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中山国之五：

请愿者的传统

在中国历史叙事中，英雄总是比请愿者更受欢迎。

我们习惯记住起义者、革命者、开国者。

却很少记住那些上书的人、申冤的人、维权的人。

然而从现代法治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恰恰体现在请愿者身上。

因为请愿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

请愿者既不完全服从，也不完全反抗。

他既没有放弃主体地位，也没有否定共同秩序。

他只是要求：

请按照你们自己宣布的规则对待我。

这是现代法治最核心的精神。

古代中国当然也有请愿传统。

从击鼓鸣冤到越级上访，从伏阙上书到清议谏诤，都属于这一传统。

但古代请愿更多依赖统治者的恩德。

它诉诸的是圣君贤臣。

现代请愿则不同。

现代请愿诉诸的是权利。

请求不再是恩典的申请。

而是权利的主张。

这种转变具有划时代意义。

因为它意味着普通人开始以主体身份出现。

林献堂赴东京请愿如此。

印度甘地向英国殖民政府请愿如此。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如此。

东欧异议人士如此。

他们的共同特点都不是革命。

而是维权。

他们要求统治者兑现自己的承诺。

要求法律兑现自己的意义。

请愿者因此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人。

因为他们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最早的桥梁。

在专制与革命之间，存在着第三条道路。

这条道路就叫维权。

而请愿者正是这条道路最早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