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天就是5月7號，這個日子將記憶的閘門再次打開。

1966年的5月7日，毛澤東在審閱一份來自軍委的報告後寫下一段批示返至林彪處，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其中針對學生的批示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這段話在當時作為最高指示，自然如聖旨一般被頂禮膜拜，在全中國廣為流傳，甚至幾乎人人都可以背誦。它對當時的學生，包括所有的大、中、小學生影響深遠。從此，正常的教育被終止，原有的教學秩序被摧毀，無數學生在一片狂熱的運動下被裹挾進一場由毛親自打造的巨大的“共產主義試驗”里。在這場試驗中，人人都早已失去了自我，進而淪為螺絲釘、試驗品，若論箇中滋味，恐怕只有當年的親歷者才能有那種刻骨銘心的深刻體會。

此時正值文革前夕，我剛進入小學不久。

1966年5月至8月，隨着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文革”正式開始，以批“三家村”為開端的大批判風潮湧起，接着便是鼓勵學生起來造反，“造反有理”嘛！6月中旬，北京市率先出現學生串聯、批判教師、貼大字報的情況，中學開始出現了系統性的停課。直到8月18日毛第一次接見紅衛兵，進一步鼓舞了學生的革命行動，紅衛兵運動開始席捲全國。全國範圍內的中學、大專院校幾乎全面停課，學生轉向“破四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串聯”等活動。1968年8月，波及全國的“停課鬧革命”達到高潮。

我所在的北京十一學校，一夜之間便從培養共產主義的接班人跌下“神壇”，成了培養修正主義苗子的溫床、“聯動”的黑窩。學校因此被砸，老師被批鬥、抄家。

幾乎所有小學生在家“賦閒”一年有餘，學校回不去，家長們又忙着搞運動，終日無所事事，又無人監管，於是乎這幫停課在家的孩子索性混跡於社會，跟着一幫大孩子屁股後面“裹亂”。

毛終於發現了問題。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說停就停，說復就復，“收放自如”，可見由來已久。

大約一年後，北京開始實行“按片招生”、“就近入學”政策，其直接指導文件是《北京市革委會關於1968年中小學招生工作的意見》（1968年8月），之後全國陸續跟進。

所謂的“就近入學”，標誌着中小學招生制度的重大變革，即：由考試選拔制轉變為“劃片、就近、免試”入學。當然，這政策的背後有着明確的政治導向，旨在破除“升學主義”、“唯分數論”等所謂的舊教育制度，同時打破原有的“重點學校”體制，推動教育的“階級鬥爭化”和“平民化”，以及“工農子弟”優先招生等。

也就是說，雖然已經複課，但革命仍然要“鬧”，美其名曰：“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自此告別了十一學校，被就近分配到胡同里的一所小學，“貴族”破落，貶為“庶民”。

記得當時小學裡也到處瀰漫着“批判資產階級”和鬥爭“黑五類”的緊張氣氛。也許是因為來自“十一學校”，“素質”養成略高，一進校就被當時的班主任看重，於是委以重任：每天在講台前帶領全班同學學習毛語錄，還有“老三篇”，一本小紅書當時被我背得滾瓜爛熟，許多“警句”至今還能脫口而出。

以現在的眼光看，當時的班主任是位20歲上下的姑娘，大約是師範才畢業，圓臉，兩條長辮子，模樣端正，但常常一臉嚴肅，偶爾遇到班裡出現不開心的事，她會急得滿臉通紅。她拿我當作班裡的好學生，成了可供大家學習的榜樣。

最誇張的是，1968年，正是全國範圍內“踢開黨委鬧革命”、“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高峰年。當時學校講究的是：“革委會”一律採用工宣隊、老師、學生“三結合”的管理模式，所以校領導班子裡必須得有學生代表。結果陰差陽錯，或許因為班主任的極力推薦，當時才小學二年級的我忽然就成了“革委會”領導班子的成員。當時全校召開“革委會”成立大會，同時“向毛主席報喜”，規模自然不能小，除了全校人員，全體家長也被邀請到現場觀摩。當時坐在台下的姥姥一眼就看見我赫然端坐於台上，於是大驚，回家後忙問我是怎麼回事？其實來龍去脈我也被蒙在鼓裡，只是在會前簡單向我交代了幾句而已。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小學期間，最讓我無法忘記的事有二：

