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開年，註定是不平凡的。在爭先上演的大戲中，戲碼一路從南美的委內瑞拉，頃刻便火到了西亞的伊朗。

千萬不可小覷這兩個國家，前者對拉美的影響舉足輕重，動盪所帶來的巨變在所難免，首當其衝的就是古巴；而後者，或許依舊帶有昔日波斯帝國的基因，當年居魯士大帝雖然彪悍，但底色卻是兼容並蓄、多元包容，絕非如今的伊斯蘭，……一旦這個國家翻轉，將深刻影響到中東乃至歐洲的地緣政治，當然，這影響恐不僅僅限於地緣政治。

難不成這世界真的要變天了？

1979年前後的伊朗，反差之大令人唏噓

忽然就想到了那個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中被廢黜的老國王巴列維。那一年是伊朗的重大轉折點，從此這個曾經相對開放的國家開始了重回“中世紀”的節奏。

說到老國王巴列維，也算是一名堅定的親美、反蘇、反共產主義陣營的領導人了。想當年他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始終抱有警惕，保持着審慎的態度。也因此，他一生都沒有踏上過中國這片土地。直到1971年中伊建交，兩國關係才開始改善。

記憶尚存的，是老國王的第三任妻子、素有“伊朗玫瑰”之稱的伊朗王后法拉赫·巴列維（Farah Pahlavi）。1972年9月她代表國王訪華，剛入中學不久的我，在天安門前迎賓的人群中與她曾有過“一面之交”，當時陪同她在敞篷車上的，是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

記得那時，北京的中小學生是迎接外賓歡迎人群的主體，迎賓，更好像是一項十分重要且光榮的政治任務，排練起來竟是樂此不疲，至於上課、學業，一概讓路，突出政治嘛。

訪華之後的法拉赫·巴列維（1973年）

機場上歡迎人群與法拉赫·巴列維的互動

從報紙上可以看出當年歡迎的空前盛況。

法拉赫，1938年出生在德黑蘭一個貴族家庭，是家中獨女，她的原籍是阿塞拜疆，父母十分開明，既尊重伊朗的歷史和文化，又希望女兒能受到現代化的開放教育，所以她中學時就接受了法語和波斯語雙語教育，培養了許多興趣愛好，從文藝、科學到各種體育運動。

1957年，法拉赫遠赴巴黎學習建築，在那裡與伊朗國王巴列維邂逅。當時19歲的法拉赫作為伊朗留學生代表，在伊朗駐法大使館見到了伊朗末代國王巴列維，兩人隨即墜入愛河，於是乎，年齡相差19歲的“大叔”戀情自此上演。

兩年後，法拉赫嫁給了巴列維，當時的婚禮按照伊朗傳統舉行。然而到了1960年代，因深受歐美文化影響，巴列維國王決定模仿歐洲的拿破崙，要與法拉赫一起舉行一場盛大的加冕儀式。結果便有了1967年10月26日那場伊朗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帝后一同加冕的盛大儀式。

據說，當時巴列維國王所戴的王冠上飾有3380顆鑽石、368顆珍珠、祖母綠和寶石以及金、銀和紅色天鵝絨，極盡奢華。而法拉赫佩戴的加冕鳳冠則飾有1469顆鑽石、36顆祖母綠、36顆紅寶石、105顆珍珠和其他寶石，冠中央鑲嵌的一顆150克拉祖母綠。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流亡美國的老國王和法拉赫的長子禮薩·巴列維（Reza Pahlavi）也出席了自己父母的加冕儀式，當時他7歲。

極盡的榮耀，預示着巔峰上的跌落。

1979年1月16日，“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法拉赫隨丈夫流亡國外，先後輾轉埃及、摩洛哥、巴哈馬群島、巴拿馬和墨西哥。1980年老國王患癌症離世，法拉赫帶着四個子女移民美國，過起了平淡、靠變賣珠寶甚至向朋友借錢度日的生活。法拉赫將孩子帶大後，於1985年離開美國赴巴黎定居，那是她曾經偶遇巴列維的地方。

