这两个按律当斩的罪人又怎么样了呢？

板垣征四郎大佐在1932年8月晋升为少将，并在1934年12月接替冈村宁次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并在1936年3月接替西尾寿造出任参谋长，从此乘上了上升气流，一直做到陆军大臣。石原莞尔中佐在1932年8月晋升为大佐，10月作为后来也是甲级战犯的松冈洋佑的随员赴日内瓦参加国联有关讨论中国提出日本侵略行为的会议。石原和日本外交从过去到当时以及后来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次的随员任命，其实既是一次对石原莞尔的嘉奖，也作为对欧美各国的对日批判的一次示威：怎么样，你们批判“满洲事变”和“满洲国”，我就特地把制造事变的本人派到你们那儿去，看你们能把堂堂“大日本帝国”怎么样！果然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他要自绝于国际社会，在不归路上走到底。

参加国联会议回来以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第四联队联队长。联队长在日军中是非常重要的职务，要想爬上将军，首先得有联队长的经历，果然1935年10月，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

按照日军惯例，陆大前五名毕业生就是应该在军部核心中的核心——参本作战部供职的。但石原莞尔是个另类，不能以常例衡量，他那也不知道是张狂还是变态的脾气几乎使所有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对他都敬而远之。甚至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石原君的周围除了流氓和黑社会之外，就没有正常人”。所以堂堂陆大次席毕业生，除了刚开始在教育总监部当过几个月的校稿员之外，居然没有进过任何陆军中央衙门，一直是边缘人。

这次的调动有点论功行赏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并不多。因为看起来好像石原莞尔立下大功，成了英雄，但是还是有不少人私下里非常讨厌石原。这点与石原的为人处事很有关系，日本人喜欢拉帮结派，当时皇道派和统制派斗的正酣，双方都想让“国民英雄”石原入伙，可石原哪儿都不去。皇道派的大哥大真崎甚三郎以大将之身屈尊对当时还是以小小中佐的石原莞尔说：“石原君，你可真了不起。就是一个小小的中佐，居然定期调动晚了一个星期，这是不知道把你该放在哪儿，你现在是大人物了。”

石原回答是：“陆军军官的人事调动由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决定，不是我石原能够议论的东西”。

石原就是这么地不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留一点面子，这也是后来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次石原之所以能够进陆军中央，是因为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的大力举荐。永田铁山当时是统制派的头，首先是想把这个国民英雄拉过来，其次也看中了石原莞尔的“行动能力”。石原也正好还想大干一把，把他那个“最终战争论”付诸实现，现在给出的位置是陆军里面权力最大的作战课长，岂有不从之理？但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那天，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用刀砍死，据说是因为永田罢了真崎甚三郎大将的教育总监的官很愤怒。

永田是死了，石原照样上任。一上任就给参谋次长杉山元上书表示：“（苏联）远东空军的兵力增强和西伯利亚铁道的能力向上是我军在有事之时集结由于敌军的兵力的机会正在不断失去，当下首要任务是在大陆集结所要的兵力”。

年底又主持起草了一个《现下国策的要点》的文件。它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军部应该强制国家以全部能力使飞机工业能够飞速发展，迅速解决燃料问题”。这个文件可以说是日本军部绑架政府的宣言书，在此之前的军人只是需要飞机大炮，从来没有把制造飞机大炮看成是自己的事，而石原的手却直接伸到了国家产业政策。

苏联当时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钢铁产量在1929年已经恢复到了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7年预计能够达到年产1772万吨的水平，是沙皇时代的三倍半。而日本的钢铁产量在9.18事变的1931年是166万吨，在石原进入参谋本部的1935年是年产444万吨，只是苏联的四分之一。

按照石原的计算，苏日军队实力的对比是步兵为10：3，空军是10：2.3，因此如何对付苏联是石原的首要问题。石原找来了在满洲时认识的宫崎正义搞了个有点像思想库样的机关叫做“日满财政问题研究会”，也被人称作宫崎机关，搞了个“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基本上是失败了，但这是日本一直延续到战后的政府统制经济的第一步。

