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到私法：例外状态之后的政治想象

（《后启蒙政治哲学》之二）

我对受过卡尔·施密特深刻影响的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一直有一个困惑。

这个困惑并不在于他的分析是否准确，而在于他所期待达到的政治目标，是否真的能够由启蒙提供的方法论来实现。

丸山真男毕生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防止日本重新陷入天皇制时代那种无人负责、无人决断、同时又无人承担责任的政治结构。为此，他寄希望于主体性的觉醒，寄希望于公共理性的形成，寄希望于现代公民能够摆脱权威依附而实现自律。

这是一种典型的启蒙思路。

启蒙相信，自由来自自律；政治秩序来自同意；法律来自理性协商；强制的正当性来自社会契约。

即使存在强制，也必须是自我立法意义上的强制。

因此，在启蒙的框架中，强制并不与自由对立。只要这种强制最终能够被还原为所有人的共同意志，那么它仍然属于自由的一部分。

然而问题在于，政治现实似乎从来无法完全被纳入这样的框架。

因为他律和强制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政治生活不可消除的组成部分。

这里，施密特的政治神学构成了对启蒙最深刻的挑战。

施密特指出，自由主义能够讨论一切，却无法决定任何事情。因为任何法律秩序都无法规定这样一个问题：当法律秩序本身失效时应该怎么办。

战争、革命、叛乱、国家崩溃、社会解体——这些情形恰恰发生在规范失去效力的地方。

于是，施密特提出了著名的命题：

“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

例外状态并非法律体系的漏洞，相反，它是法律体系得以存在的前提。

因为任何规范都需要一个无法被规范所规范的基础。

这意味着，在社会契约之外，在理性协商之外，在公共讨论之外，始终存在一种不可还原的决断。

启蒙试图将其排除，而施密特则将其重新发现。

问题在于，施密特虽然揭露了启蒙的盲点，却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施密特的方案仍然建立在公法逻辑之上。

在他的理论中，主权者拥有宣布例外状态的权力，也拥有结束例外状态的权力。正常状态与例外状态之间的转换，最终取决于同一个政治主体。

因此，施密特实际上要求我们相信：

独裁能够主动结束独裁；

紧急权力能够主动放弃紧急权力；

主权能够主动限制主权。

然而这种保证究竟来自哪里？

如果权力本身就是最终根据，那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约束它。

所谓“独裁结束独裁”，不过是一种政治信仰。

它不是法学论证，而是一种神学结构。

在这里，施密特与他所批判的自由主义一样，都陷入了某种无法克服的困境。

自由主义否认例外状态；

施密特承认例外状态；

但双方都默认例外状态属于公法领域。

也就是说，他们争论的始终是：谁拥有公共权力。

而我越来越怀疑，问题本身是否被放错了位置。

为什么例外状态一定属于公法？

为什么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主权的概念之上？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或许能够发现另一种可能。

在私法关系中，同样存在权力的不平等。

委托、代理、监护、托管、信托，都意味着一方暂时取得另一方的行动能力。

但这些权力与主权存在根本区别。

因为它们不是固有权力，而是受托权力。

它们有明确的来源，有明确的目的，也有明确的终止条件。

代理人能够代表委托人签署文件，但代理权并不属于代理人自己；监护人能够代替被监护人作出决定，但监护资格并不属于监护人本身。

一旦委托关系终结，权力也随之消失。

权力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关系。

如果把例外状态理解为类似的结构，那么紧急权力便不再是主权，而成为一种受托权力。

不是“我有权统治你”。

而是“你暂时授权我处理危机”。

这样一来，例外状态的结束便不再依赖统治者的善意，而依赖授权关系本身。

权力的终结不是一种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制度结果。

在这种意义上，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真正需要超越的并不是施密特，而是整个近代政治哲学的公法中心主义。

从霍布斯到卢梭，从康德到黑格尔，从凯尔森到施密特，他们争论的是国家、主权、法律和公共权力。

而一个尚未被充分探索的问题则是：

公共权力本身是否能够被还原为某种特殊形式的私法关系？

如果可以，那么政治秩序的基础就不再是主权，而是信托；

不再是统治，而是委托；

不再是服从，而是授权。

施密特认为，一切权力最终来自决断。

而我越来越怀疑，一切正当权力真正的来源并不是决断，而是信托。

启蒙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它无法解释自由。

恰恰相反，它对自由解释得过于成功，以至于无法解释那些无法避免的强制。

施密特最大的贡献，则在于揭露了这一点。

但他的错误在于，他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强制重新交还给了主权。

于是例外状态获得了承认，却失去了边界。

真正的问题因此变成：

如何承认不可避免的强制，而不让强制变成永恒的主权？

如果未来存在一种超越启蒙的政治哲学，那么它或许不是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对启蒙的修正。

它承认例外状态的存在，却拒绝赋予例外状态永久的主人。

它承认决断的必要，却要求决断始终处于受托关系之中。

它不再从主权出发理解政治，而是从信托出发理解政治。

也许，政治哲学下一阶段的问题，不是如何限制主权，而是如何让主权重新消失在私法之中。