接下來，打擊接踵而來，2001年她的小女兒因患沮喪症和失眠症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10年後她的次子開槍自殺。之後，為了緩解拮据的經濟狀況，法拉赫開始撰寫回憶錄《永恆的愛：我和巴列維的歲月》，該書於2003年出版。

儘管伊斯蘭共和國在成立時就取消了王室所有的頭銜，但在海外的伊朗流亡者和伊斯蘭共和國的反對者眼中，法拉赫仍是他們的伊朗王后，是那個古老國家的象徵。她會不時地出現在歐洲各國王室的婚禮和慶典上，仍然堅持履行着自己的職責。在回憶錄中她說：“我，法拉赫·狄巴，不是婚前的女孩，也不是婚後的王后，我是名叫法拉赫的女人，嫁給了一個叫做巴列維的男人，現在，我是姓那個男人姓的寡婦，因此，我的真正姓名是法拉赫·巴列維。”

我曾好奇這個橫跨亞歐的國家何時從波斯更名為伊朗？

答案是1935年，那是老國王的父親禮薩·沙阿·巴列維所為。這位伊朗王國的締造者和巴列維王朝的首任國王，或許是為了迎合當時國家現代化和民族獨立的潮流，將他以為是外來語的“波斯”稱謂，改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伊朗”。如今看來這一改動當屬敗筆。豈不知在西方公眾眼中，對“波斯”（Persia）有着高度正面的文化聯想：那意味着詩歌、地毯、文明古國……而“伊朗”（Iran）則在冷戰後逐漸與革命、伊斯蘭主義、地緣政治風險相聯繫。正因如此，老國王1959 年曾宣布：“Persia”與“Iran”在國際上可並行使用，以至於現如今，政治語境多用 Iran，而文化、歷史、藝術語境仍常用Persia。

總之，1935年的更名，是巴列維王朝首任國王試圖將一個“被他者命名的古文明”，重塑為一個“由自身定義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象徵性行動，它體現的是主權意識、民族主義、世俗化與現代國家建構的交匯，而不僅是語詞選擇。

他的目的達到了嗎？

不過，伊朗也好，波斯也罷，從伊朗回溯波斯，在長達2500多年的跨度中，這個國家總是充滿故事，尤其是波斯王后的故事，更是被聖經以及當年的史學家所記錄。

薛西斯王和他美麗、殘忍的王后阿美斯特里斯（Amestris）

從自然歷史的記載中，古希臘史學家兼旅行家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敘述了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的崛起，直至公元前490年波斯在馬拉松戰役中兵敗希臘聯盟。然而有趣的是：在歷史敘述間，希羅多德突然插入了一段關于波斯王薛西斯的風流逸事。

公元前486年，大流士一世與居魯士女兒之子——薛西斯一世繼承了波斯王位。在剛剛經歷與希臘海戰的災難性失敗後，薛西斯逃離到薩第斯（Sardis）。在那裡，他愛上了同住一地的兄弟馬西斯忒斯（Masistes）的妻子。薛西斯多次派人向她示愛，卻始終未得應允，又因為忌憚兄弟情分，所以一直也沒有對兄弟之妻用強。

當一切嘗試和手段都歸於失敗後，薛西斯只好安排自己的兒子與兄弟之妻的女兒、也就是馬西斯忒斯之女阿爾塔因忒（Artaÿnte）成婚。他原以為藉此安排，自己或許更容易得到自己所鍾愛的人。

然而劇本至此開始進入“狗血”，這位好色的波斯王竟然徹底放棄了對馬西斯忒斯妻子的追求，轉而愛上了馬西斯忒斯妻子的女兒，也就是自己的兒媳——那名少女，並且最終得手。

時間一長，事情自然敗露，王后大怒。具體經過如下：

穿上長袍的阿爾塔因忒

薛西斯的王后阿美斯特里斯，織成了一件極其華美、色彩精妙的長袍，令人賞心悅目。她將長跑送給了自己的丈夫。薛西斯自然是十分歡喜，於是他穿在身上向自己的小情人阿爾塔因忒炫耀。只不過他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在一時得意中隨便允諾：可以滿足小情人提出的任何要求。