战后被麦克阿瑟判了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日美开战时的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当时是大藏省的审计局长，在听了石原莞尔的计划后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石原的回答是：“我是军人，不懂财政。明治天皇教导我们军人不可为舆论所惑，不可与政治干系，要尽本分。财政情形如何，你们有什么困难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是要求国防所需要的东西。如果高桥是清大藏大臣做不到，那请做得到的人来当大藏大臣。国防政府的职责就是应该使军人不考虑作战以外的任何事情。”

这叫“不可与政治干系”？这纯粹是一种要挟或恐吓。

果然，第二年的1936年初就发生了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的“2.26事件”。

石原不属于任何派系，2.26事件与他倒没有关系。他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半道上还捎带着救了个一个人。

（载有“2.26事件”消息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救了谁？9.18事变时的盟友，后来的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预备役大佐。桥本欣五郎倒没有参加2.26事件的策划，他也不是什么皇道派。但此人天生喜欢政变，为了配合9.18的三月事变和五月事变都没有成功，本人也刚刚被解除紧闭，开除了现役。但一看见这事又兴奋起来了，在那儿跟着拼命掺和。可是被路过的石原莞尔拖了回来，要不然也不用等到东京审判，没两天清算2.26时一准轻饶不了。撕拉撕拉地也不一定。

(占领政府所在地永田町一带的叛乱部队)

当时的海军立场非常坚定，因为生死不明的总理大臣冈田海军大将是娘家人，拉出军舰装上陆战队就要干，可陆军则昏头昏脑地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昭和天皇发了火，扬言要亲自带兵去镇压才出了兵。

（2.26事件时生死不明的总理大臣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和因为长相和其十分相像而被叛乱军错杀了的秘书，妹夫松尾传藏陆军大佐。这个松尾大佐就是以后要写的濑岛龙三中佐的老丈人）

石原莞尔在立即被任命为警备参谋，整个被叛乱军占领了的参谋本部里面几乎就他一个人在按时上班。其实第一天石原也没有在准备镇压，因为石原觉得谁在闹什么也和他没关系，他还是在搞他的“产业五年计划”，叛乱军发现还有人在上班，派了人来准备“撕了撕了”这个人，谁知道派来的人发现是同一个日莲宗道场的石原莞尔大佐，收起手枪，向石原鞠了一躬：“能够见到大佐阁下是一生的光荣，请大佐加油”，一个向后转，走了。

石原在那时候的日本陆军，就是这么一个半人半神的妖怪了。

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石原莞尔又出任了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2.26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指挥严厉镇压。

后来“2.26事件”被镇压了下去，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虽然不是统制派，但是在事变中表现不错，立场坚定的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19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1937年1月广田内阁垮台，天皇让陆军元老宇垣一成大将组阁，就是说“大命”降下来了。可是石原等所谓“军内革新派”就是看这个元老不顺眼，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内阁当陆军大臣时曾经主持过一次“宇垣军缩”，裁过一次军，一下子裁掉了四个师团十六个联队。你说如果宇垣要是当了总理，石原那个倒霉的五年计划还能指望？所以石原拼了命也不能让宇垣一成出任总理。

天皇都已经下了“大命”了，石原莞尔还有能耐让天皇收回成命？能，他只要逼得宇垣向天皇请辞就行了。日本有一条“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规定，就是规定陆军海军两大臣必须有现役军人担任。这条规定是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老祖师爷山县有朋在1900年规定下来的，后来1913年的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算是把“现役”两个字去掉了，就是说虽然实际上出任这两个大臣职位的全是现役军人，但在理论上预备役军人也是可以担任的，所以刚刚下台的广田内阁又把“现役”这两个字给加上去了。