第一件是全校批鬥老師的一幕。當時我們班主任因事請假一段時間，由一位瘦瘦的女老師代理班主任，她長得清秀自然，戴一副眼鏡，說話輕聲細語，顯得溫文爾雅、知性十足。一天，學校通知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都去大操場開大會，沒有提前通知內容，於是班主任帶領我們來到操場，按順序入場坐下，她則坐在整個班級的後面，便於關照自己的學生。

會議開始，就在所以人都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台上突然傳來一聲斷喝：“把現行反革命、資本家的孝子賢孫XXX壓上來！”剎那間我即刻反應，那不是我們班主任嗎？扭頭回看老師，她顯然也被這突如其來嚇壞了，驚恐之間，手足無措，臉色瞬間變得煞白。此刻已有幾名男老師走到她的面前，喝令她站起來，並將她雙手做反綁狀一路壓上台去。接下來的批判發言我完全沒有聽進去，只記得台上被“噴氣式”壓彎了腰的女老師，完全沒有了之前的和善可親，她偶爾抬起倔強的頭，臉上並無太多表情，但在我當時的眼裡，那分明是一張“可憎惡”的臉！誰叫她是“現行反革命”呢？誰叫她是資本家的女兒呢？

這，就是宣傳洗腦的力量，特別是面對一批尚未完全涉世的孩子！好人與壞人之間，全憑一句話，整個乾坤便顛倒過去，心中碩果僅存的唯有仇恨，而且“仇恨入心要發芽”（樣板戲《紅燈記》中鐵梅語）……

說到第二件，則與我間接有關。那是一次在我們班級召開的批鬥會，批鬥的對象是一位任課老師。她年齡較大，一頭花白的短髮，樣子與一位慈祥的大媽無異。那次批鬥會班主任指定由我主持，但所有的批鬥策劃、會議程序和批鬥發言都由學校其他老師們包攬，我只需照本宣科就行。座位上的同學更是一頭霧水，只有旁觀的份。

我至今仍然想不起那場批鬥會怎麼就發生了呢？似乎沒有任何前兆，只記得當根據議程宣布“將地主婆XXX押上來”時，門外早已準備就緒的一眾人氣勢洶洶，魚貫而入，走在最前面的是被左右兩人押送的那位老教師。隨着押解到位，口號聲隨即響起，無非是“打倒XXX”、“XXX不投降就叫她滅亡”之類的狠話。接下來的批鬥方式則是批判發言夾雜着無休止的質問，質問者厲聲喝斥，老教師的回答如蚊聲般小心翼翼，於是又招致更大的憤怒......那次批鬥時間不長，後聽說是因為那位老教師患有多種疾病，怕時間長了會出意外。

這是我在小學二年級親身經歷的“文革”，荒謬加荒誕。但它竟然就是那樣大模大樣、理直氣壯地發生了，而且在很長時間裡並不覺得哪裡不對勁。可見當時中毒之深！

十幾年後再回故地，那間小學校早已改作它用。老師們也早已不知去向。惆悵之餘，內心惟感內疚的，是當年那兩位被無情批鬥的老師。而她們當時面對的，是一群讓她們倍感操心、卻又糊裡糊塗、乳臭未乾的孩子。不知她們當時作何感想？

倘若有機會再見到她們，一定會懷着深深的懺悔之心向她們真誠地道歉！請求她們的寬恕。

回想起來，當年的我如同木偶一般任人擺布，可其實看去，更像是小丑，遭人恥笑。

當年有記者採訪民間學者、蜀人王康時問他：“當年你含冤入獄多年，如今想來究竟是誰的錯？”

王康沉思片刻答：“是時代的錯誤。”

也許當年王康如此作答，或有難言之隱。然而，倘若只將錯誤歸咎於時代，卻不願反省、不敢反省，或沒有能力反省是誰人、又如何打造了那樣的時代，這樣的反思至少是淺薄的，而且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