小情人睜着一雙大眼睛問：“你真的會給我我所求的一切嗎？”

薛西斯心想：她斷不會提出真正想要的那樣東西吧。於是便痛快答應，還鄭重地起了誓。

直到此刻，小情人才緩緩說出了自己的請求：“我就要那件長袍。”

這請求頓時讓薛西斯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困境：若把長袍送出，兇悍的王后阿美斯特里斯必然起疑；但若不送，又違背了自己的承諾。於是只好哄着小情人商量：願以城邦、天下所有的黃金，甚至一支只聽命於她的軍隊來交換。但這無濟於事，小情人就是認準了那件長袍。不得已中，他只好交出了那件長袍。阿爾塔因忒因此欣喜若狂，穿戴在身，洋洋自得。

王后阿美斯特里斯得知那件長袍已落入她人之手，在查明事情原委之後不露聲色。她並未遷怒於那少女，而是認為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那少女的母親。於是她開始密謀毀滅馬西斯忒斯的妻子。她耐心等待着一個時機，即薛西斯每年一度的生日盛宴。因為唯有在這一天，國王才會為自己抹油祝聖，並向波斯人分賜禮物，其中就包括答應王后的一個請求。

王后正是選中了這一天，向薛西斯請求：把馬西斯忒斯的妻子賜給她。

薛西斯驚愕無比：一方面，他怎能把自己兄弟的妻子交出去呢；另一方面，這事情本來就與自己兄弟的妻子無關呀。

可是，一邊是王后無休止地糾纏，一邊是律法規定“凡是在國王宴席上提出的請求，國王不得拒絕”。最終薛西王只好對妻子說，可隨她的心意處置那名婦人。

他之後又召來自己的兄弟馬西斯忒斯，對他說：“你是大流士之子，也是我的兄弟，你還是個好人。請你不要再與現今的妻子同住；我將以我自己的一個女兒替代她給你。你與她成婚吧。”

馬西斯忒斯大為震驚，答道：“陛下，這話多麼不合體統！你竟要我休棄妻子，迎娶你的女兒！我與現今的妻子已有年幼的兒女，其中一位已嫁給了你的兒子；而且這位妻子極合我心意。陛下，我當然對有資格迎娶你的女兒感到莫大榮耀，但你命我做的這兩件事，我一件也不能答應。請不要逼迫我。”

薛西斯聽後暴怒，答道：“馬西斯忒斯，事情已成如此：我既不會把女兒給你為妻，你也不能再與現有的妻子同住；這樣你就會學會如何接受賜予你的東西！”

就在薛西斯與兄弟談話之時，王后已派人召來王的衛士，對馬西斯忒斯的妻子施以殘酷的肢解：她命人割下她的雙乳，連同鼻子、耳朵與嘴唇一併拋給狗吃，又割去她的舌頭，隨後將她如此殘破不堪地送回家中。

馬西斯忒斯對此還一無所知，只是心生不祥之感，急奔回家後看到了被毀已死的妻子，悲憤難當，立即與子女商議，帶着兒子和部分追隨者啟程前往巴克特里亞（Bactria），打算在那裡煽動行省叛亂。然而薛西斯已察覺他的舉動，在他尚在途中之時便派兵追殺，結果他和他的兒子，以及那些追隨者盡數被殺。

這當然是一個悲劇故事。在希羅多德筆下，波斯帝國的後宮充斥着性、血緣和權力的報復鏈條，王后阿美斯特里斯更是一個在美麗外表下充滿殘忍、暴力和報復心的施暴者。而當時波斯帝國的王權似乎並非全能，而是被禮儀、法律、承諾所捆綁。

公開藐視波斯“宰相”哈曼的猶太人末底改

接下來的聖經歷史更加神奇，那是舊約歷史書的最後一卷《以斯帖記》，它為我們講述了一個不失歷史準確性的傳奇故事，關於一名美麗的猶太女子嫁給波斯國王之後發生的故事。

公元前539年，居魯士大帝攻陷巴比倫，着手建立龐大的波斯帝國。次年便下詔通告全國，將以色列被擄亞述的北國余民和被擄巴比倫的南國余民盡數釋放.於是，一場被稱作“第二次出埃及”的被擄回歸就此展開。在之後大約90年的時間裡，被尼布甲尼撒毀掉的耶路撒冷聖殿得以重建，耶路撒冷城垣得以修復，以色列民跌入冰點的信心開始復甦。

