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启蒙政治哲学（代序）

这组文章并不是从一个答案开始的。

恰恰相反，它开始于一个困惑。

这个困惑最初来自对现代政治哲学的一种不协调感。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现代政治理解为启蒙的产物。

理性取代神学。

契约取代神授。

公民取代臣民。

法律取代命令。

自由取代服从。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似乎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解放运动。

然而，二十世纪的历史却始终令人不安。

两次世界大战。

极权主义。

革命暴力。

民族主义狂热。

集中营。

政治迫害。

这些现象并没有发生在启蒙之前。

恰恰发生在启蒙之后。

它们并非现代性的外部事件。

而是现代性自身历史的一部分。

于是一个问题开始浮现：

如果现代政治建立在理性、契约和法治之上，那么为什么它会不断产生例外状态？

为什么总有人能够超越法律？

为什么总有人能够以人民、民族、历史或者国家的名义要求服从？

为什么主权似乎总能在危机时刻重新出现？

对于这个问题，施密特给出了著名的回答。

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

规范永远无法穷尽现实。

秩序最终依赖决断。

因此，政治神学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隐藏在现代政治的内部。

施密特的洞见具有巨大的穿透力。

因为他迫使人们看到：

启蒙并未彻底解决政治问题。

然而，他的答案同样令人不安。

如果每一种秩序最终都需要一个能够中止秩序的人，那么现代政治似乎只能在两种选择之间摇摆：

要么相信启蒙的乐观主义；

要么接受主权的必然性。

要么相信理性能够消除例外；

要么承认例外终将召唤主权者。

这种二元对立长期支配着现代政治思想。

但我逐渐开始怀疑：

问题是否出在别处？

也许我们始终把政治理解错了。

也许政治并不是从主权开始的。

也许国家并不是一个人格。

人民并不是一个人格。

历史并不是一个人格。

共同体也并不是一个人格。

如果这些被现代政治不断人格化的对象，本质上只是关系网络而非行动主体，那么许多问题都将获得新的解释。

国家不再是主人。

人民不再是主人。

历史不再是主人。

政治也不再是寻找主人的过程。

于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开始取代传统政治哲学的问题。

不是谁有权统治。

而是谁承担责任。

不是谁拥有最终决定权。

而是谁承担最终后果。

不是谁代表共同体。

而是谁回应共同体。

在这样的视角之下，许多熟悉的概念都需要被重新理解。

国家不再是主权者，而是受托结构。

宪法不再是意志表达，而是授权架构。

革命不再是历史主体的觉醒，而是关系网络的重组。

自由不再是绝对自主，而是关系保持开放。

正义不再是正确分配，而是权力与责任重新结合。

这组文章并不试图建立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

它们更接近一系列思想实验。

一种沿着问题不断推进的探索。

这些探索最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从主权走向责任。

如果启蒙时代的问题是：

人如何摆脱外在权威？

那么后启蒙时代的问题或许是：

在没有绝对权威的世界里，人们如何共同承担责任？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最终会把我们带向哪里。

但我越来越确信：

现代政治最深刻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权力失控。

而是责任始终没有追上权力。

因此，这组文章并非关于如何寻找新的主人。

而是关于如何在没有主人的世界里生活。

如果说启蒙试图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

那么后启蒙政治哲学所关心的，则是如何让任何人都无法成为别人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