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网上一则发生在17年前的故事。 2007年，我从北京坐火车去广州，坐的火车硬卧，中铺，对面中铺是北京某医院的一位副主任医师，我们俩由于对着铺位，闲聊中，知道他是去广州某医院做交流学习的，人性情温和，温文尔雅，此为背景。 火车平稳行驶十个小时左右，某站上来一家四口，夫妻俩帯着两个八九岁左右的双胞胎男孩。那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自从上来这家人四口开始，火车车厢里就不得安宁：两个熊孩子大声喊叫，上蹿下跳，一刻不停地乱喊乱叫，不停打打闹闹，有人叫来乘务员，面对乘务员的制止，孩子根本不听，孩子的家长更是变本加厉，一副蛮横不讲理的姿态，说什么虽然孩子小，但都是购了票的，嫌乘务员多管闲事，乘务员叫来乘警，乘警也表示没办法，后来大家只有叹气的份儿，有位北京大哥出面还没说两句，孩子的家长立马矛头指向那位大哥，那位大哥只得摇头不语，大家只好沉默忍受。 过了一会，大约一个半小时，两个熊孩子也许累了，叮叮当当地爬上了上铺，上了铺按说一人一位，也累了，可是继续你跳过了，我跳过去的闹，忽然间火车咣当一声刹车，又猛的晃了一下，不幸就此发生，出事了，其中一个孩子直接掉了下来，砸到了我对面中铺的栏杆，顺即接着又砸到了桌子，即刻重重的摔在了地上，直接没声了：昏死过去了。 整个事件，就是一瞬间一眨眼的事，任何一个人都没反应过来！ 熊孩子家长直接懵逼了，他们夫妻俩万万没有想到会这样！连哭加叫地慌忙喊乘务员，要求乘务员去广播，希望车上有医生乘客，要求乘务员协商让医生来抢救他们的孩子！等了好久，喇叭一直播放寻求医生的广播，可是一直也没一个人来。 我看我对面铺位的副主任医生，静静地躺着，像是睡着了，一言不发，就当没事儿一样。 两位家长不停地哭叫，没办法，抱着瘫软的孩子，呜呜的哭。万般无奈地情况下，最后还是听从列车长的建议，安排打了急救电话，然后全家在最近的下一站下车了。 车厢里的安静，有些窒息，有些可怕。除了火车不停地晃动，就是几乎凝滞的空气。 副主任医生后来告诉我，他在假寐中犹豫过，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他是怕惹祸上身，因为法律无法保护任何一个医生在非医疗环境下的治疗行为。“我不怕你说我冷血，我们见得多了类似的事件儿，因为孩子这一摔，成了一个中重度脑损坏外加呼吸道阻塞的病号，内行人都清楚，这种情况下，施救风险有多大！而且你也看到了，孩子的家长的所作所为，让你，你敢吗？只要孩子的家长一个不高兴，或者说，一个不讲理， 结果就是，我可能倾家荡产，再加上我的职业生涯随即终止。但话说回来，如果孩子家长温文尔雅，我自然也会义无反顾地实施我做医生的职责，真可惜，没有如果......”我心里当时五味杂陈，也在想如果自己是医生会不会出面救那个孩子呢？一想到孩子家长狰狞的面孔，我也就觉得不寒而栗！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医生有这么大的风险呀。 隔壁一个声音传来：“这个事怨不得别人，纯粹就是因果报应，咎由自取......” 故事不像是编的，其中情节在今天看来也许实在不值一提，因为如今的剧情可比这暴烈得多、狗血得多。这恰恰说明了社会整体的堕落之快。 当野蛮与无赖可以在社会上畅通无阻时，善良就可能会为自己引来官司甚至是杀身之祸；当一个社会从上到下进入了一种互害模式后，从此便再没有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人完全无辜。人人仇恨、人人自危必然会成为常态。 今年以来，心怀仇恨、情绪发泄、报复社会、滥杀无辜的案件时有发生，最近更出现了几个未成年的熊孩子残暴地杀害同窗、毁尸灭迹、却能像没事人一般安然处之的惊人案例！ 怎么就成了这样？！ 受害者的无辜，当事人（甚至是孩子）的冷血，旁观者的冷默，执法者的冷酷，主流媒体的“冷静”，所有这一切，造就了当今持续上演的悲剧、闹剧与荒诞剧，而且愈演愈烈。 然而这些只是现象。 有人说：假如法律不能维护正义，血亲复仇就会复兴；假如法律不能保护好人，以暴制暴就会复活。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会选择放弃做君子做好人，最终所有人都变成小人和流氓，甚至野兽。 难道人，退化成野兽，只在一念之间？ No！这分明是长久以来从上到下践踏法律、无视规则、肆意所为所导致的全社会的整体堕落！ 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也有人反驳：不对，是有什么样的政府才有什么样的人民！云云。 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由来已久，永无止息。 但毫无疑问的是：民众的自我反省，无法代替统治者的难咎其责！因为它们，是造成今日之恶果的始作俑者。 民众需要反省的是： 面对如此恶行，只知义愤填膺，进而就事论事、细致分析、呼唤正义，但却在有意无意中忽略和回避那些产生有害环境的根本动因，那么更多的悲剧就不可避免。 就像文革，当人们仅将所有罪恶归结于“万恶的四人帮”，却丝毫不敢直面并清算真正的始作俑者时，所谓的反思便是一个笑话，一个既荒唐又愚蠢的笑话！ 请看！正是在所谓不停的“反思”中，社会又回到了文革。这哪里是反思文革？分明是反思和否定改革的“反文革”才对。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变本加厉。 列宁在说到资本家的贪婪时，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 列宁：“同志们，不要惊慌，当形势对我们不利时，我们只需把绳索抛给资本家，他们就会拿着它乖乖地往自己脖子上套。” 一位布尔什维克大声回应：“说得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是，我们从哪里能搞到那么多绳索去吊死所有的资本家呢？” 列宁轻松地回答：“你放心，他们会卖给我们的！” 针对以往中美经济往来的得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逊（Michael Hudson）对上述列宁的话体会颇深：“列宁曾经说过，资本家要卖给共产主义者上吊的绳索。但结果却是：资本家让中国卖给自己用来绞死美国资本主义的劳动力。” 这是美国近年来对“自杀”现象的一种反思。 我们在这里不妨借用一下“革命导师”的这个比喻： 说统治者是始作俑者，就好比说它是卖绳索的。它将绳索卖给民众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自己套上绳索乖乖就范。而且事实上，许许多多民众已经或正在将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任凭其越拉越紧，难以呼吸…… 可问题是：就在不远的未来，有谁能够保证，民众不会用买来的绳索去吊死卖绳索的呢？ 这不是信口胡说，而是列宁的洞见。况且，历史告诉我们的，同样如此！ 导师毕竟是导师，果然不白给！ 而历史，究竟只是重复？还是会向上攀升？取决于人们是否对绳索视而不见，认识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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