當時，亡國後被擄為奴的以色列人客居波斯，他們面前的挑戰是：如何在變化的世界中維持自己獨特的身份？昔日顯赫一時的大衛王朝已然隕落，分裂的北國和南國相繼為亞述和巴比倫所滅，猶太人一時間失去了上帝賜福的任何具體印記。他們無法相信：一個蒙上帝揀選的民族、一個為上帝所特別祝福的國度何以會最終滅亡？而波斯帝國的多元文化和多神宗教又似乎向人們預示：好像所有宗教都能引導人走向天堂。此時此刻，充滿挫敗感的猶太人能否抵禦住這股世界潮流，堅守住自己獨特的信仰？他們在被擄的年月，在巴比倫河畔，在悖逆上帝、失去庇護的無盡悔恨中，陷入了深深的反思。

聖經記載的故事是這樣的：薛西斯王，也就是聖經中的亞哈隨魯王，由於當時的王后瓦實提拒絕服從他的命令——在宴會上向他的群臣展示其美貌。一怒之下廢黜了瓦實提。於是王的侍臣走遍全國，物色天姿國色的處女供王挑選，以便能代替王后瓦實提。在眾女子中，流亡波斯的猶太女子以斯帖艷壓群芳，脫穎而出。她是同為猶太人的末底改的堂妹，後因父母雙亡被末底改所收養。美艷的以斯帖遂成為亞哈隨魯王的新寵，並被冊立為新的王后。其間，以斯帖聽從了末底改的訓示，隱瞞了自己是猶太人的族群身份。

接下來，波斯“宰相”哈曼開始向猶太人發難。他說服亞哈隨魯王頒發敕令，通令全國殺盡通國的所有猶太人。在此危急時刻，末底改意識到：挽救猶太民不至滅亡的唯一希望就在以斯帖，因為只有她才能對波斯王施加影響。末底改敦促以斯帖亮明自己的猶太人身份，為她的同胞存亡向波斯王死諫。因為按照規定，若沒有得到王的准許而擅自見王，會有遭到處決之虞。最終，以斯帖決定冒死進諫，並希望在書珊城裡的所有猶太人禁食三天為其禱告，她的赴死之言擲地有聲：我若死就死吧！

三天后，以斯帖進宮覲見亞哈隨魯王。所幸，王毫不猶豫地接納了她，並承諾答應她提出的請求，最終，她的“求王將我的本族賜給我”的請求獲得批准，新的敕令即刻發出，在波斯的猶太人就此躲過一劫。

波斯王后以斯帖

這是一個充滿着“不可能”的神奇故事。作為聖經中的一卷書，通篇都沒有提及上帝一個字，但卻隨處可見上帝的作為。隨着故事的演進，是一連串的“巧合”：王后瓦實提“恰巧”引亞哈隨魯王不高興而被廢黜；亞哈隨魯王“恰巧”選中以斯帖作了王后；末底改“恰巧”揭露了刺殺亞哈隨魯王的陰謀；亞哈隨魯王又“恰巧”在哈曼策劃殺害末底改的前夜失眠，而侍臣念給他聽的王室編年史“恰巧”又是記載末底改善行的那一段；而原本屬於流亡一族的末底改最終卻“恰巧”成了波斯帝國的新“宰相”，如此等等……

所以，故事的主角與其說是以斯帖、末底改，毋寧說是上帝。那隱去的上帝用祂無形的手，以一種上帝特有的方式拯救了祂的子民。

對照希羅多德的自然歷史敘事，相較殘忍、暴力的王后阿美斯特里斯，以斯帖則代表着克制、隱忍和策略性拯救的行動者。所以，以斯帖不是阿美斯特里斯！

而兩種敘事中的波斯王薛西斯，則有着衝動、情慾、易輕信、易被操控的特點。

如果說希羅多德的故事是情慾、嫉妒、失控的暴力，直至家族毀滅的敘事鏈條，那麼《以斯帖記》則是在“反寫”希羅多德式的敘事，有着節制、隱忍、智慧介入、最終導致民族得救的邏輯鏈條。