这两个字就那么重要？回答是很重要，有了一个现役的限定，只要军部愿意，随时可以让内阁垮台，或是组阁流产，方法就是不出人当大臣，要知道日本当时是统帅权独立，军人就只听他的上官，政府管他不着。1911年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就是由于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大将的突然辞职而垮台的。这次石原莞尔串通了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小矶国昭三位陆军大将，向宇垣一成通告陆军将不派人参加内阁。宇垣一成只好乖乖地去向天皇辞组阁的差事，什么天皇陛下，看起来不如石原大佐阁下。

宇垣组阁失败，由那个原来有点倾向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来组阁。石原莞尔本身没有派别，皇道派统制派什么的对他意义不大，再加上满洲事变时如果没有“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的全力支持，石原莞尔是不是有那个勇气赌一博也只有石原本人才知道，所以石原没反对林铣十郎出来组阁。当然林铣十郎也不是傻瓜，他知道什么人有实力。在选定内阁人员选定时林铣十郎大将很谦虚认真地去征求了石原莞尔大佐的意见。石原的方案是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石原是所谓“行动派”，一当上作战部长以后甚至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新成立了一个“战争指导课”，把原来总务部所管的仅限于对具体战案所行使的动员和编制机能扩充到对未来战争的动员和编制规划，使之具备了货真价实的“战争指导”机能，这样的改组以后，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石原部长成为了实际上的参谋次长（当时的参谋总长是皇族闲宫院载仁亲王，只是挂名，实际行使权力的是参谋次长）。

石原又重新主持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应该说，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起码从现实的工业生产和军事兵器实力来说，立即和苏联交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石原看来，苏联南下的路线有三条，分别是满洲，内蒙和新疆。但是因为地理的因素，苏联人肯定会放弃后两条而选择满洲，所以要北极熊打消南下的念头，首先就要经营好满洲国。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媒，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只要不和英美翻脸，石原认为英美会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因为有一个日本人控制的满洲，正好为英美消除了共产主义南下的忧虑。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也就是说：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石原莞尔其实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他的想法也成天在变。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手脚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就是说石原莞尔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反战人士”，他只是主张为了将来的战争而约束现在的战斗罢了。

看起来为了准备“和美国的最终文明战争”，石原莞尔似乎准备暂时在满洲委屈下去了。

但是皇军可不止只有一个参谋。石原莞尔想的是不是别的参谋们想的这就要知道了。当时围绕着石原莞尔有个被称为“满洲派”的团伙，主要成员是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的矶谷廉介少将，军务局满洲班长的片仓衷少佐和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今田新太郎少佐这几个军人和几个满洲浪人。这个集团本身就人让人觉得可疑：几个军人全是从满洲发的家，没有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出身的精英阶层，更没有中央政府各省的精英支持和参与，所以从石原的失败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注定了的。

1936年秋天，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一个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和田中在一起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

（和德王在一起的田中隆吉大佐）

这中间还出了这么档子事，“绥远事变”的时候，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11月20日飞到现场想阻止，被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调侃了一句：“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对啊，没有什么不对的。天下难道有上车就关门的道理？只许你石原莞尔披将星当部长，别人升官发财的想念就不成？

始作俑者，乃石原莞尔本人。所以他的战略构思无法推行是注定了的。

石原升任作战部部长是1937年3月，接任他留下来的作战课课长职位的不是别人，就是几个月之前讽刺他的武藤章大佐，与此同时新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是田中新一大佐

四个月以后的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不少日本人喜欢探讨所谓“卢沟桥事变的真相”，研究是谁开的第一枪，除了日本人的严谨习性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悔不当初”的感情。冈村宁次有一句话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研究热的由来：“《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很多日本人一直在吃后悔药——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就好了。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愿去想：卢沟桥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事件，但卢沟桥事变反映出来的当时中日关系和中日民族的想法则是必然的。在华北大地上已经铺满了干柴，随便的一点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的。

