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把國人分成了兩大群體:城鎮戶口（居民）和農村戶口（居民），即城裡人和鄉下人。在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之間設置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鴻溝。

城鎮居民享受衣，食，住，行等生活上的便利。有豐富的文藝，體育活動。特別是享有在教育資源和就業等方面的特權。在大饑荒年代，糧食和肉，油等付食有定量供應。雖然不充裕。但是有保障。

農村戶口把農村居民拴在農村，成了鄉下人。鄉下人只能從事農業勞動。享受不到上述城裡人的生活，教育和工作待遇。大饑荒年代，自己耕種收穫的糧食被過多的徵收了公糧,因而留給自己的口糧不足而餓死很多人。

有了戶籍制，人們被戶口本拴住腿，就不能隨便移居。在北京，沒有戶口而居留的叫“盲流”(盲目流動)，由政府拘留，然後遣返回原籍。

如果農村居民外出到城裡探望親戚，需要所在地公社開具介紹信。如停留三天以上，要到城鎮街道辦事處辦理臨時戶口。可見對人口流動控制非常嚴格。

所以絕大多數鄉下人都盼望轉成城市戶口，俗稱“農轉非”。主要有以下三種渠道：

第一，考取大學，畢業後即安排工作而成為國家幹部。

第二，當兵提干。以後可以轉業留城市工作。如果不能提干，只能復員回農村。

第三，與城裡人結婚。如果這個城裡人有本事，苦熬多年後，有可能解決你的戶口問題。

俺工作的設計所，這三種人都有。最艱難的是幾位農村出來的大學畢業生，雖然自己輕鬆的做了國家幹部，成了城裡人。但是由於和農村姑娘結婚，卻不能到城市一起生活。為了老婆，孩子能得到城鎮戶口一起生活，只好全家窩居在集體宿舍多年。然後由農村開具證明，說明無法在原居地生活，才能轉為本所落戶。但是不會安排工作。只能在基建或環保單位做臨時工。生活非常艱難。一個小縣城都如此困難，要去大城市可想而知。

反之，城裡人如果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則被剝奪城裡人資格而被發配到農村勞改成為了鄉下人。例外的是文革中千萬中學生在偉大領袖的號召下，“自願”上山下鄉接受貪下中農再教育。文革結束後，又迫不及待返回城市。看來還是不願意做鄉下人。

其實，城裡人也是分三，六，九等。北京，上海的戶口本是一等的。省會城市戶口本是二等。其它從大城市，中小城市到縣城順次排列。如果你因為結婚或親屬團聚要移居到另一個城市。從高到低等一般沒什麼問題。而要從低等到高等，就需要有相應的能量(能力)。

俺在1969年12月從濟南軍區部隊農場到所分配的設計所報到。兩年後結婚。設計所原來在海邊大城市。文革中因為“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為防止敵人的攻擊，軍工企業一律內遷到三線。於是本設計所遷到湖北省一個離縣城還有十公里的叫做海慧溝的山區。全部是新建的簡易辦公室，實驗室和住宅樓。

而老伴的工作單位在北方省會城市。當時並無休假這一規定。只有夫婦居住異地，每年一次探親假，為時三個星期。路上單程就要二天。特別是有了女兒後，老伴一人帶孩子和工作，極為辛苦。因此想調動工作到一起生活。

向領導提出調動工作的要求後，得到的答覆是：只能把老伴調到湖北三線的俺所工作。不能把俺調到老伴的城市。因為那是省會城市。無法解決戶口問題。一直拖到文革結束，大學恢復招生考試。總算看到一線希望。回到考場，考取研究生。又把專業從軍工改為土木工程。認為當時國家百廢待興，這個專業是急需的，大有發展前途。

辛苦三年，臨畢業時，畢業方案中把俺分配到湖南長沙的一所大學任教。雖然離開了三線的小山溝，但是仍然沒有解決夫婦兩地分居的問題。導師對此很關心 專門寫信把俺推薦給老伴所在城市一所大學的教授。該教授同意接收後，由該大學向教育部發伩，將俺的畢業分配方案改到該校。一個大難題終於解決。到校報道後，數月後評級為講師。享受科級幹部待遇。分配一套二居室住房。一家三口終於團圓。當時女兒已經九歲了。

這是俺唯一一次走後門。得益於兩個原因。一是兩位教授都是業界的著名專家（後都當選工程院士），有影響力。二是當時正值文革剛結束。國家處於破舊立新的時期。因此人們思想活躍，政治寬鬆。政府機關辦事也比較人性化。

離國三十多年，對國內情況了解不多。但是戶籍制度沒有取消。現在農村人口進城市工作叫農民工。即使開了公司當了老闆也叫農民企業家。因為沒有城鎮戶口，他們無法享受城裡人的待遇。子女也不可能就讀城市的公立學校。受人岐視，在寒冬季節，被稱為“低端人口”而驅趕出北京。

老伴的一個侄女，碩士畢業後加入華為工作。分配在北京的辦公室。但是只能把戶口落在深圳，而沒有北京戶口。連華為這樣的大企業職工都如此。其它中小企業的外境可想而知。 

綜觀以上，戶藉制拴住你的腿，限制了人民的遷移和居住自由。特別是在城鎮戶口(居民)和農村戶口(居民)之間人為的築起一道鴻溝。對農村居民設置種種限制。使他們受到歧視。這樣的專製法規在舊中國沒有，在全世界其它國家也沒有（不知金三胖的北韓如何？）。應該徹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