換句話說，王后阿美斯特里斯，代表的是權力＋恐懼＋報復的女性原型；而以斯帖代表的則是脆弱處境中被上帝使用的智慧主體。

“隱身”的上帝，在一個如希羅多德所描繪的、道德崩壞的波斯宮廷中，通過人的選擇適時工作，讓以色列民得到拯救，這是何等的美妙與神奇！

從某種意義上看，希羅多德的故事為《以斯帖記》提供了真實的歷史背景：一個制度僵化、君王軟弱、後宮殘酷的波斯世界。而《以斯帖記》並非否認這一現實，而是在同一現實中提出了一種神學回應——在最黑暗的權力結構中，拯救並非來自更大的暴力，而是來自上帝賜予被壓迫者的智慧與節制。

古代近東的宗教，究其大部，都採用神話來表達信仰。他們通過詳盡的神話來表達他們的神學信念和世界觀。這些神話所記載的重要事件都發生在歷史之外。但以色列人則不同，他們視自己的歷史為神聖啟示的場所。上帝向世界說的話，大部分都是記述，記述祂與一個民族的關係，以及祂與全人類建立關係的計劃。

而歷史，是上帝向以色列人啟示的主要途徑。也因此，聖經從宗教的角度描述歷史，它並不注重自然歷史的客觀性，而是側重於上帝救恩的歷史！

如此，便將聖經歷史從一般歷史中區別開來：一般歷史通常處理一系列在自然世界發生的人類事件；而救恩歷史則是上帝在時空中的超自然啟示，是為信仰而記錄的。

兩個王后的故事正顯現出這一差別。

禮薩·巴列維（Reza Pahlavi，1960年—）

回到今天伊朗的局勢，據BBC報道：在政府前所未有的殘酷鎮壓和近乎全面的互聯網封鎖之下，曾經被抗議怒吼聲淹沒的部分街道，如今開始歸於沉寂。一名德黑蘭居民說：“周五人非常多，多得難以想像，槍聲不斷；但到了周六晚上，情況就安靜得多了。”一名伊朗記者則感嘆：“現在走上街，簡直是不要命。”

在全面通訊封鎖進入第五天之際，更令人不寒而慄的畫面仍透過星鏈衛星終端，將伊朗人的技術創意與勇氣悄然傳向世界：醫院因傷者過多而不堪負荷；陰冷的影片顯示露天臨時停屍場內排滿一排排黑色裹屍袋；還有發送給BBC波斯語記者的語音訊息，流露出震驚與恐懼。據不完全統計並經政府默認，目前已有2萬多人被捕，死亡人數已超過2000人！而有媒體和人權團體稱死亡人數可能高達 6000人以上，少數跨國組織甚至聲稱死亡可能超過12000人，但這些數字尚未被主流獨立來源所證實。

伊朗在流血。

本周或將決定這一關鍵時刻的走向：伊朗，是再度陷入軍事打擊的烈火之中？還是繼續對民眾實施強力鎮壓，直至徹底壓下抗議浪潮？

無論如何，多年來嚴厲的國際制裁、國家的治理失當以及政府的普遍貪腐，加上對社會自由受限的深層憤怒，還有與西方長期對峙所付出的代價，令伊朗傷痕累累，其統治搖搖欲墜。

但就目前來看，權力核心似乎仍在運作。

近日，老國王與法拉赫的長子，就是當年那位出席加冕典禮的七嶺童，以長期流亡海外的王室身份通過媒體呼籲：號召國內民眾發起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而他，則希望建立一個世俗的、民主的、自由的伊朗。他曾表示：如果現政權垮台，他無意在伊朗擔任長期領導角色。而伊朗，應舉行全民公投來決定伊朗人民要君主立憲制還是共和制。

只是，他的呼籲很快就被淹沒在瞬息萬變的伊朗現實之中，顯得孤獨和蒼白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