首先，当时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个的个人也好都极为好战。在军部和不良媒体的宣传下“惩膺暴支”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主流思维，其实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国除了是“暴支”之外，还是“弱支”，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病入膏肓，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弱国，都不存在“战斗”的问题。

反过来看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大多数地方军阀，他们也渴望战斗。但这不是一种能用“好战”来解释的情绪，这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中国弱，很弱，同样的战斗，中国要比日本付出更大的多的代价和牺牲，但中华民族在当时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资格，战争是被强加了在他们头上的。作为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体个人也好，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战斗，这就是1937年7月在中国大陆存在的事实。

所以在“7.7事件”发生以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1．同时动员15个师团。

2．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

3．战火可能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

4．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和

5．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载有“77事变”消息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这些后果不利于他的“最终全面战争”，所以石原主张就地谈判，不扩大事态。石原的主张得到了一些支持，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就是说日本陆军军部作为一个组织一开始还是不主张扩大事态的。但是不扩大派其实就只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和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这么数得出来的几个人，其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成员几乎全是主战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为首，加上军务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这两个身居要职的主战派。

挑起事端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当时正病入膏肓（后来于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和作战参谋池田纯久中佐倒是主张慎重行事，不可扩大事态。但关东军和朝鲜军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纷纷上书陆军中央，要求“决断”。关东军的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就干脆跑去了天津督战，生怕打不起来。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向内阁提出动员三个师团的提议被否决，但是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其实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的缺点，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在日本人中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十五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十五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从表面上看风光无限，但实际上石原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经验，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在被后起的石原莞尔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所以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什么扩大事态？这个所谓的事态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来的吗？

（作为奖励和向国际社会示威，石原曾被任命为松冈洋佑的随员出席国联大会，注意石原穿的是长袍马褂。这种奖励被认为是鼓励日本陆军中下级军官扩大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这些心理和个人经历上的原因以外，石原的警告没有引起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

中日全面战争既已爆发，主张不战，引人生气的石原莞尔就没有必要还留在陆军中央了。1937年9月石原即调任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这其实是他的盟友，前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动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力为已经是四面楚歌的石原莞尔所能够找到的最好位置了：石原莞尔当时是少将军衔，不够当师团长，找个旅团长给他当又太委屈，与其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当参谋长，不如回关东军，那儿到底是石原莞尔发迹的地方。

可是板垣征四郎忘记了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是小心眼的东条英机中将，从石原莞尔的个性来看，重回关东军其实是个最差的选择。

石原莞尔自认为是“满洲国的建国之父”，他是为了准备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而建立这个“满洲国”的，他要把这个“满洲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后方基地。可是对东条英机来说，所谓“满洲国”就只是三个汉字而已，在东条英机看来石原莞尔的那一套和赤化言论没什么两样，事实上在东条英机当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的时候就已经抓过不少石原莞尔的哥儿们。

这就决定了俩人的不和。

东条英机和石原莞尔两个人翻脸的过程挺有意思，如果把伪满比作一个二奶的话，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就是先后的老板。东条虽然和石原见解不同，但由于两人从没共过事，也谈不上从一开始东条英机就在打击石原莞尔，相反在石原到任之后，东条英机立即把所有有关军事的事项移交给了石原莞尔。但石原要的不是这个，石原要的是对“满洲国”的政治控制权，而东条英机不肯放弃恰恰就是这个权力。所谓“满洲国”已经成了东条英机的私人天下。当时伪满有一个“二KI三SUKE”的说法，是指实际上在操纵伪满的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星野直树（“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松冈洋佑（满铁总裁），鲇川义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社长，现在的日产（尼桑）公司和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和岸信介（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这五个人，前两个的名字最后一个读音是“KI”，后三个人名字的最后读音是“SUKE”，所以有这个说法。前三个是上了审判台的甲级战犯，后两个也在巢鸭监狱住了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