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杨元元的自杀事件成了国内的热门话题。2002年，杨元元毕业于武汉大学商学院。2009年，进入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从2009年9月12日入学报到以来，杨元元与母亲同住在她的学生宿舍内70来天，睡同一张床。原先和杨元元同住一间寝室的同学随后向学校提出更换宿舍的要求，得到了学校的同意。后来，杨元元向学校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学校帮其母亲在学生公寓内安排住宿和找一份校内工作。学校没有答应杨元元的要求，没有为其母亲安排住宿，认为那是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但学校老师帮助杨母提供了租房信息。母女俩于11月20日向校内一名体育老师租用了一户单元，租金为每月450元。但是，在2009年11月26日早上，杨元元在自己宿舍里的卫生间内用毛巾上吊自杀了。随后，家属向校方提出了35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请求，5万用于处理杨元元的后事，30万元给杨母购买住房。

 看国内人们在网上的留言，多数人是在声讨上海海事大学，认为学校不讲人道，不同情穷苦人，是学校的冷漠无情导致了杨元元的自杀。也有少部分人认为学校不是福利院，没有义务为杨元元的母亲提供住宿，杨元元的死和学校无关。对杨元元的死，我本人觉得是非常惋惜和同情，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子，有着光明的前途，却因为一时的贫困，就在痛苦中选择了自杀。但是，对谁应该承担她死亡的责任，我有区别于多数人的看法。在我最初看有关杨元元自杀事件报道的时候，因为里面非常突出地渲染了上海海事大学的冷酷无情、杨元元临死前几天的精神崩溃以及她家庭的贫困无助，我也觉得学校在她的死上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当更多地了解了杨元元临死前的言行表现时，我觉得她的死和上海海事大学没有太大关系。我认为，一是穷困的生活状况给杨元元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二是她持有的错误价值观念使她轻看自己，没有了活下去的信心。

 首先，上海海事大学没有义务为杨元元的母亲安排住宿。现代社会的人（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一个单位要正常运转，无论其大小，都需要有明确的制度。上海海事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是提供给研究生用的，学校按照规章制度没有继续让杨母住在学生宿舍里是合情合理的。试想，如果学校今天为杨学生的母亲安排一个床位，明天又为李学生的爸爸安排一个床位，后天又为王学生的配偶和孩子安排一间宿舍，那么学生公寓很快就成了家属楼，学校就成了提供免费服务的社会福利院，老师们每天都得忙着为学生们解决这些不归他们管的家庭问题了，还怎么去教书育人呢？上海海事大学能够让杨元元的母亲在学生宿舍里住70天，这种做法已经是在尽人情而破坏制度了。其实，从杨元元母亲描述她死前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杨元元并没有对学校有不满情绪，只是觉得自己贫困而无助，文章后面会说到这些。那种故意渲染是学校逼死杨元元的言论，可能是杨家人为了制造舆论，渲染悲情，迫使学校交出三十五万元了事。也就是这种事情发生在了中国，学校会出于人道考虑和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出点钱了事。如果发生在美国，一切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学校是不可能出钱的。我想起了自己在北京念研究生时的一个经历。当时，我们的研究生宿舍管理得非常严格，谁要上去找人都要出示证件并登记，当然也绝不允许留外人住宿了。有一次，一个老乡来找我，他在门卫室的窗口前蹲着身子溜进了我们公寓，躲过了门卫大叔的注意，就没有登记，晚上也就住在了我的宿舍里。没想到，第二天，他在门卫室窗口前蹲着身子溜出公寓时，被门卫大叔看到了。结果研究生部通报批评了我，还罚了我20元现金。与我们非常严格的研究生宿舍管理相比，上海海事大学已经是非常地宽松了。然而，为什么国内人会一边倒地讨伐本来是没有责任的上海海事大学呢？我认为，由于当今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和普遍的分配不公，使普通民众有一种仇富和不相信政府（包括学校管理机构）的心理。当民众有了这种心理，他们就再不愿意深入地探究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也不愿意考虑什么制度和原则，只要是社会弱势群体受了伤害，那一定是利益集团的错，是他们在虐待穷苦人。

 贫穷的家庭状况迫使杨元元要处处照顾母亲，影响了她正常的生活。由于家庭贫困，母亲没有钱在湖北宜昌老家买房子，从杨元元在武汉大学念书到在武汉工作，母亲都与她住在一起。杨元元来上海念研究生，又把母亲带到了上海。网上一篇文章描述了杨元元自杀前的24小时，从中可以看出，杨元元和母亲每日三餐都在一起，她还经常晚上陪妈妈散步。我们设想，如果她们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母亲在老家有个房子住，也就不会每天形影不离地在她身边。因为妈妈每天在她身边，她就要支付两个人的生活费用，也要支付母亲的租房费，心中一定压力很大。如果仅是她自己在上海念书，她的那点助学金也勉强够糊口了，她也可以清苦地安心念几年书。但是，一看到妈妈，她心中的压力就来了，而且这个压力是她摆脱不掉的。所以，在自杀前一天，杨元元反复地说：没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自己很对不起妈妈。我们必须承认，杨元元的家境贫穷是和整个中国社会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分不开的。但是，真正导致她轻生的，是她自己的心态。

 贫穷的成长环境使杨元元建立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一旦无法达到过富裕生活的目标，她就完全地否定了自己，没有了活下去的信心。由于从小家境贫困，杨元元非常看重金钱，想着只要有了钱，生活中一切都会是美好的。所以，在自杀前一天，她向妈妈说起了她在武汉代课时一位15岁女学生自杀的事情，她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个女孩家庭条件那么好，也会去自杀。杨元元也告诉妈妈：“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杨元元一直在积极地面对生活、刻苦努力地掌握知识，因为她想改变贫困的生活状况，过上美好的日子。尽管她学商业、学法律，但她并不真正喜欢这些专业，只要干什么能够挣到钱，她就会努力地去追求。所以，从2002年本科毕业到2009年，杨元元的工作一直漂泊不定，她教过英语、卖过保险、担任过编辑，也做过衣帽等小商品生意。我们可以看到，她学习和工作的目标就是为了赚钱。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在她看到以前学习不如自己的同学，却在上海当老师有高收入时，她的心理就严重地失衡了，就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努力和选择。

 我想，在刚来上海的时候，杨元元一定是满有信心地来求学的，希望以后当个律师，有不错的收入。但是，穷困的现实生活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她连母亲的基本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和母亲只能吃咸菜、馒头。她穷苦的生活与花花世界的大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使她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没有用，否定了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否定了自己的能力，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她突然对自己失去信心是和她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不可分开的。她一直不懈地努力就是想挣钱过好日子，但现在她突然看不到了过好日子的希望，她心理上有了极大的挫折感，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徒劳的，看自己也没有了价值、没有了尊严。于是，心灰意冷的她选择了逃避现实。其实，是她金钱至上的观念一时糊住了她的眼睛。一位前途光明的研究生怎么就没有了希望呢？那些每天在井下挖煤、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矿工，不也活得苦里有乐吗？一时的困难难不倒人，总是会有解决办法的，是她的心没有了希望的光。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自己念研究生时的一段类似经历，我曾经在“财迷心窍使我变得愚不可及”文章里进行了描述。在大学时，我学习非常刻苦，一心要考上研究生，以后出人头地。但是，当我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北京时，自己过着贫穷的研究生生活，再加上农村的父亲患了晚期胃癌，我就非常地茫然。我就问自己：我那么拼命地学习，难道就是为来这里过苦日子吗？我觉得自己真是没用，手里连几百元钱都给家里拿不出来。当时的我根本不去考虑研究生毕业以后的未来，那太遥远。我只是觉得自己走错了路，哪里如本科毕业就马上挣钱的同学们活得好。我考上研究生的自信和喜悦一点都没有了，只要能挣上钱，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研究生。因此，我也就财迷心窍，最后上当受骗，还差点被杀了。我的情况和杨元元有类似之处，都是出生贫寒家庭，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挣上大钱，过上舒服的生活。我们根本不在乎干什么，只在乎是否能够挣上钱。这种拜金的心态可以使人唯利是图而走向堕落，也可以使人失去信心而一蹶不振。如果一个人看不到自身心态的问题，那么即使他走上社会，有了好的工作，也会出现各种问题，或危害社会或危害家庭。

 从杨元元的自杀，我们看到，她的死和家庭贫困分不开，但真正导致她死的是她错误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人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追求金钱而活着，金钱会辖制人的心，会使人做出愚蠢、丑陋和罪恶的事情。我们要以一颗平衡而客观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和自己，不要做了金钱和名利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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